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国民的礼仪感一直体现到举止的一切细枝末节，从其中抽出一个最轻微的东西，把它当作典型，据此对原则本身做出批判，这是颠倒了推理方法。吃饭相遵守吃饭的礼法，哪一个更重要呢？一位中国的贤人（孟子）回答说，“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①即使把方寸之木放在岑楼之上，也不会有人说它比岑楼还高吧。②或许有人会说，“说真实话与遵守礼仪，哪一个比起来更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日本人与美国人会正相反的。——不过，在论述有关信实与诚实这个题目之前，我对此先不作评论。
① 《孟于·告子下》。——译者
② 岑楼是像山那样高而尖的楼。按《孟子·告子下》里面的原文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译者
第七章 诚
没有信实和诚实，礼仪便是一场闹剧和演戏。伊达政宗说：“礼之过则谄。”一位古代的和歌作者告诫说：“心如归于诚之道，不祈神亦佑焉”，他超越了波洛尼厄斯。孔子在《中庸》里尊崇诚，赋予它超自然之力，几乎把它与神等量齐观。他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述了诚的博厚和悠久的性质，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力量。“诚”这个汉字，是由“言”相“成”结合而成，使人不禁想到它与新柏拉图学派的逻各斯①说颇相类似——孔子以他那非凡的神秘的飞跃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① Logos，有语言、思想、意义、概念等义。——译者
谎言和遁辞都被看作是卑怯。武士的崇高社会地位，要求比农民和市民更高的信实标准，所谓“武士一言”——德语的Riter…wort恰好与它相当——就是对所说的话的真实性的充分保证。武士重然诺，其诺言一般并不凭签订证书而履行。认为签订证书与他的品位不相称。流传着许多因“食言”，即一口两舌而以死抵偿的故事。
由于重信实到如此崇高，因此，真正的武士就把发誓认为是对他们名誉的毁损。这一点是与一般的基督徒经常违背主的明确的“不要发誓”的命令不同的。我知道武士呼叫众神或凭着佩刀来起誓。但是他们的誓言决不会堕落成形式上的游戏或毫无诚意的感叹词。为了强调其誓言，常常是不折不扣地以沥血来判断。作为这种方法的解释，我只要求读者参看一下歌德的《浮士德》就够了。
最近有一位美国人写的书说：“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谎言和失礼你来取哪一个？他会毫不踌躇地回答说：“‘谎言’。”皮里博士这样说①，是一部分对了，一部分错了。不仅是普通的日本人，甚至连武士也会像他所说的那样来回答的，在这一点上来说是对了。但是博士把日语的谎言（ウソ）这个词译作“falsehood”（虚伪），给它加以过重的分量，这一点却错了。所谓“ウソ”这个日本词，大都用来表明并非真实（“マコト”）或并非事实（“ホントウ”）。如果引用洛厄尔②的说法，华滋华斯未能区别真实和事实，普通的日本人在这方面是同华滋华斯一样的。询问日本人，或者有些教养的美国人，他是否喜欢你，或他是否有胃病？大概他会毫不迟疑地用谎言来回答：“我很喜欢你”，或“我很健康，谢谢。”与此相反，单纯为了礼仪而牺牲真实，使成了“虚礼”、“以甜言蜜语来骗人”。
① 皮里：《日本的真相》，第86页。——作者
② 洛厄尔：（1855—1916）美国天文学家，曾旅居日本。著有《远东的精神》等。——译者
我知道我现在谈的是武士道的信实观。但是稍微说几句有关我国国民商业道德的话，可能也并非不恰当。关于这点，已从外国的书籍报纸上听到了许多怨言。松弛的商业道德确实是我国国民声誉上最糟的污点。不过，在痛骂它、或者因此而过早地责难全体国民之前，我们何不冷静地研究它一下呢？果尔，我们会对未来感到慰藉吧。
在社会上一切较大的职业中，没有比商业离武士更远的了。商人在所谓的士农工商的职业阶层中，被置于最低的位置。武士靠土地获得收入，而且，假如他自己愿意的话，甚至可以从事业余农业。但是柜台和算盘则受到嫌弃。我们了解这样社会安排的睿智。孟德斯鸠早已表明，使贵族远离商业，是预防财富积聚于掌握权力者手中的值得称赞的社会政策。权力和财富的分离，会使财富的分配接近均衡。迪尔教授在他所著的《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世纪的罗马社会》中，论证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允许贵族从事商业，结果产生了少数元老家族垄断财富和权力的情况，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
