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聊家常，谈感受。但街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普通人就是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对自己是克勤克俭，生活朴素，但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来了，他总是盛情款待。他工资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帮助乡亲、部下。同时，为尽量减轻国家开支，他本可以报销的一些滋补药品费，也常自己负担了事。偶尔得了稿酬，也全部交了党费……
在王树声担任军械部部长之初，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幢住房，用具配备齐全，装饰比较考究。王树声谢绝了。他只要求盖成一般平房，不要单独的小院，警卫人员也是寥寥几人。屋内也只是寻常的家俱。墙壁也没有特殊的装饰，一幅“延安宝塔山”油画显得挺有精神。
五十年代末，全国“备战”，国家有关部门计划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别的不少老干部都修了，夫人杨炬为此也兴致很高。
正准备施工，王树声硬是不同意。
杨炬说：“别的首长家都修了，为什么我家不修？”
“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王树声笑着开导说，“国家现在这么困难，有一分钱也好。再说真的扔炸弹，也不能说专朝我王树声头上扔。真到扔的时候，我的街坊各单位，不也都修了，还能说不让我们避避吗？”
夫人只好让步。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王树声被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是在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之后，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此后经济建设中出现“左”倾冒进思想，出现了“大跃进”的浮夸风。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此后，彭德怀被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之外。
在总军械部，王树声曾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作出巨大的成绩，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看见彭总蒙冤如此，王树声心中实是刺痛之极，但对党的忠诚，不容他有所异议。
不久，总军械部撤销，王树声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又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
为了方便王树声的工作，有关领导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
第一次，城建规划部门为他划定的地点，是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并请王树声前往过目。
带路的人员指着护城河说：“你瞧，这地方景色怡人，将来这里盖起了新房，一可以欣赏美景，二给你钓鱼也提供了便利。”
王树声说：“好，确实难得。这古庙废弃不用了吗？”
带路的人员说：“这是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
“不行，重新换个地方。”看到规划人员茫然的表情，王树声说，“这有悖于我们党的宗教政策。”
六十年代末，规划人员在东城又为王树声找到一个旧院落，很僻静。王树声感觉很满意。他问这从前谁在此居住，规划人员说是某民主党派总部所在地。
王树声一听，马上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
“早就被红卫兵撵走了！”规划人员说。
“那是胡闹，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王树声坦然地说。
又过了很长时间，规划人员又为王树声在玉渊潭附近找了一个地方。此地环境幽静，风光如画，规划人员邀请王树声夫妇来看。王树声一看，喜形于色。忽然看到几间农舍，就问：“建房对住户有影响吗？”
规划人员说：“动员他们搬迁一下。”
王树声稍稍想了下，说：“算了，人家住得好好的，凭什么撵人家？”
就这样，王树声住房一直都没找好。他在那外墙简陋、内廊狭窄的寓所，住了十八年，直到他与世长辞。
王树声到军事科学院上任不久，由于距家较远，每逢中午都自己打饭吃。他和干部、职工一起排队买饭，自己洗碗筷，从不借别人之手。炊事员起初不知道他是王树声，后来知道了，很感动地说：“首长，你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有一次，王树声排队买饭，只见自己前边站着一个年青的战士，手里拿着一套饭盒。便笑着问：“带这么多饭盒，来客人哪？”
“我给首长打饭。”战士说。
“哪位首长？我怎么不认识呀？”
“我们刚从外地调来不久。”
第二天，年轻战士又提了饭盒去打饭，并有意站到了昨日跟自己搭话的老头儿身后。两人一见面，便寒暄起来。年轻战士乘机问：“老同志，你贵姓？”
“哦，我叫王树声。”
年轻战士一听，惊愕得背过脸一伸舌头。他回去对首长一说，首长也很不自在。此后，这位首长也亲自排队了。
