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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科学家能在他自己的领域中尽全力促进国际合作。许多国家对今天原子核物理研究的重视和不同国家的科学工作水平仍然十分悬殊的事实，有利于这种工作的国际合作。许多不同国家的年轻科学家可以聚集在从事着现代物理学领域中的紧张活动的研究所中，而对于困难的科学问题的协同研究将促进相互的了解。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这一个例子中，在许多不同国家之间甚至能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公共的研究所，并共同努力建造昂贵的原子核物理研究用的实验设备。这种合作当然有助于在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建立对于科学问题的一个共同态度——甚至对纯科学问题之外的问题也抱共同态度。当然，人们无法预料，这样播下的种子在这些科学家回到他们的老环境中并且重新参与他们自己的老文化传统时，将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但人们很少怀疑，不同国家的年轻科学家之间和每个国家不同代的科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将有助于使许多问题不太紧张地接近新的状态，即较老的传统力量和现代生活的必然需要之间达到了平衡的状态。这特别是科学的一个特征，由于这种特征，没有任何东西比科学更适合于建立不同文化传统间的头等巩固的联系。事实是，关于专门科学研究工作的价值的最终判定，关于研究工作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问题，并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权威。同时，在人们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之前，在人们能构区分真理与谬误之前，需要花费许多年时间；但最后问题将被判定，而判定不是由任何科学家的集团作出，而是由自然本身作出。由此可见，科学思想在科学爱好者中传播的方式与政治思想的传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一些政治思想可以得到大量人民群众的信服，正是因为它们将合于、或者好像符合于人民的主要利益，而科学思想的传播却只是因为它们是真理。它们是保证科学陈述的正确性的客观的和最终的标准。
这里关于国际合作和思想交流所谈到的一切，对于现代科学的任何部门当然都是同样真实的；它决不应当仅限于原子物理学。在这方面，原子物理学只是许多科学部门中的一个，而且即令它的技术应用——武器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给这个部门以特殊的份量，也没有理由认为在这个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比在任何其他领域要重要得多。但我们现在还必须讨论一下本质上不同于以往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现代物理学的那些特征，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再一次回顾欧洲的这种发展的历史，而这种发展是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结合而实现的。
在历史学家中曾经常常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在十六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的兴起就是人类思想的早期倾向的自然结果。可以这样说，基督教哲学的某种倾向会导致非常抽象的上帝的概念，他们把上帝抬到如此高高在上、超越世界的地位，以致人们开始考察世界的时候用不到同时在世界上还看到上帝。笛卡儿分类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最后一步。或者，人们可以指出，所有十六世纪的神学争论引起了对这类问题的普遍不满，这类问题并不能真正合理地解决，而是纠缠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中；这种不满有利于对同神学争论完全无关的那些问题发生兴趣。或者人们可以只谈到通过文艺复兴进入欧洲社会的新精神的巨大活动。总之，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威，它与基督教或者基督教哲学无关，也与教会无关，这是经验的权威，经验事实的权威。人们能从这种权威追溯到老的哲学倾向，例如追溯到奥卡姆（coccam）和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的哲学，但只有到十六世纪以后，它才成为人类活动的生气勃勃的力量。伽利略不仅想到机械运动、单摆和落石；他还定性地试验了这些运动是如何发生的。这种新的活动在开始时当然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基督教的背离。相反，人们谈到了上帝的两类启示。一类写在圣经中，另一类将在自然的书中被发现。圣经是过去的人类写出的，因而容易有错误，而自然是上帝意志的直接表示。