因此，封建时代的日本商业，从未发达到在自由情况下它应达到的程度。对这种职业的轻蔑，就自然而然地使那些不顾社会褒贬毁誉的人们集聚于其范围之内。“把一个人称为贼，他就会去偷。”如果某一职业蒙受玷污，那末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就会照此来定他们的道德水平。正如休•；布莱克所说：“正常的良心会一直上升到对它所要求的高度，又很容易下降到所期待于它的标准的界限。”大概这是十分自然的，不论商业或其他职业，任何职业没有道德准则不行，这是不屑说的。封建时代的日本商人在他们之间也有道德准则，没有它，诸如同业公会、银行、交易所、保险、票据、汇兑等基本的商业制度，尽管正处于胎儿状态，就不会取得发展。不过，在他们同自己的职业以外的人们的关系方面，商人的生活完全适合于对他们阶级的评价。
由于这种情况，我国在开放对外贸易时，只有最冒险的而且毫无顾忌的人才奔向港口，那些可敬的商号，尽管当局一再要求其开设分店，却暂且继续表示拒绝。那么，武士道就没有力量去阻止商业上的不名誉的趋势吗？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点。
正如熟悉我国历史的人所记得的那样，我国在开放对外贸易口岸仅仅数年之后，封建制度便被废除了。与此同时，武士的俸禄被取消了，发给公债来作补偿，这时他们可以自由地将公债投资于商业。于是，诸位或许会问：“为什么他们没能把其高度自豪的信实应用到他们的新的事业关系方面，用它来改革旧弊呢？”许多高洁而正直的武士，在新的而且不习惯的工商业领域与狡猾的平民竞争对手竞争时，由于完全不知道讨价还价而招致难以挽回的大失败，关于他们的命运，凡是看到的都哭不胜哭，有感情心的人都会同情不已。据说即便在美国那样的实业国家中，几乎要有百分之八十的实业家失败，那么即使从事实业的武士，在这个新职业中，成功者百人难得有一个，也就不足为奇。关于尝试把武士道的道德应用于商业交易而毁灭了多少财产，确定这个数额是要费时间的。不过，财富之路并非荣誉之路，谁一看都会马上就明白。那么，两者的差别究竟在哪一点呢？
在莱基所列举的信实的三个诱因，即经济的、政治的和哲学的诱因中，第一个诱因，正是武士道所缺少的。第二个诱因，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中也没能获得多大发展。正直所以在我国国民的道德条目中获得了崇高地位，是其哲学的诱因，正如莱基所说，即其最高的表现。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很高的商业道德，当我以所有的诚意和尊敬询问其最终的基础时，我得到的答复是：“正直是最佳的政策”——就是说正直是合算的。那么，德行本身岂不就是这种德行的回报吗？如果说因为正直要比虚伪能得到更多的现金所以遵守它的话，我恐怕武士道宁愿沉溺于谎言之中！
虽然武士道拒绝所谓“以一还一”的报偿主义，狡狯的商人却容易接受它。莱基所说信实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工商业的话极为正确。正如尼采所说，正直是各种德行中最年轻者——换句话来说，它是现代产业的养子。没有这个母亲，信实就好像一个出身高贵的孤儿，只有最富有教养的心灵才能养育他。这样的心灵在武士中是普遍具有的，不过，由于没有更平民的而且注重实利的养母，这个幼儿就未能得到完美的发育。随着产业的发展，人们就会理解，作到信实是容易的，不是有利可图的德行，试想想看——俾斯麦对德意志帝国的领事发出训令，警告说：“其中德国船只装载的货物，在品质和数量两方面都显得可悲地缺乏信用”，这是在不久前1880年11月的事。然而，今天已较少听到德国人在商业上不注意、不正直的事了。20年间，德国商人终于学到了正直是合算的。我国的商人也已经发现了这件事。关于除此以外的事，我要向读者推荐两本对这点能够作出确切判断的新书①。与此相关联，谈谈甚至借债的商人也会以提出保证书的形式把正直和名誉作为最可靠的保证，可能是饶有兴趣的。“在拖延偿还惠借款项的期限时，即使在大庭广众面前嘲笑我，也毫无怨言”，或者“在不偿还时，情愿骂我是混蛋”写上诸如此类的词句，是普通的事。
① 克纳普：《封建的和现代的日本》，第1卷，第4章。兰塞姆（Ransome）：《转变期中的日本》。——作者
我常常自省，武士道的信实，是否还有比勇气更高的动机。由于没有不得作伪证的正面的戒律，谎言并不被判作罪行，仅仅被当作懦弱而受到排斥。这个懦弱是极其不名誉的。事实上，正直这个观念是同名誉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的，而它的拉丁语和德语的语源和名誉是同一个词。于是我就到了应当考察一下武士道的名誉观的适当时机了。
