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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闲话也很难被禁止。其原因，就在于它原本不过是“闲”话。闲这个字，又有“非正式”之意。中国人说话办事，历来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和格式，包括官民、朝野、内外之别等，无非是“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则是“闲话”。闲话既然非正式，自然也无妨“出格”。男女关系这事既然本身便未免出格，难登大雅之堂，成不了官话，也就只能变成闲话。
闲话既然不是官话，自然也就不存在禁不禁的问题。更何况，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原本就回避不了。所谓禁言，也无非只是打入地下。打入地下不等于消灭，避而不谈不等于消亡，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这张纸，去做一只灯笼。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又看不真切，还不会烧着手，岂不十分合适？中国的性闲话，有时便有点像灯笼。
总之，一方面，性必须说又不可乱说，另方面，性必须做又不可乱做。不可做，就只好说；不能正式说，就只好不正式地说。一路“砍价”下来，最后的成交就是闲话。
但，中国人的爱说闲话，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前面屡次说到的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是“无爱之婚”和“无性之恋”。婚姻中没有爱，就只好到婚外去求爱；生活中没有性，就只好言谈中去说性。因此，才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窃”，也才有田间陇上、街头巷尾的“闲话”。
更何况，“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闲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有”？
说闲话就便当多了。对象不用寻找，场地不用选择，腰包再瘪也没关系，一张嘴皮就是本钱。更何况，偷情是要担风险的：社会不容，家庭不许，舆论要谴责，有关部门要追究。一旦事不慎密，被人捉奸，光是那份丢人现眼，便足可毁掉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太不值了。说闲话却没有风险。首先，闲话是人人爱说，个个爱讲的。既然是一种“公众行为”，也就“合理合法”。即便讲错了，也“法不治众”。其次，闲话说得再过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做。“君子动口不动手”，既然并未动手，便仍是“君子”；反正古人有训，“论迹不论心”，并不怕道德谴责。第三，闲话原本不过是闲话。说的人不当回事，听的人也不当回事。如果谁把闲话当回事，那就是“神经病”。如果不是“神经病”，则可能是“假正经”。道理很简单：我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你偏偏当回事呢？我们都没听出什么来，为什么偏偏你听出来了呢？“言者无心，闻者有意”，看来还是你自己心里“有鬼”。有鬼才“见鬼”。你既然“见鬼”了，则只能证明你“有鬼”。那么，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有鬼”呢？没有，所以，也就不会有人出来制止别人说闲话。如果有谁出来制止，即便不被目为“有鬼”，至少也会被认为是“多管闲事”，让人讨厌，弄得自己没人缘。
说闲话既没人管，自然“不说白不说”。更何况，不说闲话，风险更大。因为中国人一贯认为，“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说”，那就肯定会“做”。不说的原因，无非是做得太多，竟然懒得说了。否则，为什么不“与民同乐”呢？
闲谈不仅比偷情更少风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
首先，偷情总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对象，闲话却并无限制。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妞，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当作“准情人”，或爱慕，或意淫。其次，偷情诉诸行为，闲话却讨诸想象。行为带来的快感是实在的，也是有限的；想象带来的快感是虚幻的，却又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创造行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与实在快感共生的实在烦恼。第三，偷情总有顾忌，往往很难尽兴，闲话则百无忌讳，自然不妨放肆。性，无论是做，还是说，总以“放肆”为乐。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进行，就因为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可以不顾廉耻而为所欲为。偷情既然是“偷”，便总难免在心理上有阴影、有障碍。可以毫无顾忌而大偷特偷者，大约真的只有那些“少廉鲜耻”之辈了。对于大多数尚有羞耻心又有偷香意的人而言，还是“窃不如说”。
