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即被对上帝和知识的敬爱所激动的）的混合，它不仅仅在欧洲作家的着作中出现。穆拉德二世时期的人口调查说明，在帝国各地共有九万名骚夫塔。这些易于激动的学校青年常常干预有关政治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后一时期。骚夫塔受到“穆伊德”即导师的监督。在学习完结之后，这些年青的学者得到“丹尼什蒙”即着名学者的称号。这时他们可以在三种职业中任选其一：教师，教士或地方官。但是任何人如果希望进入较高的等级——低级穆拉或高级穆拉——时，他在成爲学者后必须在学校中再学习七年。此外还要在穆弗蒂面前通过考试。考试及格的就有资格取得“穆得里”即神学院中的教授或教员的职位。穆得里又按城市的重要性分成十级，低级穆拉就来自最高级的穆得里之中。在教士阶级中占有较高职位的人往往是从埃及来到奥斯曼帝国的，从波斯来的很少；他们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常常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人民的宗教生活受各托钵僧教派的影响比受官方的教土们的影响还要大些。这些教派如纳克什班德教派、迈伍莱威教派、和贝克塔希教派自古以来就在小亚细亚各地广泛传布，后来在鲁美利亚也很流行。一般秘传教义中逐级上升的制度，在伊斯兰教各教派中往往很盛行。虽然入会的人并没有表示不愿作出泛神论神秘主义的最后结论（这种神秘主义不仅使伊斯兰教的教理瓦解，而且把穆斯林从道德戒律中解放出来），但宗教意识是通过神魂出舍的默坐灌输到人们心中的。虽然对迷信的利用也有时在这方面起了直接的作用，虽然迷信本身也可能被教派中不肖的教主利用来达到纯物质的目的，但是不能否认，在野蛮人的情况下，各教派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教化文明的作用。
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着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啓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虽然奥斯曼人承认阿拉伯人在纯科学方面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在历史着作方面却模仿波斯人。最古老的历史学家实际上用波斯文从事着作。虽然后来广泛地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在历史着作中的辞汇充满了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借用的字。这些着作的风格模仿波斯的虚夸修辞，几世纪以来这种风格从宫廷文书中渗入波斯历史着作中，有一个时期也渗入阿拉伯的历史着作中。但是从内容上看来，奥斯曼人对历史着作有肯定的突出的贡献。不错，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和它最初几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只有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是混乱的传奇式的记载。如果没有拜占庭历史家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有把握地来说明这个时期的情况。但是关于后来奥斯曼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事件都有详尽的而且一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目击者的记述，这些人通常都是亲自参加这些事件的发展的高级官员。但是在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关于民族历史的有条理的记录。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巴叶济德一世时期的托钵僧阿默德·阿希克巴沙札德写的，它的风格仍然是非常通俗而且大部分是传奇式的。十六世纪以后，帝国政府任命了正式史官写作历史。第一个史官是赛耳德·丁，他曾任王子的教师、军法官和穆弗蒂，死于1599年。
西方的学术只有在地理学方面才在奥斯曼人中得到了一些发展。甚至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拉丁探险家已经把他们在海上的航行绘制成了航海指南和地图。十六世纪时，土耳其海军大将皮利·赖伊斯学习他们的榜样绘制了地中海沿岸的地图，他随着他叔父克马尔·赖伊斯，后来又跟随着伯尔伯罗萨沿地中海航行了无数次，因而熟悉了这一带的情况。但是在准备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作战的过程中，皮利·赖伊斯也搜集了有关这两个国家在美洲的发现的情报。由于西葡两国对这些情报保守秘密，他必定是通过义大利间谍取得这种情报的。他根据这些情报，在加利波利绘制了一张大西洋地图，这张地图以哥伦布的地图爲蓝本，包括了美洲和欧非两洲的西海岸，地图上的地名是他的情报员用义大利文的形式提供给他的。1517年他在牙罗把这幅地图献给了赛里木苏丹。由于这幅地图爲了要达到政治目的，它没有象他的航海指南一样地出版发行而是被收藏在苏丹的皇宫里，直到1929年才在皇宫的图书馆中发现。同样地，皮利·赖伊斯在完成航海指南三年之后，于1529年将第二幅地图献给苏丹素莱曼一世，这张地图的一部分直到最近才在同一地方发现。