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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活着那么的不容易，那就抓紧享受地方政府时常带给我们的快乐，尽快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毕竟比一潭死水的日子要充实些。
没有死的，抓紧快乐吧。
2007年4月10日凌晨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记者的血有时也会白流
我们报社两个记者因见义勇为，被劫匪率众砍成重伤，至今仍躺在医院。据受伤记者的主治医生说，其中一位记者可能终身残废。
这是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夜发生在我们报社记者身上的血腥事件。
我本来想遵照警察同志和人民政府的嘱托，不要在媒体上，或者在博客上提及这件事，以免影响警察同志寻找线索，尽快破案。但记者见义勇为的现场，十米血路，触目惊心，更让人郁闷的是流血的记者依然躺在冰冷的医院，行凶者依然逍遥法外。因此，我无法让自己保持沉默，甚至像英雄一样，冷静得让人无法猜透内心的愤怒或恐惧。
“五一”那天，阳光灿烂，但阳光下的罪恶并没有因为节日的到来，显得比往日更多的温情。广州的博客朋友痕迹留言给我，说广州有两名记者被歹徒砍了，并提醒我要学会保护自己。说真的，我看到那条留言，我有些莫名的感动。在这飘忽的广州，人情是否冷暖，世态是否炎凉，我想每个来广州谋过生活的人，应该都有切肤的感受和体会。但政府的很多官员却不愿让人们说起城市的某些伤疤，即使它血淋淋的真实存在。
以往，行走在广州的每条大街小巷，见多了那些悲伤的眼泪，见惯了那些不该流血的牺牲，我也早已学会了麻木，甚至视而不见。对于城市生活的底层百姓，我常常希望他们早点回家，回到自己的城市，广州并不适合每个人。尽管有政府官员不止一次的作出解释，说杀人放火，抢劫越货，男盗女娼，只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细小支流，有时可以忽略不计，并教导我们要看到城市的主流，社会的主流。每每听到官员们的这些高瞻远瞩的宏论，我就会罪恶的作出许多假设，假如某个官员的子女被劫匪给绑架了，或者杀害了，这个官员会不会也心静如水，在电视上或报纸上面带笑容，鼓励老百姓依然要看到社会的主流？
不知哪位哲人说过一句让人无法忘记的话，大意是说，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不能正视面临的社会现实，并加以修正，即使是死掉一个城市的流浪者，或者乞丐，那也是这个城市的罪恶和不幸。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城市的官员，不愿意正视那些一直都存在的残酷现实，宁愿欺上瞒下，粉饰太平，甚至助长社会邪气，也要找出一大堆理由为谎言正名。正因如此，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亡羊补牢，有太多的事后诸葛，有太多的下不为例，有太多的严惩不怠决不手软的坚贞誓言。从而也就有一而再的流血流泪，然后悲伤的继续前行。牺牲总是难免的，问题是又有多少牺牲值得人们前仆后继？
所以我对我们报社那两个记者见义勇为的行为，感到莫名的悲哀。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崇高和伟大，有时只是一种做人的良知，在支撑着我们必须以一个人的方式活着。我在很多时候，都在表达着同样的观点，我们没有义务去见义勇为，但我们有义务去保护自己，为家人，为朋友，有时也为这个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没能让流血流泪的事件得到遏制，正义无法彰显，邪恶无法受到惩治，我们只能这样做。
现实的经验一再教育我们，很多老百姓的鲜血都是白流的，包括被人们称之为无冕之王的记者。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或许都见过很多的流血牺牲，但又有哪次流血牺牲唤醒了社会多少良知？老祖宗曾给我们总结出了一条绝对正确的经验：乱世需用重典，当法制的光辉还无法普照众生的时候，有时对邪恶残酷一点比所谓的人性化更有现实意义。
2007年5月16日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中国高考30年，到底改变了谁的命运？
高考，决定了谁的命运？
——题记
中国恢复高考30年，已成为2007年夏天的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各大媒体、各大网站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或探讨中国高考30年的风雨历程。30年来，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庞大国家的命运。回首高考30年历程，文字的力量，难以承受高考之重。30年来，中国高考到改变了谁的命运？不少人在追问，在反思，在讨论。
回答这个宏大的命题，在高考不再是“黑色7月”的今天，依然是非常困难的。30年前，一场不同寻常的考试，开始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几代人为着未来和理想，为着家族的荣耀，为着生存的需要，十年寒窗，挑灯夜读，忍辱负重，挥汗如雨，几乎全部的人生希望都寄托高考之上。一年一度的高考开始成为一种改变人生命运的“魔手”，在这场既是知识的考试又是命运的考试中，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悲壮画面，成为高考一道特殊的风景。高考伴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同时，高考也演绎出了人生百态，国道沧桑。
