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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在这庄重、认真、严谨到近乎繁琐的仪节中，我们看不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主观能动性。而且，除新娘有权要求新郎新迎（这往往也是女方家族的要求），新郎有义务亲率鼓乐仪仗彩舆迎娶外，我们也看不到他们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反倒好像是别人的事情。选择、决定和操作，都由别人代劳并承包，男女双方当事人则有如提线木偶，任人摆布，这真是咄咄怪事！更奇怪的是，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的婚姻，其程序都大体如此，居然基本上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国人的结婚，其目的和原因究竟是什么？换言之，结婚，究竟是谁的大事？
其实，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个目的，用《礼记．昏（婚）义》上的话来说，便是“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也就是说，婚姻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其中男方家族继承“血统”。要言之，也就是“继统”与“结缘”。
先说“继统”。
继统包括两个内容，即“上以事宗庙”和“下以继后世”。依照这个说法，男女两人结为夫妻，首先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甚至也首先不是为了他们的父母，而是为了让男方的家族，在祖宗面前有个交代。因为祖宗开创了这个宗族，是很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延绵不绝的。至少，也希望子孙后代，不至于太不成器。现在，宗族中的一员“娶媳妇”了，这就说明他很“成器”，已经是一个长大了的、有能力的、负责任并能把宗族血脉延续下去的人。这就足以告慰祖宗，否则就会丢祖宗的脸，让祖宗在地下也“没脸见人”（其实是“没脸见鬼”）。所以，一个青年男子如不肯结婚或无力结婚，是辱没先人，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也所以，为了不负“祖”望，即便自己不愿意，也得结婚。
当然，祖宗的愿望，也是父母的愿望。所以，新妇入门以后，要举行成妇之礼和“庙见之礼”。“成妇之礼”即“拜舅姑（公婆）”，于迎亲之次日清晨举行。届时，新妇要沐浴盛装，拜见公婆，并献上枣、栗、馔修（duan xiu，即肉脯），表示“早自谨敬，断断自修”，然后再献盛馔。饭毕，舅姑从客位下堂，新妇从主位下堂，表示这个家，从此就交给儿媳妇了。
“庙见之礼”，即新妇要和丈夫一起到夫家的家庙或祖宗的牌位前举行拜祭仪式。如果结婚时舅姑已死，则要在三个月后到家庙或牌位前祭拜舅姑，并祭告说：“我来你们家做媳妇了。”如此这般以后，新媳妇的身份才正式得以确认，否则就叫“妾身未分明”。杜甫《新婚别》云：“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这位新妇尚未行上述二礼，丈夫就被抓了壮丁，弄得她姑娘不是姑娘，媳妇不是媳妇，实在太惨了。
更惨的是，如果等不到三个月行庙见之礼新妇就死了，便不能葬在夫家坟地，得将尸体运回娘家去。因为她还没有得到夫家祖宗父母的承认，也就算不得夫家的人。既然生非夫家人，当然死非夫家鬼。她这个婚，也就算是白结了。
不过，“上以事宗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帮助宗庙香火不绝。依礼，祭祀宗庙的只能是男子，女子没有祭祀权，也没有接继血统之权。因此，结婚又有一个再明确不过的目的——生儿子。
这个任务，当然又“历史地”落在媳妇身上。
结婚之后必须生儿子，这几乎是每个旧式媳妇都知道的。早在出嫁时，她的母亲便已把自己的酸甜苦辣都告诉她，希望她出嫁出去以后“肚子争气”。进夫家门时，夫家要以口袋铺地，让新娘从上面走过去。走过的袋子，又迅速地传到前面铺在地上。如此一袋一袋传过去，袋袋相传（意谓“代代相传”）。这就等于明确宣布了新人入门之后的首要任务——传宗接代。
这个任务真是艰难得很。
稍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一男一女结婚后，生男生女，甚至生不生孩子，都不是由这两个人主观愿望来决定的事，更不是妻子单方面的事。说得白一点，这多半要靠运气。从理论上讲，一对夫妻结婚后的生育，可能有四种情况：男孩女孩都生，只生男孩，只生女孩，男孩女孩都不生。只生男孩当然没有问题：生一个是“喜得贵子”，生两个是“龙腾虎跃”，生三个是“三虎为彪”，生四个是“四大金刚”，生五个是“五虎上将”。“家有五虎将，半个土皇上，”父老乡亲，都要另眼相看，不敢欺侮怠慢。男孩女孩都生也行，叫“儿女双全”，同样被视为有福气的事情。有些地方的风俗，要在婚床上放红枣和栗子，取“早早立子”之意；放莲子，取“连连得子”之意；还要放花生，意思是说“花着生”，男孩女孩都有，花色品种齐全，更能尽享天伦之乐。这两种情况，都算好运气。
