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幸病！雹�
① 蒋1944年7月11日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97。
孔祥熙再次见到罗斯福，递交蒋这封信。罗斯福读完后表示，他7月7日发出电文之时，接到报告说中国的确已在军事溃败边缘。孔祥熙接下来叙述中国军中不同的人事和区域忠诚的现象，表示这些问题需要细致的领导。他说，史迪威“过去公务上，或因观点不同，或因未明实情，与主管方向，意见不免出入。”但是，“惟史迪威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能否达成任务，个人（指孔）认为不无疑问。且中美合作，不仅军事、尤看政治，军略家未必皆有政治经验，为免日后误会，宁可慎重于始。”①经过这一番友好谈话，孔祥熙向蒋回报，罗斯福同意委员长的分析②。
① 孔祥熙1944年7月12日致蒋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99。
② 同上注。
罗斯福在前往檀香山之前，写信给海军上将李海（William D。Leyhy）说：“委员长所说，饶富深意。”他也回了蒋另一封信，催促他“在最早的适当时机”安排史迪威接掌指挥权，但是他接受了先派一位高级政治代表赴重庆的建议①。对蒋而言，孔祥熙的报告以及罗斯福最新的信函，都非常令人鼓舞。他在日记中描绘自己是新儒家传统下冷静、高尚的贤人，“在我者惟有以天理与常道为准则，遵此而行，至于成败存亡非所逆睹，对我党国，鞠躬尽瘁而后已也。此次美国对我态度恶化以及国内人心之动荡，与军事之失利，余皆视为与我有益，而不以为害耳，即使美国利用中共政策，如我能运用得法，亦未始于我无益。”②但是另一个打击接踵到来。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86…387。 军方历史家指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写于7月13日，但由史迪威的重庆总部于7月15日转交蒋。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2； 1944； box 43； folder 19。
罗斯福在夏威夷和麦克阿瑟、尼米玄开会之际，战争部呈上另一封给蒋的信，其口吻和几天前罗、孔互相理解且友善的讨论，截然不同。这封信提出警告：“倘若我们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不幸因你的决定而遏抑，美国和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将会相当有限。”这封信大言皇皇的威胁不仅要终止美援，也要终止中美同盟关系。蒋收到这封信时，认定这些话绝对不是出自罗斯福“本人”。不过 他仍在日记写下：“……不能不有一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①
① 蒋介石1944年7月18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398； 2399。
罗斯福后来又给蒋一封信，力劝蒋和中共达成共同出兵的协议，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大大改善中苏关系。蒋突然起了疑心，怀疑美国莫非要他承认毛泽东在华北的地位，从而建立“两个中国”——这么一来便可以降低战后美、苏因中国而起龃龉的可能性。他再次觉得“不安和受辱”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8； 1944； box 43； folder 19。
在此时，几乎同时传来希特勒遭人行刺，以及东条英机内阁总辞的新闻。蒋认为，东京的投降“为时匪遥”。他相信在附若干控制条件的情况下，暂时赋予史迪威指挥权以避免和美国人撕破脸，则可度过目前的中美危机；等到战后俄国人和中共露出真面目，就会使美国转而反对他们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2； 1944； box 43； folder 19。
但是蒋马上又吃下另一场败仗，使史迪威气焰更炽，或许也鼓舞了他的军阀政敌。蒋觉得长沙失守之后，“但果能邀天之福”，在它南边约100英里的衡阳告捷，“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①。国军即将崩溃的说法也将因此一捷报而消失。可是，蒋还是不愿支持战区司令官薛岳。因此，他又像长沙一役那样，直接指挥城内以及他处忠于中央的部队，以守卫衡阳；不料却让情势更加混乱。不过，这一次衡阳守军将领方先觉有着坚决的求战意志。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0； 1944； box 43； folder 19。
蒋高度依赖陈纳德的空中支援来保卫衡阳。这个战术起先很有效。7月初这段期间，14航空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成功阻扰日军补给线，迫使日军停止攻城。接下来一个星期，美军飞机因缺乏燃料，无法起飞。战争部遵照史迪威之愿，依然不让陈纳德动用成都B…29库房的航空燃料①。
