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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未婚青年与已婚妇女之间的打情骂俏、说说笑笑，从来就是颇为“好看”的一种民俗风景。多少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大多会见过这种场面。这种场面在“人民公社”的时期，犹为壮观。那时，男女社员都要一起到地里干活，或者修水利，或者学大寨。一到工间休息的时候，这种节目也就上演了，而在这时，真是什么荤话和风话都讲得出。因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决无偷情通奸嫌疑的，因此大可放肆一下。所以，闹到兴头之上，有的还不止于动口，也要小动一下手，比如把某位妇女放翻在地，往她身子里面塞土等等。这时，所有的人都会来围观喝彩，当领导的也不会来阻止。不阻止的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类事古已有之，向来如此，犯不着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二是农村一向少有戏剧、电影、歌舞，这种打闹也算是一种“娱乐活动”；三是如此谑笑嬉闹一番后，大家的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回头干活时没准工效还会更高。所以，高明的农村基层领导，都不会那么“不得人心”地去制止这种节目，反倒有时还掺和几句，以示与众同乐，干群关系融洽。
这简直就是现代的“上巳节”，简直就是《诗经》时代“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现代版。所不同者，在于现代版要“粗俗”得多（没有芍药花可赠了），但也“正派”多。因为古代的“上巳节”是真要私奔的，其现代版则仅止于玩笑而已。但性宣泄和性启蒙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当年上山下乡的城市读书娃（知识青年），便有不少人，是在这种场合受到的性启蒙。
在这种场合中，有两类人的态度颇为有趣。
一类是未婚少女。她们是不能参加这种调笑的，男人们也不得和她们开这种玩笑，否则便是流氓行为。可见，即便在不怎么把性当回事的民间，少女的贞操仍是极为看重的事情。男孩们不妨受些“污染”，少女们则必须保持“清白”。甚至，在上述场合，如果有一位少女板起脸来起身走掉，则闹剧也会立即自动终止，众人脸上也会觉得讪讪的，很不好意思。看来，守贞的少女确有一种圣洁感，其影响虽无形，却又相当有力。
另一类是当事人的丈夫。当人们对一位已婚妇女大说风话，嘻闹调笑时，她的丈夫只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出面制止。出面制止，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只会把事情闹大，连自己也赔进去。轻一点的，人们会嘲笑说：“怎么，疼媳妇啦？”在中国，疼媳妇比怕老婆还丢人，这个脸可丢不起。重一点的，或许会把那做丈夫的也推上第一线，让他和自己的老婆站在一起“挨批斗”，这个脸同样也丢不起。高明的办法，当然只能是不闻不问，装糊涂。
实际上，这种事情，往往也用不着老公们来“帮倒忙”，女人们自己就能对付。说白了，做人之难，无非就是一张脸皮。“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已婚妇女不是处女，脸皮早就不那么要紧了。因此说起风话来，只怕比男人还厉害。其结果，往往是挑起事端的小青年们由色胆包天到招架不住，最后在一片哄笑中落荒而逃。
丈夫们的袖手旁观，原因还在于他们深知，对于未婚男青年和自己老婆打情骂俏这种事，是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不得真的。首先，这种事本来就不是“真的”，不过“玩笑”而已，你要认起真来，先不先就让人觉得“可笑”。其次，大家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五百年前是一家，都是“弟兄”。弟兄们倘若真的实在忍不住性饥渴，那是当真要把老婆让出去的，现在不过只是开开玩笑，过过嘴巴瘾，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所以，谁要是连这种事也叫起真来，便会遭人蔑视，认为这小子实在太小气，太不像男人，也太不够哥们。你小子热茶热饭热炕头，享尽了人间清福，弟兄们却在“打饥荒”，还不许大伙儿嘴头上快活快活么？可以肯定，谁要是在这种场合认了真，谁就会在村子里弄得极没有“人缘”。当然对于那女人而言，也如此。
做丈夫的必须积极支持和肯定妻子疼爱小叔子，做妻子的却断然不会容忍丈夫疼爱小姨子。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不平等，而且总是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唯独这是一个例外。
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也是最微妙的。