最倒霉的是一个也不生，这会被认为是夫家的“家门不幸”。老百姓们会说：“母鸡还下蛋呢，哪有女人不生孩子的？”于是，这个女人就可能被休弃，因为她“无出”，够了被休的资格。只生女孩也很糟糕，因为她尽生“赔钱货”，等于是一个弄得企业年年亏损的厂长，董事会当然要撤他的职。所以只生女孩的媳妇便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也被休弃，因为她同样是“无出”；或者继续不停顿地一口气生下去，直至生出男孩为止。无论何种前途，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很惨。
当然，不被休弃也是可能的，但必须同意丈夫纳妾。你自己既然“没本事”生男孩，就允许别人来代替，也得容忍丈夫宠爱那能生男孩的妾。这种日子，当然也不会好过。但婚姻的目的既然是“继统”，女人们即便一肚子怨气，又能怎么样呢？
再说“结缘”。
“缘”是相对“统”而言的。统即血统，是一个垂直方向的血亲关系体系。它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构成一个由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组合而成的父系血亲集团，叫“九族”，又叫“父族”。这个集团的统绪，就叫“血统”，也叫“父系”。
缘即血缘，是一个横向扩散的亲属关系体系。它以非血亲的“夫妻”关系为核心，凭借夫妻双方的亲属关系向周边扩散，形成民间所谓“亲戚”的关系。其中有血亲（如表兄弟姐妹），也有非血亲（如岳婿、连襟）。一般地说，只有血亲才有血缘关系，非血亲则没有血缘关系，但非血亲之间虽无血缘关系，却又在“亲缘”关系之内。
可见，“缘”的等级是低于“统”的。统是天生的，缘则是人为的；统是固有的，缘则是找来的。缘这个字，本来就有边沿、缠绕、攀援、牵连、顺沿、凭借等义。可见“缘”不会天生就有，得靠人去“结”，所以叫“结缘”。
那么，为什么要结缘呢？因为要继统，就得生育，而同一血统中的男女又不能婚配。于是，家庭要建立，家族要扩展，种族要延续，就非到血统以外的家族那里去结缘不可。这就叫“姻缘”。姻就是因，姻亲即“因而成亲”，姻缘即“因而结缘”。有此姻缘，则非亲非故，也能变成亲如家人了。
其实，“婚姻”这两个字，本义就是“结缘”。婚是男子娶妻，姻是女子嫁夫。所以妻之父（岳父）叫“婚”，夫之父（公爹）叫“姻”，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叫“婚姻”。也就是说，婚姻从来就并不仅仅只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更是双方家族之间的事，是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相互结缘，谓之“合二姓之好”。这句话真是说得“好”！因为“好”这个字，原本合“女”与“子”而成。你们家出一个“女”，我们家出一个“子”，和起来就是“好”，又叫“百年之好”。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真是何乐而不为？
所以，当一男一女两个人有了感情时，大家便会说他们“好上了”。不过，在中国古代传统婚姻中，“好上了”的可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族。
结缘的“好”处是很多的。
最大的好处，是使两个本无血亲关系的家族有了亲缘。中国人很重视亲，而“亲”无非两种三类。一类是“直系”血亲，如父子、祖孙等，另一类是“旁系”血亲，包括父系旁支（如“五服”之内的从祖兄弟和族兄弟）和母系亲属（如表兄弟、表姐妹）。这两类都是“血亲”，因为他们之间多少都有共同的遗传因子，多少都有血的联系。另一种只有一类，即“姻亲”。姻亲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按说不该亲的，然而却也成了“亲”，这就是婚姻的功劳。正因为婚姻能使不亲者亲，所以结婚也叫“成亲”。
首先“成亲”（成为亲人）的当然是夫妻。不过，因为婚姻又首先不是两人的事，而是两家的事，因此受惠者又不止于夫妻二人，而是遍及夫妻两族的全体，并由此制造出许多“亲”的关系来，如亲家（双方父母）、连襟（姐妹之夫，又称娅、僚婿、友婿、连袂、一担挑等）、妯娌（兄弟之妻，古称娣姒），以及其他说不出名目的姻亲。这一下子，“亲”的队伍，便大规模地壮大了。
成为“亲”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啦！“是亲三分向”。中国人接人待物，说话办事，从来就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自己的亲人即便犯了罪，也要包庇。执法官如果是亲戚，板子也要打得轻一些，甚或会私下里放了他。中国古代社会，法制本不健全，冤假错案又多，无妄之灾，时有降临，如果没有亲戚帮衬，日子就不好过。有了亲戚，好人有帮衬，坏人有帮凶，所以无论好人坏人，都很着重结缘。