这张地图也包括了葡萄牙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纽芬兰新发现的地方，他在那时也熟悉了这些地方。在担任埃及向卡普丹帕夏期间，皮利·赖伊斯于 1547年占领了亚丁，于1551年占领了马斯卡特。随后，他在围攻波斯湾的霍尔莫士时，听到一支敌人的舰队驶来的消息就撤退了。但是他的舰队在巴赖恩群岛失事，他仅仅带了两只船回到苏伊士。由于这件不幸的事，他在开罗被判处死刑。一个世纪之后，最伟大的奥斯曼学者之一哈只·赫勒法在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的帮助下，于1654至55年间将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阿恩海姆，1621年版）译成了土耳其文；哈只曾经以军队中行政文官的身份参加了历次亚洲战争，因而从个人观察中熟悉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在1648年将一本名爲《世界概观》的世界志呈献给苏丹穆罕默德四世。随后他又根据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和其他欧洲资料将这部作品加以修改。但是在他完成这部着作前，于1657年突然逝去。他在1656年曾经出版了一部奥斯曼海上力量史。
奥斯曼人在文学方面的独创性较之在科学方面更要微少。当然，在最初几个世纪中，正如今天一样，在使用土耳其语的地区必定有丰富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托钵僧把神秘主义的宗教精神注入了民族歌曲的形式中，特别是在优努斯·埃姆尔的诗中，这些诗在托钵僧和他们的信徒中间流传了很长时期，而且广泛地爲人模仿。这种艺术不仅在帝国的中心地区，而且在东部边疆地区也盛行一时。十四世纪时，胡鲁菲雅教派的诗人奈西米用安那托里亚东部和阿塞拜疆的方言写诗，他在1404至1405年间被当作异端在阿勒颇处决。十六世纪时，家乡在巴格达的福祖利也使用了这些方言。有关先知穆罕默德和殉道者侯赛因生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在十叶派中特别流行），以及有关托钵僧圣徒和史前时期的苏丹和英雄们的民间故事也以朴实的散文形式打动了农民和土兵的心。但是人们也喜欢用韵文的形式来写这类作品，例如加利波利的亚齐吉—奥格卢在1449年写成的着名的《穆罕默德耶》（muham· mediye）黑海对面的土耳其人也非常推崇这部作品。但是“知识份子”一般都看不起这类作品。正如在科学方面阿拉伯人被认爲是模范一样，在诗歌方面波斯人被认爲是模范。模仿波斯人被认爲是有教养的人值得作的唯一的事情。奥斯曼人以其特有的彻底精神从事于波斯诗的研究。在用语言学阐明波斯经典作品方面，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苏鲁里和波斯尼亚的苏迪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出名。苏鲁里在素莱曼一世时期享有盛名，他是王子穆斯塔法的教师，他爲穆斯塔法写了他对萨迪的作品的着名评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也用波斯文和波斯的格式写作，赛里木一世自己就用波斯文写成了一部大诗集。但是奥斯曼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也努力模仿波斯诗的一切形式，阿拉伯抒情诗被认爲是一切诗的创造的最高峰，但是这种诗只是一味寻求以不断更新的词句来表达范围狭隘的感觉和思想。一些苏丹也参加了这类诗的写作。直到十九世纪时，巴基一直被认爲是一派最卓越的大师。他于1600年在伊斯坦布尔逝世，他的动听的辞汇掩盖了他的诗意的肤浅。查拉勒丁·鲁密和查米耳以及尼扎米的带有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马斯纳维”诗也广泛地爲人模仿。甚至连喜欢讽刺的饕餮颂扬者，波斯的艾卜·易司哈格也有奥斯曼人模仿。
虽然奥斯曼人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但是由于军事封地制，他们能够控制广大的地区，这种制度把他们作爲富有的士绅分配到各处去。实际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从来没有完全同其他民族隔绝过。甚至在塞尔拉克人统治之下时，土耳其人就和小亚细亚的当地居民混在一起了。1272年当威尼斯的探险家马可·波罗经过这个国家时，他发现土耳其人仍然是放牛牧羊的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却是城中唯一的主宰。但是拜占庭大地主的虐政首先将乡村中的希腊居民赶人土耳其人的怀抱中，土耳其人在十四世纪时也侵入了城市。这个时期希腊大主教管区的纪载告诉我们，以前在小亚细亚十分兴盛的基督教在伊斯兰教和土耳其人面前衰落了下去。从开始奥斯曼人就承认参加他们的宫廷和军队中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是平等的公民。甚至在奥斯曼军事贵族最重要的四个家族中，米哈劳格卢家族就属于希腊血统；这个家族起源于比西尼安地方奥林匹斯山脚下的奇尔门基亚堡的领主考泽·迈克尔。迈克尔于1308年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成爲奥斯曼和他的儿子奥尔汗的最忠实的骑士之一，他被授予阿金基指挥官的地位。长期以来，奥斯曼人就通过征募少年而夺取和吸收了被征服人民中男青年的佼佼者。