然而，注重经验是和实在面貌的缓慢和逐渐的变化相联系的。在中世纪，我们今天称为一个物的象征意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它的原始实在，现在，实在的面貌改变为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感官感知的东西。我们能够看到的和接触到的东西成为原始他真实的东西。而实在的这种新概念能够同新的活动相联系：我们能够实验并看看物真正是怎样的东西。很容易看出，这种新态度意味着人类精神开始进入了新可能性的广大领域，并且很容易理解，教会在新运动中与其说是看到了希望，不如说是看到了危险。对伽利略的与他对哥白尼系统（Copernican
system）的观点有关的著名审判，标志了进行一个世纪以上的斗争的开始。在这次争论中，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主张经验提供不可辩驳的真理，不能委托任何人类权威来判定自然中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判定是由自然作出的，或者在这个意义上是由上帝作出的。另一方面，传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则主张由于对物质世界的过分注意，对我们用感官感知的东西过分注意，我们丧失了同人类生活的主要意义的联系，丧失了同在物质世界之外的那部分实在的联系。这两类主张不能共存，因此任何协议和决议都不能解决问题。
同时，自然科学开始作出了物质世界的一种更清晰和广阔的图景。在物理学中，这种图景是用我们今天称之为经典物理学概念的那些概念来描绘的。世界由空间和时间中的物体组成，物体由物质组成，物质能产生力并受到力的作用。事件由于物质和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每个事件都是其他事件的结果和原因。同时，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瞑想的转变为实用的。人们不再大关心自然是怎么样的；而更愿意向人们能够利用自然做些什么。因此，自然科学转向了技术科学；知识的每一步进展都和从它能引导出什么实际应用的问题相联系。这不仅在物理学中是真实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中，情况也基本相同，而医学或农业中新方法的成功对这种新倾向的传播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这样，直到十九世纪发展了自然科学的一个极端僵硬的框架，它不仅构成了科学，而且还构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见解。这个框架得到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性等经典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的支持；得到适用于我们用感官所感知的或用技术科学所提供的精密工具所观察到的事物的实在概念的支持。物质是初始的实在。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
另一方面，这个框架是过于狭窄和僵硬了，以致干在其中难以找到一个地方来安排我们语言的许多概念——那些永远属于它的真正实质的概念，例如精神的概念、人类灵魂或生命的概念。精神只能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面镜子被纳入总的图景；并且当人们在心理科学中研究这面镜子时，科学家常常倾向于—一如果我可以作进一步类比的话——更注意它的机械性质，而不太注意它的光学性质。甚至有人还试图在那里应用经典物理学的概念，首先是因果性的概念。同样，生命被解释为由自然律支配的、完全由因果律决定的物理学和化学过程。达尔文的进化概念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充分证明。在这个框架中，特别难以找到曾经是传统宗教的对象而现在看来似乎只是一种假象的那部分实在的位置。因此，在那些欧洲国家中，由于人们惯于追随这种观点直到最终的结果，科学对宗教的一种公开的敌意发展起来了，甚至在其他国家中，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歧也有日益增长的趋势；只有基督教的伦理标准与这种趋势无关，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对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的信仰代替了人类精神的一切其他保护物。
现在回过来谈谈现代物理学的贡献，人们可以说，由它的成果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是十九世纪概念的这种僵硬框架的解体。当然，以前也曾作了多次尝试去摆脱这个僵硬的框架，这个框架对于理解实在的主要部分，显然是太狭窄了。但是过去未能发现，像物质、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等在科学史上曾经是如此极端成功的基本概念中，有什么可能是错了。只有用技术科学所能提供的全部精密仪器所作出的实验研究本身及其数学解释，才提供了批判分析（或者可以说，是被迫批判分析）这些概念的基础，并最后地导致了僵硬框架的解体。
