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着！研人将身体靠在椅背上，凝望天花板，重新思考。把一切都归咎于美国的阴谋似乎说不过去。专家已对hiv病毒展开了许多研究，并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种病毒的非洲起源说。而且，前往扎伊尔——政变后改名为刚果——做现场调查的父亲并非空手而归。他采集了俾格米人的一种——姆布提人的血液样本，结果证实他们不仅没有感染hiv病毒，而且没有感染任何病毒。就算父亲掌握了生物武器的证据，也没发现关键的病毒。
这个假说乍看很正确，但仔细一想又不得不放弃。研人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手巾，擦拭眼镜。
终于看到了第五种可能。如果这次也一无所获，那所有的线索就全断了，与联邦调查局为敌的大冒险也将结束。想到去警察局自首时自己那副可怜样，研人就郁闷不已。研人的视线重新落在《现代政治季刊》杂志上，他要看到的部分就在左侧的页面上。
5。人类进化
生物进化只能通过基因位点突变，这条理论现在受到了挑战。观察化石资料可知，生物进化既是渐进的，也是断续的。在进化这一现象中，隐藏着一种未知的规律，即生物是通过渐进和断续两种方式新陈交替的。生物花费漫长的时间积累细微的变化，然后在某个时刻，性状突然发生巨大的改变——这种观点在我们灵长类生物身上也适用。
巴黎大学教授乔治·奥利弗在其著作《人与进化》中，从生物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人类的进化。他说，“未来的人类将在不久后突然出现。”实际上，大约六百万年前，我们与黑猩猩有着相同的祖先，但那之后，我们便同黑猩猩分道扬镳，经过猿人、直立人、旧人、新人等阶段，进化至今，进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人类或许在旦夕之间便会产生飞跃式的进化。
由现代人进化而成的新人类，大脑新皮层会更发达，智力水平将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奥利弗是如此描绘那种智力的：“能理解四维空间，迅速掌握复杂的情况，拥有第六感以及无限发达的道德意识，拥有凭我们悟性所无法体会的精神特质。”
这种新人类出现的地方，更可能是偏僻蛮荒、与世隔绝之地，而不是文明国度。因为在那些地方，人群基数小，个体层面的基因变异更容易在人群间固定。
那么，新诞生的人类会如何行动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消灭我们。现代人和新人类，这两个物种占据着完全一致的生态位。只有将我们除掉，他们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在他们眼中，现代人沉溺于互相残杀，而且拥有破坏地球环境的科学技术，是极度危险的低等动物。无论是智力水平还是道德水平都十分低下的生物，势必要被更高级的智慧生物所取代。
人类进化一旦发生，我们就将从地球上消失。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命运，将在我们身上重演……
第20章 涅墨西斯（1）
1
阿瑟·鲁本斯接受幼儿园入园测试后，他的父母被园长叫了过去。“你们儿子的智商无法测定。”园长告诉他们。当然，这个“无法测定”是正面意义的，所以，在马里兰州经营小规模连锁餐馆的父亲和身为家庭主妇的母亲，都高兴坏了。
鲁本斯满十岁时，他的智商虽然在测定范围内，但早已在正态分布曲线的末端了。图表上的数据显示，鲁本斯拥有万里挑一的优秀大脑。将美国全国与他智力水平相当或在他之上的人集合起来，也不可能坐满棒球场的观众席。
不过，同大家的期待相反，鲁本斯很早就知道自己难成大器。十岁出头时，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缺乏独创能力。尽管他可以继承前辈所奠定的学问，但无法提出革新性的见解。人类历史上，构建高度科学文明的，是天才们头脑中的灵光一闪，而鲁本斯在人生的早期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大脑中没有接收这种天启的天线。
所以，十四岁进入乔治敦大学的鲁本斯，主动走下神童的宝座，满足于普通优等生的地位。他对金钱和权力都没有追求，只对知识有超乎常人的渴望。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他所有的课都去上，其中最吸引他的是科学史。从公元前六世纪的自然哲学诞生，到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发展——鲁本斯可以在科学史课堂上领略人类知识的全貌，享受其他东西难以取代的愉悦。从科学的角度反观人类历史，尤其令人唏嘘不已的，是阻碍了欧洲人知识进步的黑暗时代。如果没有这段历史，人类最晚也可以在十九世纪登陆月球。
大学时代，鲁本斯的学习生活很充实，但其他方面却很糟糕。由于他年轻而聪明，还有一头金发，相貌出众，所以饱受学长嫉妒。经常捉弄鲁本斯的学长，总是流露出难以抹去的敌意。最令鲁本斯气恼的是，他们特别喜欢嘲笑鲁本斯是处男。这群得了红眼病的男生，用开玩笑的口吻贬低他人。在反复目睹他们丑陋的笑容之后，鲁本斯发现了一种倾向：智力水平越是低下的男生，越是渴望在性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如果见到鲁本斯同女生亲近，他们的语言就更加恶毒。这群愚蠢的男生，让鲁本斯联想到为争夺异性而两角相抵的公鹿。
自那之后，鲁本斯就成了一名冷酷的观察者。他装作懵懂无知，让对方得意忘形，暴露出心中的兽性。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已被鲁本斯看透，将自己的动物本性暴露无遗。
