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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明确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实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虽然贩亡的一方属于自己乡土那支军队，其中多有自己亲友、熟人，但他并未将历史的过错归于对方，是非界限是分明的。将其与《从现实学习》一文所持观点相比较，见出二者的差别。正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确立了沈从文笼统的反战立场；而在具象层次上，沈从文仍有着虽不曾明言，却不难辨识的是非倾向。因此，他看到这支乡土军队一方面虽厌倦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人心解体，另一方面，出于长期的习惯制席的拘束和对小集团利益的依附，一经陷入，终无法自拔。于是，悲剧就在这种情形下被铸定了。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如何形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张，头脑即如何失去应有作用，因此给人同时也给本身带来苦难。想起整个国家近３０年来的苦难，也无不由此而起。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它地方青年的生与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和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事。的过去由此，沈从文联想到黄玉书一家的苦难遭遇，正是在这一时代大悲剧下发生。由于长期形成的对武力集团的依附情绪，许多家乡年轻人便从行伍中讨出路。由这种观念形成的地方风气，一个教师在地方的地位及收入，较之一个连排长就远远不如。一些滞留于乡土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的压力，到末了也只能厕身行伍。学美术出身、生性厌恶当兵的黄玉书，因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排挤，也不得不到军队中厮混。１９４３年，沈从文从去印度受训路过昆明的沈岳荃口中得知，１９３７年与自己在长沙邂逅不久，黄玉书不愿在师部留守处做事，被调到沅水中游的青浪滩，作了一名纹船站站长。表嫂则在乌宿乡下村子里教小学。虽然生活还过得去，却因一生长处无从发挥，始终郁郁寡欢，已经在１９４３年的一场小小疾病中含怨去世了。
亲人赶来一面拭泪，一面把死者殓入个赊借得来的小小白棺木里，草草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旧沉默寂寞生活下去。每月可能还得从正式微薄收入中扣出一点点钱填还亏空。在一个普通人不易设想的乡村小学教师职务上，过着平凡而简单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过因为它是千万乡村小学教师的共同命运，却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
在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写道：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然而下一章，将不是我用文字来这么写下去，却应当是一群生气勃勃具有做真正主人翁责任感少壮木刻家和其他艺术工作者，对于这个人民苦难的现实，能作各种真正的反映，而对于造成这种种苦难，最重要的是那些妄图倚仗外来武力，存心和人民为敌，使人民流血而发展成大规模无休止的内战（又终于应合了老子所说的“自恃者威，自胜者绝”的规律），加以“耻辱”与“病态”的标志，用百集木刻，百集画册，来结束这个既残忍又愚蠢的时代，并刻绘出全国人民由于一种新的觉醒，去合力同功向知识进取，各种切实有用的专门知识，都各自得到合理的尊重，各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人人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为目标，促进现实一种更新时代的牧歌。“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
沈从文传……灵魂的迷乱
灵魂的迷乱
内战爆发后的两三年间，历史向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绝大题目：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基于无法回避的现实：两种力量、两种前途的生死较量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国正处于时代更替的前夜。
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暴风骤雨与战场上的暴风骤雨相呼应，历史遵循固有的逻辑，无情地为自己选择的胜利者开通道路。１９４８年，一场逐渐加强的风暴正降临到沈从文头上，他无从规避自己份定的命运。他的“游离”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超越具象的战争观照、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受到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正是势所必然。而且，这种批判正从具体观点的驳正演绎成目的性的追究。——沈从文的观点对外，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无法避免的没落命运”；于己，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冀望专制帝王的“特别垂青”。一幅幅沈从文的肖像画被描摹出来了：《鸿鸾禧》里的穆季、介于二丑与小丑之间的“三丑”、“清客文丐”……。
沈从文遭到批判的文章，除《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文学周刊〉编者言》，还有《芷江县的熊公馆》。《芷江县的熊公馆》是一篇回忆性的文字。１９４７年，是熊希龄病逝１０周年。１９４８年１月，《大公报》发表了以“纪念熊希龄逝世１０周年”为专栏标题的一组文字，《芷江县的熊公馆》是其中一篇。文章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以亲戚身份作客熊公馆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详尽地描述了熊公馆的形制、陈设，熊希龄参与维新变法及出任国民政府总理的史迹和人格——“实蕴蓄了儒墨各三分，加上四分民主维新思想，综合而成”，“见出人格的素朴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与深思”；熊希龄母亲的为人——“自奉极薄”，待下“忠厚宽和”，并以当年“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映衬眼前的衰败冷落，从中感悟历史和人生。
这篇文章被指认为歌颂老爷太太们的德行，津津乐道地主阶级的剥削，“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而沈从文则是延续“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①到后，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被作了这样的描述：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袭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①在这期间，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折。１９４７年７月，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辽沈战役结束；同月，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战略包围；１９４９年１月，淮海战役结束；同月，天津解放，国民党傅作义部驻防的北平成了一座孤城。
