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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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在说话-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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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出现过暴力倾向或失控行为吗?”

“没有。”

“他有吸毒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的名字,或他住在哪吗?”

“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问的,这是那里不成文的规定。”

我们又陷入漫长的沉默,各自思量着刚才的对话。一个骑脚踏车的人从人行道上经过,缓缓地踩着踏板。他的头盔不停跳动,在一盏盏街灯的照射下闪耀着亮光,然后消失在远处黑暗中。在他消失的地方,一只萤火虫不知从哪里飞来,在暗处一明一灭地发出绿色光芒。

我想着戈碧刚才说的话,觉得自己可能太过份了点。我是否该不理会她的恐惧,还是认真思考她真的遇上神精病呢?这整件事是她自己神精过敏,根本没有危害,还是她真的遇上危险呢?我该静观事情演变,还是采取一些行动呢?该不该报警呢?这些问题回旋在我脑子里,使我不断思考着。

我们坐在车里好一阵子,听着广场公园传来的声音,闻着夏夜温和的味道,两个人的眼神各自在不同方向漫游。这一段沉默对平抚情绪的助益很大,戈碧已把公事包放在腿上,头部开始转动,整个人也往后靠着椅背。虽然我看不清楚她的形体,但是这些改变却十分明显。当她再度开口时,声音已变得坚强多了。

“我知道我反应过度了。他只是个没有危险性的怪人,想吓唬我而已。结果我竟然中了他的圈套,把自己吓成这样。”

“你过去没有碰过像这样的人吗?”

“有啊,大部分接受我访谈的人,都是十足的问题人物。”她发出一声短笑,但其中却没有快乐的意思。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不一样?”

她想了一下,把拇指甲伸进嘴里咬着。

“哎,这很难形容啦。在危险份子和怪人之间,也只是一线之隔而已。这很难界定,但是你也知道,当危险来的时候,你总是嗅得出来。也许这就是直觉吧。在我和那些女孩谈过后,发现她们也有这样的直觉,如果她们觉得某个客人有问题,就不会跟他走。她们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判断方式。有的人是看眼睛,有的人由言谈判断。像海伦,她就绝不会跟着穿牛仔靴的人走。”

她又再次停下来思考。

“我想,我一定是什么杀人狂或色魔的消息看太多了,才会有这种反应。”

她自我反省着,而我则想找机会偷看手表。

“这家伙一定是想吓我。”

又是一段沉默。她似乎是在对自己说话。

“真是个混蛋。”

此时,她的语气变得愤怒起来。

“真该死!唐普,我不会再让他这样耍我了,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叫他滚远一点。”

她转过身,把手放在我身上。

“很抱歉,今晚把你硬拖来这里。我真是太笨了!你能原谅我吗?”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再一次,她情绪的大回转让我相当惊讶。才短短30分钟,她怎么能从恐惧、崩溃转而变成愤怒,然后向我道歉?不过,我实在太累,时间也晚了,便懒得再追究下去。

“戈碧,现在很晚了,我们明天再谈好了。当然,我不会生你的气,你没事就好了。如果你想住到我家来,我随时欢迎。”

她靠上来拥抱我。“谢谢,不过我真的没事了。我再打电话给你,我保证。”

我看着她走上屋前台阶,她的衬衣被风吹动着,像一团迷雾般笼罩着她。她很快消失在紫色的门后,留下一片空无。我一个人坐在车上,周遭尽是一片黑暗和白檀木的气味。虽然没什么事发生,但我的心却起了一阵悸动。就像阴影一样,一闪即逝。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思仍无法得到安宁。戈碧会不会编了一套谎言哄我?她是不是真的遇上了危险?她隐藏不说的事到底是什么?这个奇怪的人会不会真的是危险人物?是不是我说的杀人案在她心里留下阴影?我该报警处理吗?

我决定不再因担心戈碧的安危而影响到自己。我回到家,按照过去太紧张或工作过度时的惯例:洗一个热水澡。我在水里洒上药盐,把音乐的音量开到最大,然后一边洗,一边高唱歌曲。洗完澡后,我打电话给凯蒂,但是一样,接电话的仍是答录机。于是我和博蒂一起吃饼干牛奶。博蒂只对牛奶有兴趣,完全不理会放在餐台上的饼干碟子,喝完牛奶便去床上窝着了。

心中的焦虑仍未完全消散,我又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光影,忍住起来打电话给彼得的冲动。我恨自己,为什么在现在这种时刻就会需要他,为什么要借助他的力量来平抚我的沮丧。我发誓一定要打破这种依赖。

即使睡眠来得像漩涡一样,把彼得、凯蒂、戈碧和那些杀人案件卷进我的思绪中,但是,能睡着总是好的。唯有睡眠,才能让我继续迎向明天。



我再次醒来时,已是隔天上午9点15分了。我不常睡过头,但今天是星期五,6月24日圣洗节,在魁北克这是国定假日。像这种日子,我总是患了假日倦怠症。在今天,几乎任何事情都暂停,“盖兹特报”也不会送到我门前,所以我煮了咖啡后,便得自己走到街角,买另一家的报纸。

天气晴朗而生动,这个世界正展现出它充满活力的基质。物体和阴影以鲜明的影像对立,红砖和木头、金属和油漆、玻璃和花朵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散发五颜六色的光彩。天空蓝得清亮,纯净地容不下半朵浮云,使我想起小时候收到的一张圣诞卡,卡片上的天空正如今天一样,蓝得同样暴虐。

