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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圈子〃的又一种最常见的因素和条件是〃籍贯〃。中国人历来重籍贯，直至今日，中国人的档案材料中，差不多都有〃籍贯〃一栏。中国文化认为，不同的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气质，或刚，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犷，或细密，或耿直，或油滑。如民谚云〃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辽宁辽宁人什么都敢干〃，都如此。这种文化气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行业职业，如〃江南出才子，山东出响马〃，〃宁波出商贾，绍兴出师爷〃。同一籍贯的人，由于文化气质相近，当然也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于是〃同乡〃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叫〃乡谊〃。如果都是背井离乡、出来谋生者，则同乡之间，也是必互相照应的。
以上三种最常见的〃圈子〃中，又以〃同乡〃为最常见，最普遍。一是因为每个人无论有无职业、学历，都有籍贯，都有乡里，因此最具普遍『性』；二是因为〃乡〃与〃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乡情〃本身便带有〃亲情〃『性』质或〃亲情〃意味，故谓之〃乡亲〃。事实上，各种〃圈子〃都多少具有〃类家庭的『性』质：〃师〃与〃父〃，〃友〃如〃兄〃，〃门规〃、〃行规〃如〃家法〃，而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的交往，也往往以自己的〃家〃为中心而向外幅『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在城镇叫〃街坊〃，在农村里叫〃邻里〃。街坊邻里的关系，有时比亲属还要密切，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门对门、墙隔墙的近邻，关系最亲密，因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见得多，自有〃情面〃。亲热的说法，叫〃有墙是两家子，拆了墙就是一家子〃。街坊邻里是一个〃圈子〃，扩大一点，就是〃乡里〃，再扩大一些，同一县，甚至同一省，都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感情自然非比寻常。
〃圈子〃既以〃认同〃（同乡、同年、同行）为前提，则〃圈子〃一旦形成，便难免〃党同伐异〃，把〃圈内人〃视为〃自家人〃，把〃圈外〃人视为〃外人〃，严格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进行交往。比方说，几个人在一起，如果都是〃自家人〃，就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而且可以相互开一点〃出格〃又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这时又来一个人，而且是〃圈子〃以外的人，则玩笑立即停止，甚至大家都不说话，弄得那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十分尴尬。至于略带隐秘『性』的信息、传站、〃小道消息〃，也首 是在〃圈子〃内相互传递，而且传递时还往往要加以叮嘱：〃不足与外人道〃。尤其是关系到某种实际利益的消息，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让〃圈内人〃〃近人楼台先得月〃。也就是说，必须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给予适当的〃照顾〃。
其实，所谓〃圈子〃，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资源共享〃的意思。比如〃同乡〃，就是共同耕种一块土地，共饮一江一河一井之水者，所以〃乡〃字写作二人相向而食之状。其余如〃同学〃，是共享〃知识资源〃；〃同事〃，是共享〃行业资源〃。依照中国文化的〃人情原则〃，先前既然共享了资源，则现在有了新的资源，也同样必须拿出来共享。这正如先前我在你家里吃了饭，则现在你来我家，我也一定要请你吃饭一样，是一种讲〃良心〃有'〃回报〃的表现。这是中国人必须普遍遵循的一条道德原则，甚至一个盗贼，行窃得手后，如碰上了另一个盗贼，也要〃见面分一半〃，以示〃利益均沾〃，因为大家都是〃圈内人〃。如果该盗贼竟然违背了这一原则，则他在〃江湖〃上，便会立即声名狼籍，不但从此休想再和大家一起共享资源，而且很可能连〃立足〃都成问题。
然而，〃均沾〃者决不止于〃利〃，还有〃害〃。正如公与私。你与我难以区分，利与害也不过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所以〃共享资源〃者也必须〃同仇敌忾〃，〃利益均沾〃者必须〃祸患均摊〃。比如在旧中国，常有两姓或两村之间的大规模械斗。这械斗的起因往往有两种，一种是争〃面子〃，一种是争〃资源〃（如共用一河一渠之水的上下游村落，在大旱之年因争夺水资源而爆发械斗）。械斗一旦发生，则两姓、两村之人，都会全体出动，争相投入，有进无退。奋勇当先。如果是有预谋的械斗，则事先往往还要举行一种极为残忍的仪式。在仪式上，先将生擒的〃敌方〃人员，（最好是青壮年或对方首领）剖腹，取出心肝以祭奠列祖列宗，然后架起大锅，将其煮熟，而本族或本村的全体成员，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肉，喝一口汤。参加〃人肉宴〃的，有时只限于成年男子，但至少各家各户必须有一人参加吃喝。依照〃家本位〃原则，只要有一人参加，也就全家有份。这就等于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对方的〃死敌〃。这种仪式的用心是极深的。第一，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与对方结下了〃仇怨〃，终身无法摆脱，世代无法摆脱，只能横下一条心来，和对方决战到底，决不会中途出现〃变节分子〃，因对方决不会饶恕和接纳一个吃了自己人的肉的敌人。第三，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有了〃罪恶〃。这种〃罪恶感〃会使每个人都变得疯狂，从而在战场上成为〃死士〃。第二，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分担了〃责任〃，一旦对方报复或官府追究，便必须施加于全体。对方的报复要施加于本族本村之全体，当然没有那么容易（比较容易的办法，是也从这边抓一个人回去吃掉）；官府的追究则因〃法不治众〃，往往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见中国人一旦〃抱团儿〃，就不大好对付。