①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p。292…296。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69。
同时，方先觉在地面作战中击退日军对衡阳的三波攻击，据说杀敌7602人。可是，他的正规部队差不多也牺牲殆尽——阵亡19380人；到了7月中旬，放到第一线的全是预备队和后勤部队①。补给成了关键问题。蒋还是没有空运或空投补给品，陈纳德不向蒋报告就要求史迪威批准进行一次弹药空投（应该是中国制弹药）给衡阳守军。史迪威不肯，说他担心开了先例，以后恐怕无法应付纷至踏来的要求②。7月20日，史迪威在重庆的新任参谋长贺恩（Tom Hearn）将军建议，批准陈纳德的要求“意思意思”空降200吨弹药到衡阳，史迪威回复时得意地说，陈纳德以前说过“光凭空军就可以击败日本鬼子”。事实上，陈纳德和蒋介石都不曾宣称，没有国军扮演重要的防卫角色也能击败日军。史迪威告诉贺恩，如果陈纳德“现在明白他办不到，他应该向委员长报告，由委员长来做出他觉得合适的提议”。这一段话却因史迪威部属无心之失，没完全转达给陈纳德。陈纳德实际接到部分是，史迪威拒绝应白崇喜之请供应衡阳守军补给品，而且显然只想着自己即将接掌国军部队，还抱怨说：“直到某个重大决定定案前，我不晓得我们该怎么做。”他又尖酸地加了 一句：“你可以告诉中国人，我们正在尽全力执行委员长执意的计划。”③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p。97…104；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77。
②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p。94； 300。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02。
贺恩回复史迪威时表示他知道“有一待批准的重大决定”（指史迪威的新任命案），但是他建议在此同时应“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协助在中国东南部的中国军队。陈纳德表示不论蒋介石是否同意，他愿意把他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的1000吨物资换为军火支援衡阳守军。史迪威统统不准，薛岳和白崇喜来求，史也一概不答应。在另一次提到美国对蒋施压、好让他统领中国部队的谈话中，史迪威告诉贺恩：“搞半套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类似这样更多的免费礼物，必会拖延到重大决定，被那伙人得了便宜。牌都已经发在桌上了，但结果还没看到，在他们摊牌前，让他们头痛去吧！”①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贺恩告诉陈纳德，史迪威同意为了恢复华东局势，必须有“真实的行动”，但是“他正在规划可使战局真正改观的方案，目前不愿承诺任何确切的行动路线。因此，我们必须暂时停止如何协助地面部队的提案，让事情稍微沉淀一下”②。
① 同上注，pp。412…413。
② 同上注。
白崇喜再次劝蒋弃守围城，这次是衡阳，集中力量攻击敌军通讯线。但是蒋仍然认为必须向中国人民及美方展示，中国军队坚决迎战日军、且能战胜。可是，和长沙一样，在衡阳求胜的迫切性还未大到令蒋坚持必须空运弹药和其他补给给守军的地步。蒋要求衡阳城里的方将军继续作战，并令邻近部队驰援。史迪威的美军观察员报告说，国军62、69和37军为了突破包围衡阳的日军防线，确实牺牲惨重；另外有3个军攻击日军补给线，伤亡也不轻。衡阳终于在8月1日被国军保住了①。战役过后，政府替5000名未埋的阵亡将士立了纪念碑②。国军并没战胜，但没有人可以说他们没在打仗。
① 同上注，p。405。
②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304。
五
8月10日，罗斯福通知蒋，在他的同意之下，美国将再次派赫尔利做为总统代表前往中国。他也建议由军事生产局局长（War Production Board）纳尔逊（Donald M。Nelson）以总统特派员身分考察中国经济。他再次促请蒋“不要拖延”把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在日记写下：“……只需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①蒋似乎忖度着到了某个时间点，他将必须与美国中断同盟关系。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1； 1944； box 43； folder 20。
同时，“美军观察组”，俗称狄克西使团（前住中国叛党地区考察的代表团）抵达延安，展开考察中共目标的任务。它最有影响力的报告由谢伟思执笔；谢对他的所见所闻均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结论和评论中，偶尔会简洁地碰触到问题，例如：“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共产党声称的民主政策是真心诚意的”，“（一旦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势力……届时他们就可自由地（立即或逐步，要看情势）恢复其共产主义主张。”然而，他对中共及其延安领导人的赞誉让这些警告相形失色，他说：“对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批评……地方局势也不紧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束缚或压迫……对于承认失败毫不忸怩……没有乞丐，也没有赤贫的迹象……党军和人民彻底团结。”他宣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单纯的民主……形式上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①。
