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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向父权挑战的儿子们，给他们的这种反抗赋予了政治含义，同时得到了反主流文化者及社会活动家的鼎力支持；然而当今的年轻人显得势单力薄得多了。与大多数其他男人一样，他没有亲密无间的同『性』朋友，而他又总是认为与父亲的隔阂纯属个人稳私，所以除了向自己的恋人或心理医生倾诉心中的痛苦之外，他对别人是不愿袒『露』心迹的。60年代的激进运动针对这种父子〃恩仇〃喊出了一个口号：〃不要相信任何年过30的人。〃今天，如此逆主流文化而行的标语已不复存在，但是，坐在心理咨询室为不知根源所在而茫然困『惑』的众多儿子与父亲〃患者〃则大有人在。
弗洛伊德解释了男人关心权力与等级制度的起源。借用达尔文关于原始游牧部落的观念，弗洛伊德假定：统治这个部落的是一个嫉妒心强的父亲，他将部落中所有的年轻和体弱的男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却把最美丽的女子留给自己享用。终于有一天，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他们的父亲，但是随后，儿子们发现没有一个暴君来管理他们，他们就会为了女人而自相残杀，为了避免永久『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他们建立了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以此来规范他们的社会关系。
他们还达成共识设立了一套权力机制，来限制被迫进行的长期争斗。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减少团体内部和代际间暴力冲突导致的一度存在的危险，人类创立了人类文明。当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历史史实方面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事实上，弗洛伊德所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说，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男人的处境，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还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是个亘古恒新的男人主题。父亲终生为可能跌落至权力的低谷担心，而儿子恰恰在父亲在自己心目中地位下跌之时感受到最最深刻的失落。
在《推销员之死》……一个以每个儿子的悲痛万分而告结局的电影中，阿瑟 米勒对这种主题的变化做了探究。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一个胸无大志的儿子也许会让兢兢业业工作以期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的父亲大失所望，即令他早已决心放弃那能将其引向成功彼岸的血腥厮杀，父亲可能的赞许仍会在他的心中刻下一块难愈的疤痕。事实上，对于当今一位年轻人来讲，即使拥有大学文赁也很难在经济上自立。许多人觉得不值得那样做，或者不愿意为了有所成就而投身到残酷的竞争中去。他们情愿过清贫的生活，或做低薪工作，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父亲在能与不能处理男人主题的方式上会影响儿子的抉择。人们期望一位已从成功中获取些许自信的父亲能够给自己的儿子……一个生活窘迫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这样一种信念：无论他身处何地，无论他心在何方，父亲爱他的心依旧。如果父亲觉得有把握能够度过儿子强烈的幻灭期，并能在儿子对自己疏远和充满敌意的情况下，找到维系父子关系的纽带，那么儿子就有机会在矛盾的心情中重新走近父亲，同时相信：父亲将能忍受和理解他，并能在今后某一时间会与他言归于好。
詹姆斯 希尔曼以背叛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初期存在一种原始崇拜，父亲为了不让儿子做出自己曾有的背叛行为，产生自己曾有的矛盾心理，而始终将儿子置于自己的护翼之下。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最终父亲还是背叛了这一亲情关系。事实上，希尔曼持这样的观点：
如果父子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始崇拜有望被打破，但它不仅仅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次具有背叛『性』的危机和决裂。而在《圣经》故事中，背叛是人类意识和责任被逐出伊甸园走入人间的先决条件。
希尔曼进一步讨论了父亲的〃背叛度〃这个为人父至关重要的成分以及儿子相关的宽容度。
当然，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唯一易变的关系。许多人完全是由他的母亲或同『性』恋夫『妇』抚养成人的，有些人则是在一个大的家庭和社区中长大的。有些男人虽然在早期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十分融洽，但后为仍能和父亲和睦相处。我们这里关注儿子与形象幻灭的父亲的关系， 既不是说所有儿子的问题都是父亲的错，也不是说家庭生活有唯一的健康方式。