既〃共享资源〃，又〃同仇敌忾〃；既〃利益均沾〃，又〃祸患均摊〃，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中国人交朋友、结圈子、拉帮派的基本原则。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一个人一旦有难，便不怕没有救援。读过武侠小说的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谓传〃侠义柬〃、〃绿林箭〃的规矩，即一方有难，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门师弟不必说，便是不同门的朋友，无论亲疏远近，只要接到了〃侠义柬〃、〃绿林箭〃，全得立即赶到应援，否则便是〃不义〃，无法再自立于江湖。非同门的朋友赶到之后，如果发现其事于理不合，或双方都与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劝双方讲和，但同门师弟则一般不问是非地〃同仇敌忾〃。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止于江湖，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人犯了错误，或者触犯了刑律，要受处分了，他那〃圈子〃里的人便会络绎不绝地前去〃说情〃，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这种事，可谓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狱遍于国的时代，它确能使部分〃好人〃幸免于难；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又可能会使部分〃坏人〃漏网。是非功过，实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上述〃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之一，就是消解了〃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除极个别的人，如各学派的祖师、各门派的宗师、各团体的领袖，可能会因个人的魅力而成为〃核心〃，并因此建立〃圈子〃外，其余绝大多数人，要想进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内生存，都必须尽可能地与〃圈子〃认同。甚至包括极细小的方面。比如〃老乡〃们在一起，就要说〃家乡话〃。如果一个人外出多年，依旧〃乡音未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便会对他格外亲热。如果他居然记得只有本乡本上才有的极〃土〃的〃土话〃，就更会受人欢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乡，竟是一口的〃官话〃、〃京片子〃，大家就会〃敬鬼神而远之〃，在内心深处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论语》上说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虽谨慎，但也明白流畅，一到自己本乡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对〃乡党〃的恭谨外，不知有没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里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么，即便你厌食、胃溃疡、酒精过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为〃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不能因一人之好恶，扫了大家的兴。这些小事尚且如此讲究，遇到〃大是大非〃，当然也就更没有价钱好讲。这样一来，〃个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说〃我〃就变成了〃我们〃。一个人的〃团体意识〃越强，〃自我意识〃就越弱；越是与〃圈子〃认同。就越是消解了〃个人〃，最后就变得只会说〃我们〃，不会说〃我〃了。中国人写文章，谈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说〃我们认为〃，而不会说〃我认为〃，就是这种观点和习惯所使然。