但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只有闲话，才使性变成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两个人私下里快活的事吗？为什么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它是“隐私”，也因为它是“禁忌”。我们知道，禁忌往往是“诱惑”的同义语。一种东西，如果不构成对人的诱惑，也就不会成为禁忌。同样，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成了禁忌，也许就不一定会对人成为诱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如果被特地锁进了保险柜里，说不定就会有窃贼来探个究竟；而价值连城的珠宝如果随随便便地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木盒中，说不定便反倒无人问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从它变成禁忌以后，便无端地产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了。从这一点看，性禁忌的设计者，实在是大大地失算。
更何况，性不仅是禁忌，而且是隐私。隐私这个东西，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必须是被遮蔽的东西，另方面又必须是被公开、被暴露的东西。不遮蔽固然不成其为隐私。不公开、不暴露同样也不成其为隐私，因为如不公开暴露，人们就根本不知其存在，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它是“被遮蔽者”。但是，一个东西，一旦成了“被遮蔽者”，差不多也就同时成了“必须公开和暴露者”。这和禁忌同时成为诱惑，是一个道理。
闲话，便正是性的“解禁”和“解蔽”。
闲话使性成为可以公开谈论的东西，这就是“解禁”；闲话使性成为人人得以知晓的东西，这就是“解蔽”。但是，这种禁忌的解除和隐私的暴露又并不“犯规”，因为它不过只是“闲话”，是当不得真的东西。这可真是“妙不可言”！犯禁而不犯规，被惑而不被毒，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可以得到释放，社会秩序却不会因此而遭到破坏，岂非大家方便？可以说，闲话，正是社会为被禁忌和被遮蔽的性所开的一个“小口子”。正是通过这个小口子的调解作用，保证了被规范了的性行为不至于因过分的压抑而失衡和出轨。
也许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极为重视对两性关系进行严格管理，但对民间四处流传的荤话、荤故事等等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因为它们“无伤大雅”，其实还“大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是“轻度宣泄”；对于社会而言，它是“总体平衡”。我们知道，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性就基本上成了一种在保守秘密的原则下由个人独享的权力。这种独享制度固然为文明所必须，但也并非就没有弊端。无由独享者固然心理不平衡，即便是独享者，也未尝没有把它说出来让人分享的念头，就像一个历险者总是希望向别人讲述自己非凡经历一样。性既然被规定为保守秘密原则下的个人独享，那么，如果不说出来，又何以从他人那里证实自己独享的光荣呢？因此，性又必须分享，但只能是“虚拟”的分享。闲话正好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在不违背社会对性行为的管理原则的前提下，使“个人隐私”变成了“公开秘密”，使“独享权力”变成了“公众权力”，也就使“失衡”变成了“平衡”。
如此看来，闲话对于社会的性管理，无妨说是“小捣乱大帮忙。”因为它不但是性的“宣泄”，同时也是性的“淡化”。试想，当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可以谁也不当一回事地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随随便便地拿来说笑时，它还能有什么重要性吗？还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吗？显然不能。因为它的重要性，早已在亵玩嘻笑中消解了，已不足以造成危害了。至少可以这么说：性既然是要宣泄的，犯规和乱来的事总是难免要发生的；那么，与其让少数人去“偷”，不如让多数人去“说”。所谓“窃不如说”，也可做如是解。
那么，闲话这东西，岂非很好？
不，不好，很不好。实在地讲，中国人爱讲闲话，其实并不太文明，说它不文明，倒并不在于涉及到性，也不在于其中有多少荤话和脏话，而在于文明的人根本不该爱说闲话。闲话当然并不是不可以说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一辈子整天价只打官腔，或只说正事，总难免要说些闲话。但是，“说”和“爱说”，却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不同。把说闲话当作乐趣，陶醉于倒闲话、嚼舌头，议论东家长西家短，倒腾陈芝麻烂谷子，抖露别人的隐私，调侃他人的私情，说得轻一点，是不够文明，说得重一点，则是心理变态。这一点，只要考察一下自己身边就不难得到证明，——那些最喜欢说别人的闲话，尤其是喜欢说关于他人私生活闲话者，大多都是些阴阳怪气，有些姨娘心理和太监心理。