真的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吗？为了保持和平，人类需要等级制度吗？多一点合作精神少一点等级划分的社会关系会给人类带来更永久的和平和正义吗？亚历山大 米特斯彻利研究了的无父现象的社会后果。所谓〃无父〃，就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国家对家庭生活影响的加深，父亲的地位与权力相对的削弱了。他认为如果社会要超越子女的〃全能子能关系〃……这是家长政治的特征，且要使〃平等关系〃成为可能，就要加强〃意识批评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国民害怕随之而来的自由会退化到族长制时期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像30年代的德国那样。米特斯彻利的论证运用了福罗姆的观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选择与父子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有关。理想破灭的主题在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连过分理想化自己父亲的儿子也会对父亲产生失望感，而且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儿子将来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这有很多可能『性』……过多的失望，或可在面对理想破灭时过多的退缩、抑郁甚至『自杀』，或者躲进幻想和痴狂之中。对一个在复杂而不停地使人理想破灭的社会中按自己的原则来生活的人来说，应付幻灭期的能力就成了一份不可或缺的财富。
有良知的父亲与不领情的儿子的戏剧每天都在重演，在当今这个重新定义〃男子气〃的时代更是如此。这种故事可能会让〃再定义〃爱到局限。如果父子在敌对立场上相持上下，谁也不想让步，似乎两人都把自己本应在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受到训练，转到了子女的竞争上。那么，父子两人会遭受巨大的痛苦并失去讲和的有利时机。
公开地探讨这些问题对父子双方都大有裨益，即使他们各有各的后备和声援队伍。可是，此时没有男人的羞愧问题。没有达到期望值的父亲或儿子会感觉到有些羞愧，而不愿意向别人叙说他的苦痛并寻求帮助。相反，男人可以克服害羞和孤立自己的冲动，他的支持可以帮助父子度过这一疏远期并开始寻求和解之路。
如果父亲过于无能，过于保守或过于倔强而不寻求和解之路，那么儿子可能对强硬的父亲产生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男人的主题包含在子女的活动中。如果父亲可以找到面对儿子的另一种立场，如果父亲真能在这场微型戏剧中既不把自己看成胜利者也不看成失败者，那么儿子也最终可能为父亲努力奋斗而学会尊重父亲，并可能自己为自己找到一条建设『性』的道路。
思索中的男人 30。为什么男人总是害怕占下风
心理疗法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进行。弗洛伊德发明了现代咨询室，在这里日常生活规则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尽管规则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密，可以自由联想，置日常礼节于不顾。现在的心理学者调整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规则，不再问就诊者心里想什么，而是鼓励男人们说出在其他地方无法说的话。在男人世界里和工作的场合，他们不允许自己感到恐惧、『迷』『乱』、懦弱或渴求。他们不能对『性』伙伴说自己幻想和别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求助过『色』情。在治疗中，他们可以试验新的行为，例如脆弱地或恼怒地对待心理医生，并发现这种关系可以保持下来且日益加深，如与父亲、伙伴、同学或朋友之间的关系。
男人可以探究自己原来心灵的秘密，被心理医生视为正常人。心理医生不带任何个人利害关系去评判、劝告患者或将患者转变为自己想像的模样……或至少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心理医生在价值观和能力上不同，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但是理想上，咨询室应当是一个可以使人反省自我、剖析自我，进而完善自我的地方。于是心理医生和就诊者需要考虑使人重新回到真实世界，在那里应用治疗的方法。
相对以前，更多的男人光临了心理医生的诊所。毕竟，如果一个男人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得起心理咨询费，并有足够的耐『性』克服依赖他人的不情愿心理，当压力超出他的承受力，而且通常是他感到无人可以诉说时，现代男『性』文化的行为准则允许他咨询心理医生。并且既然就诊者付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心中的烦恼，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完全服从医生，心理医生只是一个雇佣而已。确信不会泄『露』秘密，而且不用对医生言听计从，男『性』就诊者可以从工作中抽出一小时放松一下，告诉医生一些他永远不会和与他一样过着节奏快、竞争力强生活的人探讨的私事。