① Service； Lost Chance； pp。271； 179； 180； 181； 196； 312。
谢伟思的确发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思想和表达都很一致。”他觉得，意见如此相同，“可能是共产党思想训练以及党内规范的结果。但也可能是，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共产党不是像国民党那样的大杂烩。有异议的人可以自由离去……有些则是被开除党籍。那些留下来的人，思想就真的一致了。”谢伟思似乎暗示延安的同质性虽怪异，但却是正面的特质①。谢伟思和狄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都建议美国开始专案供应武器和设备给共产党的计划——否则“内战的机会将升高，而毛泽东将恢复他和苏联的密切合作”②。
① 同上注，p。197。
② 同上注，p。308；David D。Barrett； The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na； 194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90。
奇怪的是，这时候史汀生的战争部里有一群军事情报局的分析师，正制作一本有关中共实力、性质和意图的研究专书。这些分析人员检视2500份军事情报报告、访谈录、历史及其他文件，不论它们对中共的态度是友善或不友善。他们审阅了1942年以来史迪威总部发出的所有报告，包括戴维思、谢伟思的报告，以及狄克西使团持续发出的电文。他们的研究和谢伟思、戴维思的一些结论意见相同。但是，这份研究的结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遵循的是“苏联模式”，在此模式中“真正的异议团体一概被打为‘叛徒’”。报告又说，美国或许有必要“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但若抱持他们并非共产主义者的假设去跟他们打交道，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军事情报局研究人员对国民党的贪渎、不团结，和“在分享权力方面不够真诚”（中共也是如此），也予以挞伐①。这份报告在1945年大战即将结束之前发表，对当时人的想法没有影响力，但它的确显示华府方面对中共也不是全无了解——比起国务院、战争部、美国新闻界、学术界绝大多数的中国事务专家，以及许多美国政治领导人的了解，切实多了。
① Lyman P。Van Slyke；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04； 251…253； 254。
这时候，蒋虽已明白表示史迪威仍直属于他，而且要保留对史的免职权，不过蒋知道自己恐怕必须把全盘指挥权交给史了。值得注意、但不甚意外的是，蒋在和美国交涉此一极其特殊的协议时，并没有表现出全然的愤世疾俗。他甚至又暗自忖思，如果能把这桩棘手的事处理得好，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转败为胜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6； 1944； box 43； folder 20。
9月7日上午，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在经济学家纳尔逊（即军事生产局长）的陪同下抵达重庆。赫尔利上次访华期间（开罗会议之前）和蒋、史都处得不错。同一天，这两位美国人首次和委员长会谈时，赫尔利表示罗斯福提议，让史迪威拥有和艾森豪领导欧洲英美盟军一样的权限。这其中没有言明的差异当然是，欧洲盟军的地面部队以及空中力量绝大多数是美国子弟，可是国军可全都是中国人。赫尔利强调，史迪威“在执行其新职前，必须要得到委员长的全面授权和信任”①。蒋同意，显示出他甚至认为让史总揽兵权可能缔造新机，让中国军队在美国的人事领导下得以进行改革。但是蒋也强调，史迪威应该交出收受与分配租借法案物资的权力。此外，任何归史迪威指挥的共军部队，也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最高权力②。赫尔利再三向蒋做官方保证，罗斯福总统并不要求任何东西，反而是想满足蒋的“需求”。
① Don Lohbeck； Patri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285…286。
② 蒋介石1944年9月7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426。
让蒋倍加高兴的是，他觉得赫尔利“甚为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