1960年至1963年，王树声参加了徐向前元帅主持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长征，王树声或个人执笔，或与别人合作，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出国访问过。在1959年4 月至6 月，他参加军事友好代表团，随同团长彭德怀元帅访问了东欧、蒙古等七国。他接待过不少国家的贵宾，也接受了不少外国政府或个人馈赠他的大小札品，但他从不占为己有，都悉数上交。他新来的勤务员不清楚他的秉性，认为礼品是送给首长个人的，有几次拿到车上，都被王树声阻止了。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王树声与天下父母一样，十分疼爱自己的骨肉；但王树声对孩子们从不娇生惯养，管教甚严。
王树声四十得子，有三男一女：长子鲁光，中原突围后出生于山东解放区；次子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建初，出生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始；小女季迟（文革中改名宇红），姗姗来迟于1955年。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既有诗意，又有深刻的寓意；既体现了王树声夫妇个人活动与中国革命进程的联系，又表现了对下代的眷眷的爱和殷切的希望。
在王树声调到京城前后，孩子们陆续上了幼儿园和小学。这时王树声夫妇就给孩子们定些“规矩”：起初很小的时候，小手绢、小袜子都要自己洗；到了三、四年级，小衣服也要自己洗；进到中学以后，被单等也要自己洗。
爸爸妈妈要定期检查，决不许保姆和勤务员“代劳”。
这种对子女之爱，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培养子女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子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培养子女吃苦耐劳的品德，以及培养子女坚韧不拔的毅力。
孩子们起初上学的时候，上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对孩子的培养显然是不利的。周总理看到这一点，指示将这些学校撤掉了，干部子弟的孩子都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学习。王树声对此深表赞同。
王树声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普通学校，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在同学面前夸耀父母；不许打扮得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车接送。一句话，要同周围同学一样，不要搞特殊化。
王树声夫妇经常翻阅孩子们的作业，作的好的，给予表扬；作的不好，要重作或补齐。禁止孩子逃学。鲁光有次贪玩逃了学，回来后挨了父亲的打。
事后王树声心里很后悔，杨炬也说他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王树声生活俭朴，孩子们时常埋怨家庭生活不好。
1965年，王树声参加河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孩子们围拢来，看爸爸带回来什么好吃的，果然发现了一包东西。孩子们一打开，抢着吃，太硬了！个个呲呀咧嘴。看到孩子们一副副滑稽的面孔，王树声忍不住笑了。
随即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刚才吃的是白薯面饽饽，不错，是没有米面好吃。可就是这种东西，别说往日穷人难以吃到，就是如今广大农村，由于灾荒不断，不少人也吃不上呢。对老百姓来说，能吃上这，已过的是神仙的日子了。”
说罢又长吁短叹一阵。此后，孩子们很少在饭食上挑三捡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学校也乱了。这时，建初正读初中，季迟读小学，都回了家，不久都参了军。
孩子都要走了，王树声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临别之际，他勉励他们在部队要好好地干，要戒骄戒躁，不以高干子弟自居。
建初在青岛海军服役。不久，头疼难眠，写信给家庭，想回来治治，王树声误认为“太娇”，不让回。两年后回来时确实病了，最后落了个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一想起这，王树声就内疚，觉得有时自己做事太武断。
小女季迟最初在北京某部长途台当通讯兵。由于工作紧张，家虽近在咫尺却好似远在天涯。随后，她又被下放到边远山野的部队农场养猪、种稻。
肩挑手提，肩膀压肿了，手脚由磨破而又渐渐长了老茧，她没有怨言。唯独伙食太差，她做梦都想改善一次生活。看到其他同志家里寄来不少好吃的东西，她又不能写信朝家里要，只好背地请战友帮忙，寄来糖果“解馋”。季迟的良好表现，普遍受到好评，后来她被推荐上了军医大学。
长子鲁光， 1964 年考取清华大学，攻读光学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某工厂，任光学产品验收军代表，工作认真负责。
1972年鲁光二十六岁，堕入了爱河。快要结婚了，眼看婚期一天天临近，全家却若无其事。为新人安排的东西，仅一间房、一张床和两床棉被而已。
