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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胡也频和丁玲住处，常有一些知名青年作家来访，谈起自办刊物，总有人说自己已与某报接洽好，正准备办一个什么周刊。待客人走后，丁玲总是说：“频，这些人要办什么，天生就有那种好运气，一下子就可以弄好了。”胡也频总不放过任何努力的机会：“休，休，我们赶快也去问问，不要他们稿费也行吧。我们写一封信去问问，还是亲自去问问？你说。”
沈从文也总是苦笑，却不作声。他想起自己和胡也频到处接洽，给别人办一个副刊，却总是毫无结果的事，心想：假如我们对文学事业有一种信仰，不必和别人计较一时的得失。眼下，只能在沉静中支持。
可是，胡也频只要一认为有机会，就会立即伏到桌上，给编辑朋友写信。写完后怕丁玲抢去，总要退到墙角里，然后念给另外两人听。末了，总是由沈从文签个名。丁玲说：“频，得了，你们不是文学团体中人，你们文章人家还不肯登载，何苦又去做这种可笑事情？”
胡也频却不觉得可笑，并硬拉着丁玲作陪，顺北河沿走到北大第一院门前，将信塞进邮筒。
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久，胡也频和丁玲实在呆不下去，便一起返回湖南去了。两人前脚走出北河沿公寓，沈从文因和慈幼院方面闹翻，又后脚搬进这公寓。这之后，胡也频不时从湖南写诗寄给沈从文看，沈从文这时正在《现代评论》当发行员，便将这些诗转给《晨报》和《现代评论》发表。由于这些诗的形式和原稿字迹，都与沈从文相近，编辑都以为这些诗是沈从文作的。他俩都喜欢用硬笔头，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几乎没有区别。《现代评论》方面以为也频是沈从文的另一笔名。丁玲也继续着同一书写方式。以至１９２７年，丁玲《在黑暗中》的各篇章开始发表时，《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见到原稿，也以为不出沈从文和胡也频二人之手。
想不到因三人的这同一习惯，在１９２５年４—８月，在丁玲、沈从文和鲁迅之间，惹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１９２５年４月３０日，鲁迅收到了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那是丁玲独自离开北京返湖南之前，因上学无望，处境艰窘，就写了此信向鲁迅求援。
信的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①鲁迅收到丁玲来信后，因不知丁玲其人，就托几个熟人帮他打听一下。
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的笔名，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
于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说，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②
鲁迅信以为真，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和他开玩笑，并因此生了气。７月１２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①
７月２０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又就此事作了进一步发挥：
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确有其女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耳矣。①
后来，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遂涣然冰释。鲁迅很抱歉地说：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②１９７９年，景山在《新文学史料》上勾稽考证了这段往事后，这样说：
９３２沈从文传
①
②艾云：《鲁迅所关怀的丁玲》，载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２日《新华日报》。《鲁迅书信集》上卷：《７５致钱玄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欧阳兰，当时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孙伏园曾认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孥孥阿文”，指沈从文。１９２５年７月１２日，《国文周刊》第５期刊登了沈从文所录一首镇筸方言民歌，歌曰：六月不吃观音斋，打个火把就可跑到河里照螃蟹。
“耶乐耶乐——孥孥唉，今天螃蟹才叫多，
怎么忘了拿箩箩。”
“孥孥阿文”即据此而来。欧阳公即欧阳兰。以丁玲之弟的名义拜访鲁迅的，是胡也频。丁玲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鲁迅先生于我》，载《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１年第３期）251
沈从文和丁玲两位，现均健在。可是他们二人对１９２５年鲁迅书信中提及的这一公案，恐怕都毫不知情吧？①
景山以为鲁迅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而给钱玄同的信又未公开发表，沈从文当时可能不知情。其实，这些谈话和信件的大意，沈从文几乎立即就知道了。这很可能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到处传话有关。１９３１年，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书中，这样说：
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②
当时，沈从文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同样生了气。人总有自己的尊严，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鲁迅见面。１９２２至１９２６年，这两位作家同时住在北京；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他们又同时住在上海，应该是不少见面机会的。在这件事上，鲁迅和沈从文都未能冷静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无论鲁迅还是沈从文，却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
在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在１９３５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①之一。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这年冬天，胡也频和丁玲第二次返回湖南不久，胡也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但他一离开丁玲，便感到分离的痛苦，不久又借钱赶回湖南。丁玲同样不能忍受这种离别的考验，几乎在胡也频南下的同时，从湖南向北京出发。两人乘坐的船却在洞庭湖里错过了。于是，胡也频再从湖南赶回北京与丁玲相会。这以后，两人在北京不断掉换公寓，一会儿银闸胡同，一会儿孟家大院；一会儿景山东街，一会儿北河沿，最后又搬入汉园公寓。在银闸、景山东街，到汉花园，沈从文都是和他俩住在同一个公寓里。