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这里已无法展开了。要说的只有一点，即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国民心理健康的程度成正比，而心理的健康无疑包括性心理的健康。当社会生活中两性关系相对比较正常，男人和女人的性心理也相对比较健康时，社会就比较文明，闲话也就比较少。反之，社会就比较不文明，闲话也就比较多。关于这一点为，只要比较一下先秦、魏晋、盛唐和明清，就不难得出结论。甚至更简单一点，只要拿《诗经》中涉及两性关系的篇章和明清两代的淫词艳曲（包括某些“文学作品”）作个比较，其品位的高下，便一目了然。而明清两代恰恰是性管理最严格、性禁锢最严重、贞节观被强调到极致的时代。
性关系的不正常和性心理的不健康，当然不能归结为人们的爱说闲话。说到底，这是社会制度的不健全所使然。但闲话却无妨看作一个晴雨表。事实上，当一男一女两个人不过在一起随便说说话，或者关系较为密切，其他人便要大惊小怪，说起闲话来时，这个社会的文明和健全，也就值得怀疑了。
社会制度的变更无疑需要革命，但国民性的改造则是更加任重道远。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坚冰的解冻，自然也需假以时日，更需要全体国人一齐来努力。因此，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健全，更加文明，就必须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显然，这就不但要检讨过去，更要展望未来。当然，也必须首先对诸如爱情、婚姻、家庭，以及男性、女性、人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一个新的认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看法之（一）男人和女人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对中国文化中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关系几种最主要的形式，都一一作了回顾和描述。现在，似乎该有一个“了结”，也就是说，该有一个“结论”了。
这个结论并不好做。
一方面，就世界范围说，男女关系都是一个难题。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已然找到了正确处理两性关系的最佳模式，并把它处理得完美无缺。另方面，要做这个结论，又有许多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性，又比如爱情、婚姻、家庭，当然还有人性、社会、文化等等。每个问题，都足以写几大本书，还未必说得清楚。
既然作不了什么结论，那就只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实，“看法”这个词，不但准确，而且有趣。因为两性关系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取决于男女双方如何“看”对方。也就是，取决于他们对于对方，以及对于两性关系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先说男人如何看女人。
老实说，男人对女人的看法并不太好。“女人是尤物”，“女人是祸水”，“女人是麻烦”，“女人是弱者”，“女人爱虚荣”，“女人没头脑”，“女人难对付”，“女人不讲理”，等等，都不是什么好的话。托尔斯泰说，如果要他发表对女人的真实看法，除非他一只脚已经踏入坟墓，说完后又立即跳进棺材，把盖子盖上。尼采则说：“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还有一句话不知是谁说的：“女人是猫科动物。”那意思是说：女人或者是猫，或者是老虎。
上述这些“看法”，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可见，对女人看法不好，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那么，男人就不曾歌颂过女人，说过女人的好话么？有的，但很少。一般地说，男人即便要歌颂女人，也只是歌颂一个特定的女人（比如说恋人）。在这时，男人们往往都比较大方，不计成本。然而一旦获取芳心，由恋人升格为丈夫，那些好话往往就再也不见了。所以这种歌颂，如不是“一时冲动”，便是“别有用心”，不大算得了数。真正不计功利，完全没有个人欲望，却又由衷地崇拜、歌颂女人，把女性当作一种优于男性的性别来看待的，似乎不多。
男人们既然如此地蔑视甚至仇视女人，那么干脆远远地躲开女人好了。可惜，谁也不肯这么做。世界上的男人，绝大多数都离不开女人。那些用最刻毒的语言咒骂女人的，往往就是最想得到女人的；而那些对女人阿谀奉承、极尽媚态者，说不定转过身去，就会诋毁和嘲笑起女人来。从这一点上看，男人很自私，也很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