有些男人想尽快回到工作中去，越快结束心理咨询越好：〃我是个特别忙的人，我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最近这段时间感到特别的心烦意『乱』，实在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希望病能很快治好，我真的抽不出时间。〃治疗着重于问题方面的研究，但危机一过他就想结束治疗。权力斗争甚至在第一轮治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尔打电话要见我，是他妻子的心理医生把我推荐给他的。我们约见面时间。他想让我找个晚上的时间，我告诉他我晚上没有时间。我给了他两三个开诊时间，他选择了一个。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小时，他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太忙不能赴约，就连打电话的时间也没有。他问我今天晚上是否可以来，我解释说我的时间表已经排满了，于是就让他那个星期晚点来我这里。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却来晚了，因为我不能给他额处的治疗时间而很沮丧。很明显，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地位。从他的第一个预约电话开始，一场战争就已拉开了帷幕：谁的时间更重要？谁是更重要的人？谁将赢得这轮较量并确定我们的约会时间？
男人们互相品头论足，而且能很快地给对方下一个结论。在商界，如果你不能迅速准确地估价对方，那么你就有可能处于劣势。无论对方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或是一个心理医生，一个男人总是害怕对方会打垮、控制和侮辱自己。我们的文化中，关于男人关系有两种最普遍的形象：一种是统治形象，一种是服从者的形象。
有些人对工作，对他们自己亲近的人，而且更可悲的是，甚至对心理医生从来就不能超越这种判断。他们的确接受了一定的治疗，但仅仅是在危急的时刻。可一旦觉得可以控制事物时，他们就立刻停止问诊。换句话说，只因病情严重，他们才愿将自己放在依赖者的位置上，但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对依赖的恐惧感又再次侵袭他们的心头。随着恐惧感的日益加深，他们终于离开了心理诊所。可是在痛苦地中断了一段重要关系，或是在工作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之后，由于担心、顾虑孩子的行为方式，由于心情沮丧却不知根源，由于正经受着『性』无能的折磨，他们不得不再次走进心理诊室接受心理治疗。否则低落的情绪可以导致背痛或心脏病，从而使他们被迫放慢紧张的步伐。因为嗜酒、吸毒、赌博或追求女『色』而想寻找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法〃。也有时，因为患了癌症或艾滋病来看心理医生。大多数男人憎恨感觉脆弱和向别人求助。
在治疗过程中，男人们的传统自我保护意识成了拦路虎。由于害怕依赖别人，他们不愿承认他们其实很想有个人倾听自己的苦恼。由于害怕心理医生认为他们没有男子气，他们不表『露』自己的情感，不讲述自己的『性』困难。由于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不要信任另一个男人，他们就尽力避免和心理医生亲近或是让医生永远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弗洛伊德对这样的男人做如下评价：
在心理医生的分析工作中，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带来的心情沉重，竭力劝一个女人放弃对男『性』阴茎的狂想，因为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努力使一个男人相信对其他男人持服从的态度并不是意味着阉割而是生活中许多关系不可或缺的，于是问自己是否一直为〃向风布道〃这个问题所疑虑，这种痛苦是其他任何困难都无法比拟的。男人反抗的过度『性』补偿产生出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转移。他拒绝向父亲的代替人屈服，他不愿为任何事情对父亲的代替人心怀感激，因此，他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
物质关系理论将这种具有特『色』的权力斗争归结为大多数男人们所共有的自恋特质的表现。科恩伯格认为，心理医生必须正视并解释隐藏在就诊者背后想要在咨询室内抓住权力的愤怒，科胡特则鼓励医生转移化解愤怒之下的痛苦和创伤。一方面，他贬低心理医生是为了感到优越（也就是发现一位有足够能力帮助他的既定代理人将使他绝望）；另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心理医生确实很有能力，但忧心忡忡，唯恐对如此强大的这样一个人的羡妒之情会失去控制。心理医生必须避免使就诊者陷入进退两难的任何一边，也必须寻找或创造机会跟他谈论他的各种关系中的这种情况。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挖出就诊者那需要贬低或理想化其他人的心理基础，而患者也就能够克服那种妨碍他亲近别人的矛盾心理。
心理医生必须找到一个能与就诊者接触，获得他的信任的办法。控制还是服从的问题在诊询过程中十分突出。我想我不能对比尔表现得太被动，例如向他屈服并找个在晚上的时间给他开诊，以免被他看作是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人，从而认定像我这样的弱者是不能治好他的病的（当然，如果碰巧在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