在鲁本斯看来，社会生活中可见的所有竞争的原动力，都可以归结为两种欲望：食欲和性欲。为了比他人吃得更多，或者赚得更多，为了获得更有魅力的异性，人会蔑视、排挤他人。兽性越是强烈的人，就越爱用恫吓和计谋，越汲汲于攀上组织的顶端。资本主义保障的自由竞争，就是一种将原始欲望的暴力性转换为经济活动能量的巧妙制度。如果没有法律，如果不关照全民福祉，那资本主义内在的兽欲就得不到抑制。总之，人类这种动物，总是用智慧来掩饰、隐蔽原始的欲望，冠之以正当之名，并满足于这种自欺欺人。
进入大学六年后，二十岁的鲁本斯凭借数学基础论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头一次了解到了女性肉体的美丽与温柔。后来他离开了熟悉的乔治敦，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担任博士研究员。为了学习复杂系统这门新科学，鲁本斯又到了圣菲研究所。在那里的咖啡馆里，他偶遇一名心理学家，听对方说了一番非常有趣的话，从此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美军士兵在战场的开枪率。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敌人近距离遭遇后，美军士兵扣动扳机的比例是多少吗？”
对这个闲谈中提到的问题，鲁本斯未作细想便答道：“十次里有七次吧？”
“不对，只有两次。”
见鲁本斯脸上浮现出惊讶与怀疑的表情，心理学家继续道：“剩下的八次，士兵都会以弹药补给等理由回避杀人行为。即便在遭受日军自杀式攻击之后，这个数字也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对最前线的士兵来说，自己被杀的恐惧，其程度远不如杀死敌人的紧张。”
“真没想到，我还以为人类很野蛮。”
心理学家闻言一笑，接着说：“还有呢。对这个调查结果感到惊慌的是军方。士兵讲道德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们进行了如何提高开枪率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越南战争中的开枪率就陡增到百分之九十五。”
“军方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他们将射击训练的靶标从圆形换成了人形，并且让靶标像人一样自动竖起，然后根据射击成绩奖优罚劣。”
“操作性条件反射啊。”
“没错，就像通过投食器控制小白鼠的行为一样。不过……”心理学家沉下脸说，“这种‘一见敌人就条件反射开枪’的训练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士兵只有开枪时心理障碍才会解除，但杀死敌人后仍然会产生精神创伤。结果，越战老兵中出现了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患者。”
“可是，”鲁本斯不解地问，“如果人类如此憎恶杀人行为，为什么还会有战争？就凭百分之二十的开枪率，美国又是如何在二战中取胜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杀人魔’，可以毫无顾虑地杀人，即精神变态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社会后会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会变成对杀人行为毫无悔意和自责的‘理想的士兵’。”
“可是，光靠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实际上，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养成杀人恶魔是很简单的。首先，通过对权威的服从和归属集团的同一化，消除个人的主体性。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士兵与杀戮目标保持距离。”
“距离？”
“嗯。这个词由两个概念构成：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
比如，如果敌人属于其他人种，或者语言、宗教、意识形态不同，那就会有心理距离，杀起来会容易得多。平时就与其他民族有心理距离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属民族优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战争中很容易变为杀人者。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常见。只要再将敌人劣等、与畜生无异的观念灌输进他们的意识，打着正义旗帜的杀戮就可以开始了。这种洗脑教育，在所有的战争中，乃至平时，都屡见不鲜。给敌人取诸如“日本佬”“越南猪”之类的蔑称，就是这种教育的第一步。
“为了保持物理距离，”心理学家继续道，“就必须使用武器技术。”
在战斗最前线迟疑开枪和不愿开枪的士兵，只要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攻击手段——发射迫击炮或舰载炮、飞机空投炸弹等。在眼前射杀敌人的士兵会背负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参加空袭、夺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弹手则感受不到丝毫内疚。