一时间，亢奋与恐慌，期冀与幻灭，坚定与惶惑，一切人类情绪的两极，在北平城内作成一种稀有的交织。一方面，傅作义部正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准备接受和平改编，另一方面，国民党党、政、特系统正纷纷逃离北平，并试图动员一些著名的作家、教授、学者飞往台湾。于是，在争取知识界知名人士方面，中共北平地下党与国民党北平当局之间的较量，也同时拉开了序幕。
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表面上一如既往，然而在暗中，以一些著名教授为对象，围绕着去留问题，两方面的劝说工作正在积极进行，这些教授的寓所里，各种客人来往不断。这种情形也在沈从文家里发生。先是北京大学当局有关人士登门造访，劝说沈从文离开北平去台湾，并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来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其实，在沈从文自己，早就拿定了主意：不去台湾！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去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的事。他过去不曾依附过国民党政权，即便在抗战时期，湖南省选他为参议员，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如今自然更不会对它心存任何幻想。
然而此时，正有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沈从文心里起了疑惧，感到一种不平。随着１９４９年２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和新的政权的建立，这种疑惧与不平逐渐变得强烈起来。
他想起一年来见于报刊的对自己不断升级的批判。“清客文丐！”
“地主阶级的弄臣！”
“他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严厉责备的声音，连续不断地在沈从文耳边轰鸣。
他无法接受这些判决。自己不是反动派！反省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似乎找不到支持这些判决的事实根据。沈从文自有他的理由。正是出于对滥用权力、残害无辜，使人民活得糊涂而悲惨的大小统治者的厌憎，他才走出湘西，寻求生命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为了改造现实，重造现实，他手中的一支笔，没有停止过对军阀政治及嗣后依靠杀人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的批判，并为此担当过风险。２０多年来，一些身为共产党人的朋友，从来没有视他为异己。虽然基于对一切政治的不信任，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过怀疑，但从来不曾与之为敌。即便在目前仍未结束的内战问题上，出于对民族和人类长远发展的思考，虽在抽象的层次上对这场战争作过笼统的否定，却从未将战争的责任归于共产党。相反，在具象的层次，他所追究的，恰恰是“倚仗外来武力”、“屠杀中国人”的国民党政权的责任。他有过对现代政党或集团政治“特殊包庇性”的认识，也有过对“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担心，然而，即便这一切全属杞人忧天，到底只是一种思想认识。而且，这种担心恰恰是需要新政权以自身的实践加以澄清的。这自然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何况，这种担忧决不为沈从文所独有，而是当时为数不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现实。
沈从文自信自己从来不曾与人民为敌。可是，自信无从代替人信。其时，一些与沈从文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人，正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而沈从文却被视为“反动派”；７月，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代表名单上，沈从文也榜上无名。
这似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现象。对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做出恰如其份的政治判断，需要多少精微细致的研究分析！然而，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国事千头万绪，多少重大的问题急待处理，个人的生命哀乐与之相比，自然算不得什么。而且，社会的除旧布新，常常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一些具体问题的精辨细查，只能留待大局已成定势之后。历史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实施它的“四舍五入”法，一些历史的误解也就常常因此发生。
沈从文却解不开这个结，他也缺少解结的必要前提。他并不在意个人的名利得失，但他从中感到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追究这是为什么时，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他的大脑：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和人事处理，是不是出于上面的示意？是不是即将对自己作出极端政治处理的信号？一念及此，沈从文深心里生长起恐怖的阴影，而且无从驱散了。这也难怪。出于对这个新政权早已在另一片土地上铸形的政治管理形态的隔膜，沈从文自然无法理解舆论的批判与实际政治处理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他忧心忡忡，神色不宁。
这种情态使他在亲友间也陷入孤立。他不理解新生政权对他的态度，家人与朋友也不理解他的这种不理解。一个旧的政权的结束，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变带给张兆和与两个孩子的，是一种新时代预期的欢欣。在这个家庭里，沈从文与妻、子的一喜一忧，两种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依照过去的习惯，张兆和知道他又陷入了一种内心里自我恐吓之中。但这次的自我恐吓不像来自抽象的人生思辨。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张兆和感到了困惑。对这个共同生活了１５年的“乡下人”，她第一次觉得有点束手无策了。这颗生命的星体的运行轨道正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她想将他拉入常轨，却不知从何着手。问他为什么老是这种样子，他不作声；想方设法让他高兴，也不见效果。张兆和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累感。她求助于多年来与沈从文具有挚友兼师长情谊的杨振声，杨振声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在几次劝解仍然无效后，杨振声也感到力不从心，只得对张兆和说：“你们别管他，随他去！”
有些替张兆和着想的朋友，竟这样劝她：“看他这样子，丢开他算了！”
在这种内外交攻之中，沈从文完全退缩到自己的内心，感到刻骨铭心的孤独，他在一种悬想的情景中起着大恐怖。——２０多年来，自己在旁人不易想象的情形中，追究“文学运动”的意义，学习运用手中一支笔，实证生命的价值，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也即将失去意义。原先那个对生命有理性有计划的自己，正在被那个宿命论的自己战胜。——沈从文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软弱。“楚人的血液正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理想与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