第八章 名誉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的自觉。因此，使成为生来就懂得重视随其身分而来的义务和特权，并受到那种教育的武士所不能不具有的特点。虽然那时并未自由地使用像今天作为honour的译名而普遍使用的“名誉”一词，但这个观念是用“名”、“体面”、“名声”等词语来表达的。这三个词语，使人联想到《圣经》上所使用的“名”（name）、从希腊语派生的“人格”（persona1ity）以及“名声”（fame）。令名——人的名声，“人本身的不朽的部分，没有了它人便是禽兽”——对它的清白的任何侵犯理所当然地都会感到是耻辱。廉耻心是在少年教育中所应培养的最初的德行之一。“会被人耻笑的”，“有损体面”，“不感觉羞耻吗”等等，就是对犯了过失的少年，为促使其行为端正而做的最后的诉说。打动少年的名誉心，如同他在母腹中已受到名誉的培养一样，触及到他心情的最敏感之处。因为名誉是同强烈的家族自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它的确是出生以前的熏陶。巴尔扎克说，“社会失去了家族的纽带，就失去了孟德斯鸠称之为‘名誉’的基本力量。”的确，照我看来，羞耻的感觉乃是人类的道德自觉的最初的征兆。我认为，由于尝了“禁果”而落到人类头上的最初而且最重的惩罚，既不是生育孩子的痛苦，也不是荆棘和蓟草，而是羞耻感的觉醒。再也没有比那最初的母亲（夏娃）喘息着胸脯，颤抖着手指，用粗糙的针来缝那沮丧的丈夫摘给她的几片无花果树叶的情景，更为可悲的历史事件了。这个不服从的最初之果，以其非他物所能企及的执拗性顽固地纠缠着我们。人类所有的裁缝技术，在缝制一条足以有效地遮蔽我们的羞耻感的围裙上一直还未取得成功。一位武士＇新井白石＇，在他少年时代就拒绝在品质上与轻微的屈辱妥协，他说，“不名誉如同树的伤痕，它不随时间而消逝，反而只能增大”，这是正确的。
卡莱尔说，“羞耻是一切德行、善良风度以及高尚道德的土壤”，而先于他数百年，孟子就曾以几乎同样的词句＇“羞恶之心，义之端也”＇①教诲过了。
① 《孟子•；公孙丑上》。——译者
在我国的文学中，虽然没有像莎士比亚那样借诺福克②之口道出的雄辩，但是，尽管如此，对耻辱的恐惧却是极大的，它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在武士头上，甚至每每带着病态的性质。在武士道的训条中，一些看不出有任何值得肯定的行为，却可以名誉之名而做了出来。因为一些极其琐细的，不，由于想象的侮辱，性情急躁的自大狂者就会发怒，立即诉诸佩刀，挑起许多不必要的争斗，断送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个商人好意地提醒一个武士他的背上有个跳蚤在跳，便立刻被砍成两半。其简单而又奇怪的理由就是，因为跳蚤是寄生于畜牲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牲等同看待，是不能容许的侮辱——不过，这样的故事荒谬透顶，令人无法相信。但是，像这样的故事所以得到流传，包含着三层意思。这就是：（1）为了吓唬老百姓而编造出来；（2）有时实际上滥用了武士的名誉身分；以及（3）在武士中发展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廉耻心。拿一个不正常的例子来责难武士道，显然是不公平的，无异于要从宗教的狂热和妄信的结果即宗教审判和伪善中来判断基督的真正的教导一样。但是，正像宗教的偏执狂比起醉汉的狂态来，毕竟还有些动人的高贵之处一样，在有关名誉的武士的极端敏感中，难道看不到那潜在的真正的德行吗？
② 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人物。
纤细的名誉训条所容易陷入的病态的过火行动，却靠宽恕和忍耐的教导而极大地抵销了。因很小的刺激而发怒，被讥笑为“急躁”。俚谚说：“忍所不能忍，是为真忍”。在伟大的德川家康的遗训中有如下的话——“人之一生如负重担走远道。勿急……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责己而勿责于人”。他以自己的一生来证实了他所说的话。某一狂歌师①假借我国历史上三个著名人物之口，说出了显示三人特点的如下的诗句，织田信长咏道：“不鸣就杀了你，子规”。丰臣秀吉咏道：“不鸣，就逼你鸣，子规。”而德川家康却咏道：“不鸣就等到你鸣，子规。”
孟于也大为称赞忍耐和坚忍。他在某处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