回首30年来的高考历程，就是一部人生悲欢史。很多走过高考这30年的人，依然难忘30年前，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伟人——邓小平。有时，群体的命运，甚至一代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不知是祸还是福。1977年夏天，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召集知识界人士群策群言，做出恢复高考的历史决定。从那时起，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高考和高考改革也从此处于社会关注的焦点。
据官方统计，1977年12月，中国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570万名年龄介于13岁到37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录取人数为27万。令人惊奇的是，2007年全国计划招生的人数恰是30年前参加高考的人数——570万。这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早已注定。30年来，中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
30年，对于历史，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对于中国高考，尤其是高考改革，却是一段异常艰难而漫长的历程。老三届大学生、高校收费、教育产业化、高考积弊，伴随着这些名词的中国高考，一路走来，在激烈的争论中，备受指责与拷问。
客观地讲，30年来，一年一度的高考虽然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批评和指责，但它至少为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体现了一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事实上，真正备受指责和拷问的不是高考本身，而是高考开革。
在目前的高考体系中，人们对优质大学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种迷狂。它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上千年来，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的历史沿习。这种“范进中举”式的历史沿习，使选拔人才的高考渐渐被名利所扭曲。更重要的是，本应当体现出公平公正的优质教育资源，却在各级分配中矛盾日益尖锐。这几年“高考移民”、“高考枪手”就成为民间自发的一种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间接对抗与反击。而“大学无用论”、“大学致贫论”、“毕业即失业”的无情现实，更是将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高考改革推向拷问的十字架，取缔高考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古人云：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面对恢复高考30年，尤其在各种有关高考的争议不断，乃至出现废除高考呼声的当下，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解读高考这30年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成败得失，并提出彻底的解决之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高考30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仅仅是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是远远不够的。当高考越来越不能体现一种公平公正，当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高考招生的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对等，当上大学的教育成本成为家庭的一种沉重负担，当高考已难跃龙门，知识不再改变命运……中国现实的高考到底改变了谁的命运？最终又将走向何方？都需要自上而下的集体思考。诸如如何通过高考去改变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痼疾，如何通过高考去构建社会诚信，如何通过高考去弘扬传统伦理道德等宏大命题，都需要在高考和高考改革中去改变，并努力去实现。
2007年6月8日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老百姓跟谁姓关你什么事？
