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各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几何学家提出一个假设，他们反复论证那个假设是对的，然而，他们的假设却使人出了差错，于是，几何学家们又回过头来按照他们原先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论证那个假设是错的。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上面这段话，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出它是多么荒谬。现在，让我换一个方法来论证：野蛮人是人，欧洲人也是人。半瓶醋哲学家马上断言：那个人没有这个人好，而真正的哲学家则说：在欧洲，政府、法律、风俗习惯和利害关系，所有这些，使人们必须不断地互相欺骗才能生活，干坏事是应当的，必须先当坏人，然后才能成为好人。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为了成全坏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更荒谬的了。野蛮人也同我们一样，是很重视个人利益的，但他们从来不说什么对社会的爱和对共同的安全的关心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财产，甚至我们中的有些好人也犯了许多罪，然而在野蛮人中间，连“财产”这个词儿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使他们彼此分裂的利害纷争，他们没有互相欺诈的必要。每个人希望得到的是公众的尊敬，而他们也的确是值得尊敬。一个野蛮人也可能做件把坏事，但他们绝没有做坏事的习性，因为，对他们来说，干坏事并无好处。我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世人彼此之间的行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作风做这样一个非常公正的估计：如果他们的交往愈来愈多，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才能和手段愈来愈发挥，那么，他们便愈善于尔诈我虞，互相欺骗，从而愈应受到我们的轻蔑。我是带着遗憾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没有欺骗他人之心的人，是好人。野蛮人就是这种人。
这种人，无论是百姓的布衣或国王的锦袍，都打动不了他的心；无论谁家的兄弟纷争或罗马的朝政与帝国的衰亡，他概不过问。他既不怜悯穷人，也不嫉妒富人。①
① 引自维吉尔：《农耕颂》，第2章。——译者
（18）在历史上，我只找到一个能证明我这个说法不对的引人注目的例子：罗马的建立，是由一群匪徒完成的。匪徒们的后裔，只几代人以后都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有道德的人。我用不着对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多加解释，虽然在这里满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不过，我要指出：罗马的建立者们，他们的风俗虽早已败坏，在人数上他们又比那些自己的风俗尚未形成的国家的人少，但他们从不轻视道德，不过，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道德。“道德”和“罪恶”这两个词的总体概念，只有在频频与人交往中才能产生。如果谁想用这一点来为科学辩解的话，那就错了。罗马的头两个首领使共和国有了一定的体制，并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和习惯。他们两人中，一个专管打仗，一个专司宗教礼仪。在世界上，要数这两件事情与哲学最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19）所谓外衣，就是风俗中的某些温情的表现。它有时候可以弥补纯真质朴的表现之不足。它具有某些循规蹈矩的外表，可以防止可怕的混乱现象的发生，使良风美俗不至于被人们完全遗忘。干坏事的人之所以要戴上道德的假面具，其目的并不像伪君子那样是为了去欺骗和出卖他人，而是为了在自己有被人发现的可能时，用这副可爱的和圣洁的面具掩盖他可憎可恨的样子。
（20）《纳尔西斯》首场演出时，卢梭觉得效果不理想，中途退出剧场去喝咖啡。这里说：“招得大家对我喝倒彩。”就是指此。参见卢梭：《忏悔录》，卷八。——译者
（21）我真服了，竟有那么多的文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误会。当他们看见科学和艺术受到攻击的时候，便以为我想把罪过推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说自己不对，反而一窝蜂地全都怪我。再说，虽然这些东西给社会造成了许多灾祸，但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当把它们当作一种药物去医治它们造成的疾病，或者像对待害虫那样，它在哪里咬我们，我们就在哪里把它打死。我敢说，我在上面这段话中就我自己的行为夸下的海口，没有一个文学家能把它用在自己身上，说他的行为也经得起这段话的检验。我觉得，这样一种摆观点和讲道理的方式，既适合于我们，更适合于他们。其实，他们对科学的关心是很少的，他们关心的是：要让科学继续使那些大学者享受尊荣，正如传播异教的教士一样，他们对宗教执著的程度，完全视宗教使他们受到的尊敬的多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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