当胡也频、丁玲听从刘梦苇的建议，第二次迁入北河沿公寓时，一些在北京的朋友，见他们二人重回北京，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办一个刊物，由丁玲牵头；并从“未名社”社名得到启示，取名为“无须社”。但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１９２６年，南方革命蓬勃发展。７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同月北伐军进入长沙；８月攻克岳州；继而在汀泗桥击溃吴佩孚主力；１０月，攻克武昌。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进展，南方出现了蓬勃生气。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纷纷南下；胡也频在海军预备学校时的一批同学，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战争。这两方面的朋友都先后写了信来，要他们去武昌看看。
当他们商量这事时，三个人都没有去武昌意思。
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她的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①
——这时，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２５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三人住进汉园公寓后，有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等人经常与他们过从；女朋友中有凌叔华、黄庐隐等，却不常来。
２４２沈从文传
①《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４年版。日本的高畠穰在他的《丁玲传》中，据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所说：“那时形式上我很平静，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极了！”推断丁玲正酝酿着向革命方向转变，并认定“这句话并非出自丁玲之口。”
沈从文传……卑微者之歌
卑微者之歌
１９２７年底，随着第一阶段北京生活的结束，沈从文走完了最初阶段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最先见于报刊，是１９２４年１２月。《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至今能见到的沈从文的处女作。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他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１９２６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三年间，先后发表各类作品１７０余题。１９２６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散文、小说、戏曲、诗歌合集《鸭子》，１９２７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
关于这一阶段的创作，沈从文在《致唯刚先生》①一文中，曾有过极明确的告白：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凡属真诚的创作，不管作者声称如何忠实客观，都不能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渗透作家的主体意识。然而，对于沈从文的早期创作，这种生命的痕迹几乎可以作最狭义的理解。这些作品，在极大程度上，合成了一部沈从文的“自叙传”，是可以当作他的传记材料来读的。正如１９８４年沈从文亲口告诉笔者的，“早期作品写的都是真事，那时还不会虚构”。这里，有着郁达夫将文学当作作家“自叙传”的显明影响。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以叙述亲身经历为主的作品，按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分为往事回忆和目前遭遇实录两部分，而它们又分别由许多小系列组成。如那些篇末标明或未标明的《一个退伍兵的自述》的作品，是他行伍生活的回忆；有关北京西山的一组，是他任职香山慈幼院时经历的叙写；公寓生活一组，则是他来到北京后最初两年穷困处境的实录，如此等等。只是到了１９２７年，一部分以都市人生为题材的作品，才开始逸出“自叙传”的范围，进入他的都市讽刺。
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我曾将这些早期作品按题材分两大类：一是关于自己的乡土——湘西生活的回忆和描事；二是关于都市生活的见闻与感慨。并这样论及他的早期小说内容的客观含义。
１９２８年以前，有关故乡生活回忆的文字占据压倒的比重。这些作品将人带进一个奇异的世界。不消说春天采蕨、捡菌子，秋天摘八月瓜，冬日里赶山围猎，大街上男子汉一对一地单刀决斗，单是临溪而立的巨大水车，因溪流冲激飞快转动时扬起的雪白的水花，碾坊里终日不停地转动的碾谷，就够令人心醉。秋夜里，一群人高举葵或旧竹缆做成的火把，照得溪流上下一片通明，人人腰悬鱼篓，手执镰刀或小网，混合着吃惊、兴奋、相互埋怨的嚷叫，起劲地罟鱼；晴朗的白天，在静寂而深幽的山谷里，随着砍樵人的刀斧起落，刹时间满谷都是“它它它它”的响声。从对山望去，一棵树连枝带叶颓然倒下，老半天，才传来山崩似的巨大响声；腊月里，人们将小米、赤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和在一起，熬着又香又甜的腊八粥；正月里，人们便围着炭盆，煨板栗、烤糍粑、吃白绵蒸肉；月夜里，一个山村小姑娘在深山里，正独自奋力捕捉钻进窝棚的小野猪；黎明时分，一个小哨兵在哨位上，怯怯地听着山坡上“鬼撒沙子”发出的音响；一个患“失心颠”的小伙子，山鬼似的四处游逛，连续几天夜宿专供岩鹰砌巢的老虎峒；一位被落草的山大王既强讨恶要、又大排场地娶商人的女儿做压寨夫人，事情既荒唐又缠绵……作者表现的是偏处一隅湘西的动人风情。这场面，这景象，这情境，对当时的多数读者，简直是闻所未闻。它使人感着新鲜，感着一种刺激、一种兴奋，便是可以想见的了。
文学到底不只为着猎奇，不能止于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沈从文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终究不过是一种特殊民情、风俗、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一种素朴而简陋的忆往的记实，多数甚至算不得小说。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构成它们的基本特色。虽然在作品的某些细部描写上，能够传达出事象特有的那份神气，显示着作者对事象特具敏感的潜在能力。可是，从作品内容的基本倾向看，除了自然景物、民情、习俗的外在风采，实在看不出什么深一点的蕴含。一条温情脉脉的感情细流在这些回忆里流动——一种对孤独的、为人情冷漠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