代价之二，则是消解了〃国家〃。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如果把类似于家族、宗族的乡里、帮口、师门、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虑进去，则孙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人只有〃团体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对于国家，从来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为国捐躯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他们多半是集〃国难〃与〃家难〃、〃君仇〃 与〃父仇〃于一体的人。前方将士抗敌是因为〃守土有责〃，边陲士民抗战是为了〃保卫桑梓〃，〃岳家军〃、〃戚家军〃作战英勇是因为他们忠于团体。只要〃鬼子〃们不打到自己家门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口头上的。故〃前方吃紧〃，并不妨碍〃后方紧吃〃，半壁江山沦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旧歌舞升平。〃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写尽了毫无〃国家观念〃者的心态。甚至〃国难当头〃之日，朝廷里的各个〃小团体〃，仍不肯放弃一己之私利，一个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忙于〃党争〃，无暇〃御寇〃，如明末小朝廷即是。其时崇帧已经殉国，清兵早已入关，南明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入阁辅政的马士英之流，却要翻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旧案，以便集结党羽，与在前方抗战的史可法唱对台戏。后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引军东下，传檄声讨马士英等人时，首先开示的罪名，也是指斥他们的重翻旧案，〃门户之争几乎是与明代帝室共存亡。这可以说是团体（即〃小圈子〃）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战时是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在平时则是〃人情大于王法〃。这类实例实在太多，我们在报上、杂志上时有所闻，可以说每办一案，都难免有人来〃说情〃，或有人会〃徇情〃。其实，〃人情〃岂止大于〃王法〃，而且大于〃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牵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内人〃处理起来，便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疏〃则〃公事公办〃，〃亲〃则〃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边。有人说中国人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人情即原则〃。也就是说，〃人情〃，〃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本身就是〃原则〃，就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是不是人〃的问题了。
所以，为了坚持这一〃最高原则〃，什么真理，什么公道，什么王法，都可以不顾，可以〃不视为〃原则〃。因此，一旦〃圈子〃、〃团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被牺牲掉的往往便是后者。因为〃国家〃是〃公家〃，〃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何妨牺牲一点。反正国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稍稍牺牲一点也无伤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伤害〃人家〃的利益，伤害了〃公家〃，谁也不会来管〃闲事〃。〃圈子〃和〃团体〃就不同了，这是〃自家〃。自家门前雪，自家不扫谁来扫？伤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会〃没脸见人〃，当然只好为了维护〃自家〃而对不起〃公家〃了。
没有〃国家观念〃，也就没有〃公民意识〃。所以，中国人一旦有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国家〃，而是去找〃自家〃。比如，生活发生困难，不会去领〃社会救济〃，而是靠亲戚朋友接济。一旦国家救济了（如〃扶贫〃），又认为是理所当然，并不把〃扶贫款〃用来发展生产，而是迅速吃光花光，再等第二回，丝毫也不考虑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还有什么〃义务〃。又比如，做生意，办企业，也不是向国家贷款，而是靠亲戚朋友〃集资〃。即便贷款，也要靠〃圈子〃里的朋友帮忙，托人情，走后门，才贷得到。再比如，受人侵害（被打，被强暴等），也首先不是诉诸法律，而是找〃自家人〃帮忙，把对方也痛打一顿，或者索赔〃私了〃。总之，在中国人心目中，亲戚朋友，圈子团体，要比空洞的、高高在上的、无法直接感知的〃国家〃要更亲切，更靠得住。因此，在检讨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属于哪个〃圈子〃，而非首先想到自己的是〃公民〃。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没有〃公民〃概念而只是〃臣民〃、〃子民〃概念的。〃臣〃是对〃君〃而言，〃子〃是对〃父〃而言。〃君〃住在紫禁城中，〃九重天子〃，遥远得很。〃君〃代表的〃国家〃，便不能不给人以陌生感。〃君〃远在天边，〃父〃则近在眼前。各种〃父〃，……一家父，师父、父母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人，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更何况，君王的意旨，国家的政策，『政府』的法令，也只能通过各种种类的〃父〃，接力捧似地传达到每个〃臣民〃或〃子民〃。这样层层传递下来，不走样、变味，才是怪事。处于最下层的〃民〃们，不对〃国家〃感到隔膜，也才是怪事。所以，中国的传统社会，不是国家管理公民，而是国家管理〃圈子〃，即由管理高级官吏〃圈子〃始，而地方官吏，行帮和乡社，而家族和家庭，最后再由家族和家庭管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