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是微妙到连称谓都没有的。中国人极重亲属关系，而且极重亲属关系的种类和层次。不同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说法，比如夫妻、婆媳、岳婿、叔嫂、姑嫂、妯娌、连襟、亲家等。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却似乎无此专业术语，不知是“重男轻女”的观念所致，还是古人有意要“淡化”这种关系。
的确，较之叔嫂，姐夫与小姨子之间更容易发生奸情。小姨子似妻，很容易让做丈夫的“由此及彼”；姐夫如兄，也很容易让当妹妹的“顿生羡慕”；而男人喜欢年轻女子，女子倾慕成熟男性，又本是人之常情。所以，一旦妻子人老珠黄，成为“明日黄花”，丈夫便很可能会垂青于“豆蔻枝头二月初”的小姨子，而情窦初开的小姨子，也可能为姐夫“成熟的魅力”所倾倒。更何况，依“媵制”，男子原本是有权将自己妻子已经成人的妹妹娶进家门，以为“娥皇女英之事”的，因此也不算“非分之想”。事实上，姐夫偷小姨子之事，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有名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据说他在正妻大周后抱病时，便与小姨（即后来的小周后）私通，还留下了据说是描写小周后“手提金镂鞋”，蹑手蹑脚来画堂南畔偷情的《菩萨蛮》。这可真是“铁证如山了”。
因此，当妻子的，对于丈夫与妹妹的关系，便不能不倍加警惕。不但必须防着妹妹，便是与妹妹相仿的女性，也必须严加防范。自己的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朋友、女同事，也最好看紧一点，以免“变生不测”。这实在很辛苦，但也没有法子，而且总比当真闹出什么丑闻或者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家庭破裂好。
这种高度警惕和小心防范，当然会弄得“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闹出不愉快的结局。比如，丈夫和小姨（或别的女孩）原本没什么事的，妻子一闹，反倒提醒了他们，或者让他们产生了逆反心理，偏要弄假成真，岂非没事找事，自作自受？可惜，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而且发生的概率，也未必就比姐夫偷小姨低多少，这可真是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然而，妻子们却不能不保持她们的警惕性。
事实上，公众舆论对于这种事，其敏感程度，也不低于妻子们。在任何社区和单位，一个已婚男子如果和一个未婚少女关系稍微比较密切一些，那么，便难保没有人来说“闲话”。
这种敏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男女关系本来就是敏感的事。现代社会虽然不再讲“设男女之大防”，但一男一女两个人关系如果太密切，也总得有个“说法”才好，否则便会让人生疑。其他关系大致都是有“说法”的。比如，未婚男女关系好，可能是“恋爱”；已婚男女关系好，可能是“友谊”。因为已婚男女各自“有家有室”，双方都有人盯着管着，“越轨”的可能性总是相对比较少，无妨以善意视之。已婚女子与未婚男子关系好，则可能是“关怀”。因为已婚女子之于单身男子，一半像母亲，一半像姐姐，“偷情”的可能性也相对比较少。如果两人年龄悬殊较大，则更可放心。最不能让人放心的，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关系好。他们有什么理由关系好呢？没有，既然没有，那就“不正当”。
所以，中国的男女关系中，最必须注意“瓜田李下”嫌疑的，就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而且，一旦闹出事来，受损失最重的，往往是男方。因为女孩子可以解释为“不懂事”（但也难免被斥为“不自重”），男方则无任何理由可以“自圆其说”。老婆会闹离婚自不必说，单位上风言风语，甚至领导来找谈话也不必说，女孩子的家长也有可能找上门来“讨个说法”。这样一来，还不闹个沸反盈天，名誉扫地？
当然，事情闹到最后，还是男女双方都“身受其害”。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鬼混”，当然不是“好货”；一个已有妻室的男子，居然去“勾引”涉世未深的少女，自然是“流氓”。那么，这一男一女是否真有“奸情”呢？这就没人深究了，无非捕风捉影，想当然耳！但是，“想当然”是不犯法的，“说闲话”也是不犯法的。要想让别人不说闲话，就只有自己检点行为，认清界限，不要没来头地去惹是非。至于妻子们，即便仅仅只是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丈夫的闲话，弄得门前不得清净，也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三）孤男寡女
在中国，还有一类极易招来闲话的人，这就是“孤男寡女”。