更何况，结缘这事，是没完没了的。张家和李家结缘，李家又和王家结缘，张家也和赵家结缘，结果，张王李赵，都成了“亲戚”。如此攀援下去，瓜藤扯柳叶，自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于是，“俺媳妇她娘家侄的小姨子的婆家兄弟媳妇她哥”，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也是亲戚。有这种亲戚关系，到衙门机关里去办事，至少能换来一张笑脸，不至于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谁说没好处？婚姻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怎么会不为国人所重视？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传统婚姻而言，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不过只是一种形式；把两个家族结为亲家，以及保证男方家族子孙延绵，才是内容。
然而，结缘也好，继统也好，都只是“家族”的事，而非“个人”的事。它只是旧家庭的延续，而不是新家庭的开始；是男方家族多了个成员，女方家族多了门亲戚，而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得了个伴侣。既然并非个人的事，则当事人也就当然不必操心，不必过问，不必参与，只须完全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坐享其成”好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二）所谓“明媒正娶”
当然，当事人也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因为无论婚姻的选择和缔结如何受他人摆布，“夫”和“妻”这两个角色，还得他们自己去扮演。
那么，夫妻又是什么角色呢？
我们先看什么是“夫”。高鸿缙的《中国字例》说：“夫，成人也。”他的理由是：“童子披发，成人束发，故成人戴簪。”而夫这个字的字形，正是一个正面而立的人（写作“大”，意谓“大人”）头上插了一根簪子的形状。童子身高五尺，所以叫“五尺之童”；成人身高一丈（周代的尺寸）所以叫“丈夫”。依此说，则夫也好，丈夫也好，原不过是指“成年男子”。
我们再看什么是“妻”。甲骨文没有妻这个字，而只有“妇”字（也有“夫”字）。其字形，是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说文》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也就是说，妇是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男子的女人。其实，妇就是妻。或者准确一点说，妻是妇中之一种，即正妻、嫡配，而妇则泛指一切已嫁女子，包括妻，也包括妾。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说：“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其实就是做妾。所以《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也就是说，妻，乃是诸妇中唯一可以与夫平起平坐的一个。因此，许慎又认为，妻字是从“贵女”两个字演变而来的。
不过，从篆文看，妻这个字，也是一个女人头上戴了簪子，甚或其他装饰品之形。这个头戴“凤冠”的“妻”，当然比手持“扫帚”的“妇”要高贵。不过头上既能戴簪，则说明她已成年。所以，妻，也可以解释为“成年女子”。
夫和妻都是成年男女，这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未成年人，总是不好婚配的。不好婚配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无法承担婚后的责任与义务。要知道，中国的传统婚姻，基本上不是什么“爱情的产物”。想想看，男女当事人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顶多在相亲时偷偷看过一眼），哪来的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只是一种社会的和家族的责任和义务。男子成婚后，要成为一家之主，要为家庭的建设和家族的兴旺克尽厥职，年龄太小，当然干不了；女子成婚后，要孝事翁姑，服侍丈夫，生儿育女，管理家政，年龄太小，当然也做不来。
所以，在上古时代，人们往往就把男子的定婚和女子的许嫁，安排在他们的成年仪式上进行。这个仪式，就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由于它们往往与婚配有关，因此又叫“婚冠礼”。
冠礼和笄礼，说穿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男孩留在左右两边，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