“有学者说，想象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可是，在使用武器时，人连最低限度的想象力都被麻痹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轰炸机下乱窜的人们会如何惨死。这种反常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军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明白吗？”
鲁本斯点点头。人们往往会鄙视用刺刀杀死敌人的士兵，却将击落十架敌机的飞行员视为英雄。
“杀人武器的开发，强调尽量远离敌人，尽量用简单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人类逐渐放弃了徒手搏斗，发明了刀、枪、炮弹、轰炸机等武器，以至于洲际核导弹。而且，在美国，武器工业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所以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接触到这类研究的鲁本斯，察觉到现代战争的一个共通点。战争当事者中最为残忍、决定发动战争的最高权力者，往往与敌人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最远。出席白宫晚餐会的总统，既不会溅上敌人的鲜血，也听不见战友肉体被撕裂时发出的临终惨叫。总统几乎不用承受杀人所带来的任何精神负担，所以他与生俱来的残忍才会被彻底释放。随着军队组织的进化和武器的改良，现代战争中的杀戮必然愈演愈烈。战争的决定者下达大规模空袭命令时，不会感到半点良心上的责备。
那么，明知数十万人的性命将毁于一旦，却仍下令开战的一国领袖，其残暴性与普通人一样吗？还是说，他们本就是异常的人类，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后隐藏着非比常人的攻击性？
鲁本斯推测答案是后者。被权势欲所俘虏、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应该具有超常的好战资质。可是，在民主国家，这样的人反而会被选为领袖。民主选举遵从民意，被人民选中的人体现的正是集体的意志。换言之，战争心理学研究的其实是当权者的心理学。为了了解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就必须破解发动战争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圣菲研究所，鲁本斯一边加深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认识，一边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此类研究。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之后，他对以掌权者为唯一研究对象的战争心理学的兴趣也没有减弱一分。他在短时间内学习了精神病理学和临床心理学，运用病理学，尝试分析了下届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得出的结论是：假如格雷戈里·万斯当选总统，更可能发生战争。半年后，万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鲁本斯判断人类历史将朝坏的方向发展，他非常渴望一窥万斯政府的内幕。当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也萌生了结束学究生活的念头。是时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类这种生物构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过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寻找能接近白宫的就职机会。国家机构都非常欣赏鲁本斯非凡的智力。陆军情报部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不知作何选择。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智库：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施耐德研究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诸多智库之一。其他研究机构设有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研究类别，而施耐德研究所专攻情报战略。表面上是私营的公共关系公司，但实际上最大的客户是中情局和国防部。之所以它的知名度远不如兰德公司，是因为研究所谨小慎微地活动，尽量避免引起公众注意。
施耐德研究所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持中立立场，所以同历届政府都保持着良好关系。鲁本斯觉得这是绝佳的机会，于是经过人事负责人的面试，进入了研究所。
在波托马克河河畔的一座外观并不起眼的六层建筑里，鲁本斯得到了专用的房间和“研究员”的头衔。他被告知，在完成必须处理的繁杂工作后，他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他这才明白，自己那时还处在试用期。鲁本斯在不经意中接受了心理测试和测谎仪测试。联邦调查员走访了他所有居住过的地方，对他进行了彻底调查。一年后，他们确认，鲁本斯既不经济拮据，也没有外国亲属，既同所有反政府活动无涉，也没有犯罪经历或异常性癖，于是鲁本斯获得了绝密级情报的接触资格。他立刻忙碌起来，被提升为“分析员”，派往国防部主导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