王树声的警卫员杨伯钧心想：高干子女固然不应该大摆阔气，可也不能“寒碜”到如此程度。于是，他自作主张，跟鲁光商量好了，先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面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等婚后再行归还。
夜晚下班时，小杨就顺便把这几件家什搬上车，不想被王树声撞见，要小杨马上物回原处。
鲁光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劝导说：“结婚摆那阔气干什么？有房、有床、有被子就很不错嘛。再说，结婚是自个的事，怎么能随便动用公家的东西呢？”
王树声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处处想到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很少想到自己的利益，他是共产党员的模范代表。他给后人留下了楷模，也留下了思考……
第十五章临疾风抗浊浪光彩照人寰1966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涌动着一股“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巨浪。
当时身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树声看到国家形势像万花筒一样地变化，不由紧锁着眉头。他有一种不祥之感。
他看过吴晗的文章，为海瑞刚正不阿的形象拍案叫好，谁知一夜之间海瑞在姚文元的笔下竟成了彭德怀，竟成了所谓“右倾”。王树声对这种影射史学既震惊又气愤。此时，他隐隐觉得事情还没有完。
但王树声决然没有想到，“文革”的烈火竟如此迅速地烧到亲人和自己身上。
那是运动开展不久的一天。他的夫人杨炬下班回家，脸色阴沉，脚步沉重，半天不说一句话。
“又发烧了？”杨炬身体不好，常发低烧，王树声不由关切地问。
杨炬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原来，杨炬工作的三○四医院的主要领导被点了名，被群众要求“靠边站”。
身为副政委、副院长之一的杨炬最初尚未受到冲击。但随着大字报的不断张贴，杨炬竟越来越受到伤害，被勒令交待“罪恶历史”。
首先，造反派说杨炬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什么要跑到延安？是不是军统或中统的特务？
杨炬讲到这里，既委屈又气愤。
这也难怪。早在1937年时，当年还是少女的杨炬从襄阳跑到延安的时候，她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想不到被反复盘问，是不是国民党特务。那时杨炬的心就已碎了，但她理解党，相信党，而且在那险恶的战争年代，那种“车轮战”盘问的做法似乎也有种迫不得已的味道，况且，杨炬的革命热情很快被接受下来了，因而她后来对那次“审查”也就渐渐释然了。
而现在呢？“革命派”却一口咬定杨炬有“罪恶历史”，仿佛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完全不值一提。杨炬真是心如刀割。
王树声理解自己的夫人，早在延安就已理解了她。出身，单从出身就能武断地说一个人是不是革命者吗？革命导师恩格斯不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吗？周恩来不也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吗？就拿我王树声来说，不也是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吗？
王树声又想起了从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张国焘也是简单地用出身来划清革命与反革命。自己的哥哥、妹妹、嫂嫂都未能幸免。教训是何等的深刻！想到这，王树声慎重地对夫人说：“杨炬，要冷静。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真正反映他属于哪个阶级，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立场和行动才是他阶级属性的真正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要你交待历史，你就向他们讲好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组织上很清楚。”
杨炬点了点头。接着她又谈到“革命派”们造谣说她在中原突围时，肯定被捕当了叛徒。“我当时听到这不可思议的说法，真是气得浑身发抖。我给他们讲历史事实，他们连听都不听，不断打断我的话。但我还是要说。他们火了，猛地一拍桌子，吼道：”谁叫你讲故事？是你斗我还是我斗你？‘跟这帮人简直没道理可讲。“
提起中原突围，王树声真觉得对不住妻子。杨炬怀了身孕，行动极不方便。做丈夫的实在更应该多加体贴。谁知蒋介石团团将中原解放区围住。为了不拖累王树声，杨炬挺着肚子走了。王树声看着妻子远去的背影，心中很是愧疚。如今造反派竟如此栽赃，王树声心头很沉重，但还是叮咛妻子说：“杨炬，要坚强些。对群众的态度要温和、尽量耐心听他们说。当然，做到这一步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像攻克堡垒一样把它攻克掉。”
在丈夫的鼓舞下，杨炬紧锁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王树声所在的军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