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侍从少年也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来源。根据加尔泽的估计，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1453到1623年间，四十八个首相中只有五个属于土耳其血统：一个是高加索的塞加西亚地方人，十个出身不详，其余的三十三个人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即六个希腊人、十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十一个斯拉夫人、一个义大利人、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格鲁吉亚人。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人社会地位的优越无疑地也诱使他们的许多臣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例如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全部波斯尼亚的贵族，后者借此保持了他们在他们的领地中原有的势力。但是这些伊斯兰教徒不再象小亚细亚老百姓一样被吸收到土耳其人中。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包马克人和克里特人都保留了他们的民族语言。这说明了奥斯曼人爲什麽不能长久占有巴尔干半岛。除了政治上的不公平之外，地方上特别是比较遥远的省份的基督教人民更进一步地受到难以忍受的强迫劳动的压迫。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来提供保卫国家防务的费用。1590年人头税达一个泽金，其价值约合美金二元。其报答是他们享受奥斯曼人的军事保护。在首都和周围的地区，基督教徒按民族和教派分成许多教区。由于在这些地方，对下级政府的专横可以很容易地向中央呼吁求助，因此那里的基督徒，特别是希腊人（罗姆教区），充分地享受公民和宗教的自由。在奥斯曼统治下，他们的大主教的权力甚至比以前在拜占庭时期还要大。受洗礼、结婚．葬礼和圣地参拜全都公开举行，其庄严盛大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大圣日，土耳其当局甚至亲自派新军卫兵在教堂门口站岗，以保证礼拜仪式不受阻扰。
既然原则上奥斯曼国家不干涉宗教事务，它实际上变成了十六世纪初被驱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宗教自由避难所。 1590年前后，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街已经住有两万左右的居民。最初犹太人以演滑稽戏和变戏法的人的身份进入苏丹的皇宫，特别是在赛里木二世时期，他非常喜爱这种娱乐。但是作爲医生，他们也是不可缺少的。来自日尔曼的纳桑·所罗门，阿什克纳齐医生甚至对穆罕默德，索科利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赛里木二世时期，犹太人约瑟夫·纳西发挥了类似迈克尔·坎塔库曾的作用。他的真名字是胡安·米库兹，他曾于1550年带着相当大的一笔财産从葡萄牙迁入君士坦丁堡。当赛里木还是太子和库塔雅总督的时候，纳西就很巧妙地利用了赛里木的享乐习气。赛里木执政后，除了将爱琴海中十个岛屿的收入赐给他之外，还将酒的什一税的包给了他。在他和欧洲人来往时，允许他自称爲纳克索斯公爵，在爱琴海有一个西班牙人代表他作总督。甚至在赛里木逝世后，纳西还保有他的收入，因爲他的膝下无子女，他的财産总归要回到苏丹的国库里去。在近代成爲希腊人和犹太人最危险的商业竞争者的亚美尼亚人，当时在伊斯坦布尔只占有无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主教，他每年必须缴纳一千杜卡的税金。他们作仆人和小商人来维持生活，直到十九世纪时许多亚美尼亚人仍然以此爲生。
虽然在首都的基督教徒一般说来对当时环境都适应得很好，在各省，人们仍然抢着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望。每当欧洲国家在和帝国政府斗争取得胜利时，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就准备参加他一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真正怀有坚定的争取解放的思想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即使在他们被征服而且受到最沈重的压力之下，争取解放的念头也没有在他们心中消失。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通过他们的民族诗歌使人们保持着争取解放的思想，这些诗歌热烈地歌颂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特别是伍卡欣之子马尔考王的英雄事迹。
第三章 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土波之间的冲突
从蒙古人人侵的时候起，波斯就成爲蒙古族和土耳其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物件。我们已经看到土库曼的白羊部族的乌宗·哈桑在打败他的敌手黑羊部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