所谓“孤男寡女”，就是指那些大大超过了婚龄的单身男女，以及丧偶或离异后没有再嫁或续弦的已婚失偶男女。他们在总体上可以归为三类，即独身男女、寡妇和鳏夫。对待这三类人，中国人通常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鳏夫，人们普遍持一种同情态度。所谓“鳏”（guan），原指“老而无妻”的人，特指丧偶的老年男子，泛指一切失偶的男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四种人之一。这四种人是：鳏、寡、孤、独。鳏是丧妻之人，寡是丧夫之人，孤是丧父之人，独是丧子之人。要言之，即鳏夫、寡妇、孤儿、独老。孟子说：“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就是说，这四种人，是最需要帮助的。所以周文王施仁政、搞救济时，总是先从他们开始。中国人还认为，一个人，如果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或丧夫），晚年丧子，那就是不幸中之最不幸者，也是最最值得同情的人。
这种同情是很自然的，也是很人道的。因为对于任何人而言，家庭成员的丧失，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孩子失去了父亲，就无人“抚养”；老人失去了儿子，就无人“赡养”；妻子失去了丈夫，就无人“供养”；丈夫失去了妻子，就无人“调养”。家庭是残缺的，心灵是受损的，生活是困难的，当然让人同情。
然而，这种同情却并不均等。就拿对待同是丧偶的鳏和寡来说，态度就大不一样。对待鳏夫，人们是即同情又谅解。鳏夫续弦，以免“中馈空缺”；鳏夫不续弦，人们也认为“无可厚非”，因为这可以解释对亡妻恩爱不忘，是“重情之人”，或者解释为怕后娘亏待子女，是“慈爱之父”。对待寡妇，态度就不同了。新寡之时，人们是深表同情的。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的眼光，便开始变得冷酷而挑剔，要看这个寡妇再嫁不再嫁，守节不守节。如果再嫁，人们便会大摇其头：“一女不事二夫，”寡妇岂可再嫁？若告以生存困难，也难得谅解：不就是怕没饭吃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嘛！只要意志坚定，有什么守不住的？如果守节，也不一定能换来满堂喝彩，因为人们还要观察，还要考验，要看她到底“守不守得住”。这种怀疑的目光，总要等到这寡妇已成老妇，断然是没有再嫁可能了，才有可能变为敬重，但此时的寡妇，只怕早已心如死灰了。
这种怀疑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守节极难。
第一难是“生存难”。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寡妇，要独自支撑家庭，是很困难的。首先经济上就很困难：既不能坐吃山空，又不能抛头露面，外出谋职，则生活何以为继？其次是人身权、财产权没有保障。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私有财产是属于男人的，女人没有产权。丈夫一死，如果又没有儿子，则家产就有可能被视为“无主公产”而遭劫掠，甚至连自己也会“身不由己”。比如祥林嫂丧夫后，便被婆婆卖掉，想守寡也守不成。明末名士钱谦益死后，族人便要瓜分其财产，幸得柳如是拼死一搏，才得保全，而柳如是这样有胆有识的女人，又能有几个？
第二难是“精神苦”。有一首民谣唱道：“小寡妇，十七八，掀开珠帘没有他。靴帽兰衫床边挂，烟袋荷包没人拿。关上门，黑古洞；开了门，满天星。擦着火，点上灯。灯看我，我看灯，看来看去冷清清。”明代冯梦龙《情史类略》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说是有一位被表旌的寡妇，寿高八十，临终时招其子媳到床前嘱咐说，以后我们家，倘若不幸有人年轻守寡，一定要迅速把她嫁出去，不要守，因为“节妇非容易事也”。说完，伸出左手给大家看，掌心有一块大疤。老太太告诉家人，这是她年轻守寡时，“中夜心动”，只好以手拍案自忍，不慎误触烛台所伤。可见青年寡妇，内心何等压抑，寂寞又何等难耐。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无疑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清人沈起凤《谐铎》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寡妇的精神苦闷与性压抑，已一再被引起注意了。
第三难是“性骚扰”。正因为人们深知寡妇几乎无不处于性压抑和性苦闷中，因此不少好色之徒，便不免起了趁火打劫、趁虚而入之心。在他们看来，寡妇都是叫春的猫，只要一勾引就会上手的。所以寡妇的门前，总是少不了色狼的骚扰和纠缠，而她们又往往缺少自卫的能力，别的男人也不敢前来保护（怕有奸夫嫌疑），岂不是只好任人欺辱，或者每天晚上都吓得半死？
第四难是“是非多”。在许多人看来，寡妇八成是要“偷汉”的，尤其是年轻的寡妇。“年纪轻轻的，哪里就守得住呢？当然……”所以，寡妇的闲话往往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