这种解体是明确地分两个阶段发生的。第一阶段是通过相对论，发现了甚至像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基本概念也能够改变，并且事实上根据新的经验也必须改变。这种改变并不涉及自然语言中时间空间的多少有点模糊的概念；但确实涉及到牛顿力学的科学语言中它们的准确的形式系统，尽管牛顿力学过去曾被错误地当作是最终的力学。第二阶段是关于原子结构的实验结果迫使人们进行的关于物质概念的讨论。物质的实在的观念或许是十九世纪中概念的僵硬结构中最坚固的部分，而且这个观念至少已结合着新的经验加以修正。这些概念在属于自然语言的范围内，仍然未受到触动。当人们必须描述原子实验和它们的结果时，可以毫无困难地谈论物质，或谈论事实，或谈论实在。但是要将这些概念科学地外推到物质的最小部分，那就不是用经典物理学所建议的那种简单方式所能办到的，虽然它已错误地决定了关于物质问题的一般见解。
首先必须把这些新结果看作是对多少有点勉强地把科学概念应用干它们并不隶属的那些领域的严重警告。例如，把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应用于化学中，已经是一个错误。因此，人们现在不大会倾向于假设物理学的概念（甚至量子论的那些概念〕能够肯定地应用于生物学或其他科学的任何方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尝试让新概念进人那些秤学部门，即使在这些部门中旧概念对理解现象曾经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在应用旧概念似乎有点勉强或显得不十分适合干问题的那些方面，我们将尝试避免作任何轻率的结论。
不仅如此，现代物理学的分析和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这样一个经验，就是：自然语言的概念既然是模糊地定义的，似乎在知识的扩展中，比起科学语言的准确术语更为稳定，因为这些科学语言只是从有限的一组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一种理想化情形。事实上这不值得奇怪，因为自然语言概念是从与实在的直接联系中形成的；它们代表实在。确实，它们没有很好地定义，因此可以随着世纪的消逝而发生变化，就像实在本身那样，但它们决不丧失与实在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科学概念是理想化情形；它们是从用精密的实验工具所获得的经验推导出来，并通过公理和定义准确地定义下来的。只有通过这些准确定义，它才能将概念和数学方案联系起来，并从数学上推导出这个领域内可能现象的无限多样性。但通过这种理想化和准确定义的过程，与实在的直接联系丧失了。在曾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的那一部分中，概念仍然很密切地符合于实在。但在包含另一些类别的现象的自然的其他部分中，这种符合就可能丧失了。
在记住自然语言概念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稳定性的同时，人们看到——根据现代物理学的经验——我们对精神、人类灵魂、生命或上帝意志等概念的态度将不同于十九世纪，因为这些概念属于自然语言，因此与实在有直接联系。确实，我们还将认识到，这些概念都不是在科学意义上很好地定义了的，并且它们的应用可能导致各种矛盾，暂时我们还必须使用这些概念，虽然对它们未作分析；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它们接触了实在。在这方面，回想一下甚至在秤学的最准确部门——数学——中，我们也不能避免使用包含矛盾的概念，可能是有用的。例如，大家都知道，无限的概念导致前面分析过的那些矛盾，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不可能创立数学的主要部门。
十九世纪的人类思想主要倾向于对科学方法和准确理性的术语的日益加强的信仰，并且这种倾向也促使人们对不适合于科学思想的闭合框架内的那些自然语言概念——譬如，宗教的那些概念——表示普遍的怀疑。现代物理学已在许多方面加强了这种怀疑；但同时它又转而反对过高估计准确的科学概念，反对这种怀疑本身。对准确的科学概念的怀疑并不意味着对理性思维的应用范围应有明确的限制。相反的，人们可以说，人类的理解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无限制的。但是，现有的科学概念总是只能涉及实在的有限部分，而其余尚未理解的部分却是无限的。当我们从已知向未如推进时，我们可以希望去理解，但是同时我们可能必须学习“理解”一词的新意义。我们知道，任何理解最终必须根据自然语言，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确实地接触到实在，因此，我们必须对有关这种自然语言及其主要概念的任何怀疑表示怀疑。由此可见，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概念，就象在过去任何时候使用它们一样。这样，现代物理学或许已为对人类精神和实在的关系的更广阔的见地打开了大门。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门现代科学正向在文化传统上完全不同于欧洲文化的世界其他部分渗入。在那些地区必定比欧洲更强烈地感觉到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这种新活动的冲击，因为欧洲在两三个世纪内发生的生活条件的变化，在那里将在几十年内发生。人们可以预料，在许多地方，这种新活动必定以旧文化衰退的状态出现，以推翻全部人类的幸福所依靠的敏感的平衡这样一种残忍和野蛮的姿态出现。这样的后果是不能避免的；必须把它们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一种面貌。但即令在那里，现代物理学的开放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