咱们泱泱大国自古就有个好传统，特别注重自己的姓氏笔名。什么都可以马虎，唯独姓什么，跟谁姓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比如，张三有个孩子不姓张，那问题就严重了。用我热心的邻居吴大妈的话说，就是张三他老婆对不住张三了。这还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跟着倒霉的还有张三的这个孩子，从此就得背着“野种”的闪亮招牌，任人指点。在我们的国骂中，比较恶毒的词语就有“杂种”、“野种”，都是指姓氏出了问题。看来姓什么别不要不跟爹妈姓，否则后果很严重。
近日，各大媒体头条都刊登了一条很搞笑的严肃新闻，说的就是关于老百姓的姓氏问题。公安部研究起草完成了我国首部姓名登记单行法规《姓名登记条例》，该条例中首次对公民起名作出了硬性规定：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并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子女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时，可以按照双姓起名，但不算作复姓。当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聪明的大脑第一个反应是，我们公安部的官员真是太有才了，对老百姓真是太有责任心了。放下了诸多需要紧急办理的大案、要案，专门花心思来考虑咱老百姓的姓氏问题。治安事小，姓氏事大。这说明了咱们某些政府官员是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用某些官员的话说，咱老百姓的事，再小都是大事。说句公道话，老百姓姓什么跟谁姓，咱官员们都要操心，挺不容易的。所以大伙万不可瞎起哄，整出些“李杨飞刀”、“张王不败”等怪异的名字，给父母官添乱。
只是这个规定来得太迟了点，太突然了点，太意外了点，让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叫苦不迭，提起爹妈就气得想骂娘。说来也真是，我这个同学既不跟爹姓，也不跟妈姓，偏偏姓了一个“外姓”。老实说，这怨不得我这个同学，他自娘胎出世，做父母的就自以为是，为感谢曾经的一个救命恩人，竟然让孩子跟随了恩人的姓，还说是永远不要忘了恩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家人3个姓，总让人民群众狐疑他们父母隐瞒了什么。更为麻烦的是，这给我的同学带来了不少困扰。有次我陪他去文教办填份考试的表格，当负责接待的大妈看到我同学填的姓名与父母姓氏不一样，很认真地说：同学，你该不是冒名顶替的吧？我那位同学气得咬牙切齿，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冲着大妈就来了句：我是我妈亲生的，我是我爹亲儿子，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商，但绝对不可以侮辱我的姓氏。自此，我这个同学落下一个坏毛病，每每有人问起他为何不跟爹妈姓，他就很着急，反复解释：我是我妈亲生的，我是我爹亲儿子，我跟谁姓，关你什么事？
坦诚说，对这公安部出台的这个条例，我跟我这个同学一样，是有些迷惑的。去年建设部为平息老百姓对房价持续高涨的怨气，正式公布了《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要求开发商建的住房70％不要超过90平方米。90平方米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又是凭什么根据制定了这个标准？更重要的是谁来监督这个“意见”的执行？事实上，这个毫无根据又毫无操作性的规定，无异于一纸空文。楼价照样涨，房子面积开发商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最终的结果是非常可笑的，也是很失败的，像一场草草收场的闹剧。用我老实巴交的老父的话说：坐在办公室制定天下宏略，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这个才能的！
像这样让人迷惑的闹剧还在继续上演，而且似乎越来越超出老百姓的想象力。近日，教育部效仿公安部，也出台了一个硬性规定，自2007年9月1日起，全国所有中小学生每天都必须要跳校园集体舞，据说为了让这个规定行之有效，教育部竟然组织了无数专家，历时两年时间，创编了《第一套全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我做教育新闻的一个朋友当日就发给我一条短信：屈默，关于教育部规定学生必须跳舞的事，你可别发什么牢骚，现在是学生先跳，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下一步就是上班族跳，再下一步就是农民兄弟也要跳。我的娘，政府操的哪门子心思啊？一阵感慨之后，我突然很佩服我们的父母官，孩子上不起学无所谓，孩子就不了业也不是什么大事，学校乱收费也可以先放在一边。跳舞事大，失学事小。我在这里得替教育部官员们讲句公道话：那些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你们可以不吃饭，可以读不起书，但不能不跳舞。现在我终于明白歌手庞龙为何那么红，原来早在几年前就在《两只蝴蝶》里替教育部官员们做了免费宣传：亲爱的，来跳个舞。
一直忙碌而且责任重大的公安部官员管起了咱老百姓的姓氏笔名，一直难有作为的教育部抓起了孩子们的跳舞问题，认真想想父母官也挺不容易的。为了和谐社会，父母官体察民情，抓小放大，居然咱们很多老百姓还不给面子，还质疑公安部和教育部出台的这些规定不会朝令夕改。说句真心话，我也想呼吁一下：咱老百姓的姓氏问题，就放心的交给老百姓自己去处理吧，孩子们跳舞的问题，就交给学校老师自己去处理吧。不要闲着没事，坐在办公室心血来潮，瞎操心，不但让自己累着，而且还让咱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