早晨的空气令人感觉温暖和轻柔,更佳的是还带了点淡淡的牵牛花香。这几天来气温上升得虽然十分缓慢,却一天比一天高。今天的温度是摄氏23度。蒙特娄是建在岛上的城市,四周有圣罗伦斯河环绕,使它脱离不了潮湿的命运。哇!今天真像卡罗来纳的天气:炎热又潮湿。我喜欢这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我买了一份“蒙特娄日报”,这是法文报纸。我拿着报纸走回住处,瞥见报上首页有“欢庆魁北克佳节!”这几个斗大标题。我瞄了标题一眼,又看了一下副标,讲的大约都是庆典和政治的事。魁北克上次选举失败后,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希望马上分裂独立的情绪升高,许多人都在衣服上或大字报上写着:明天我们独立建国!我希望这个诉求最好不要引起暴力。

回家后,我倒了咖啡,调了一碗牛奶果麦,然后在餐桌上读起报纸。我是个新闻蛀虫,无法一天不看报纸或电视新闻。当我到外地旅行时,一进旅馆总是先把电视打开,转到CNN新闻,然后才解开行李。即使工作再忙,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

我不能喝酒,痛恨抽烟,这一年来性生活也中断了,因此星期六早上我总会放任自己猛读新闻杂志,把时间全投注进去,就算是一张小小的图片也不放过。这些新闻里并没有什么新鲜事,我很清楚,事情总是一样的。就像是宝果盘上滚动的珠子一样,同样的事件总是不断发生。地震、动乱、贸易战争、人质绑票。我阅读新闻的动机,只是为了知道那颗珠子今天滚落在哪一格。

“蒙特娄日报”里有许多短篇报导,还附有大量照片。博蒂熟知我的习惯,先跳上我身旁的椅子,姥缩起身体睡在那。我不知道它是喜欢待在我身边,还是想等待有食物掉下来。它弓着背,四肢缩在身体下,张着一对黄色的眼睛看着我,好像对我有什么疑问似的。在看报时,我能感觉它的眼睛仍直向着我看。

我翻动报纸,在第二版一位牧师上吊和世界杯足球赛的报导之间,找到昨天那件命案的消息。

惊见杀人分尸

一位24岁少妇昨日下午被发现陈尸家中。尸体遭到肢解,死者是玛格莉特·爱德基,家庭主妇,育有一名6岁大的儿子。爱德基太太在上午10点和先生通过电话后,中午她姐姐却发现她已陈尸家中,尸体有受到殴击和分尸的迹象。

据蒙特委警方表示,命案现场门窗没有任何被破坏的迹象,无法确定凶手如何闯进被害人家中。目前被害人尸体己送到法医室,由法医皮尔·拉蒙斯以及专精骨科的唐普·布兰纳博士共同解剖,期待查明凶手使用的凶器……

这篇报导接下来开始推测死者生前最后的行动,报导她生平概要,家人痛不欲生的景象,以及警方开始全力缉凶的情形。除了文字外,还有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命案现场外的景象,相片中可以看到那栋凶宅的正门、警察、放在担架上以尸袋装着抬出来的被害人遗体,以及人行道上隔着警方封锁带围观的群众。他们脸上好奇的表情全冻结在这张黑白的相片上。我认出了克劳得尔,他高举着右手,样子就像中学的乐队指挥。在这张相片的一角,插有玛格莉特·爱德基生前的相片。相片虽然模糊,但比起在解剖室里,这张相片的表情显得快乐多了。

第二张照片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穿着T恤的小男孩以及戴着黑框眼镜蓄有胡子的男人的合照。这个男人伸出两手搂着老妇和小孩的肩膀。他们的眼神中充满悲伤和迷惑,这是被害人家属的共同表情,是我早已熟悉的。照片下方有文字说明,他们是被害人的母亲、儿子和丈夫。

第三张照片是我最讨厌见到的一一我的大头照。这张照片我实在太熟了,是我在1992年拍的,做为人事档案用。结果这张照片不断被报社翻印,而且总是在下面注明“美国人类学专家。”

“该死!”

博蒂跳了起来,一脸不满地看着我。我不理它。我发誓在假日绝对不要去想命案的事,但这个誓言却维持不了多久。我早该想到报纸一定会刊载昨天发生的命案。我把已冷掉的咖啡一饮而尽,打电话给戈碧。没有人接。尽管她可能有一百万个不在家的理由,但都一样让我感到不高兴。

我走到卧房换衣服,打算去练太极拳。通常太极拳课程都在星期二晚上,但是今天大家都不上班,于是他们先前便说今天要开课。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但是报纸上的新闻和打不通的电话令我非去不可。至少,去练习一两个小时,应该可以让我的脑筋稍稍沉静一些。

再一次,我又错了。打了90分钟的太极拳,“空中捉鸟”、“摆手如云”、“大海捞针”等招式根本无法让我的心情进入假日的情绪。在整个课程中,我完全心不在焉,心情变得更加恶劣。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扭开收音机,打算让音乐来引领我紊乱的心情。我不能让这个假期就这样泡汤。

“……约在昨日中午遇害。爱德基太太原本和姐姐约好见面,但是她没有赴约。命案现场是在迪斯加汀街1327号,警方找不到任何暴力侵入的痕迹,因此推断凶手应该是熟人。”

我知道我应该马上转台,但是,我却让广播的声音直攻进心房。它刺激着我心中即将爆发的锅炉,把我沮丧的情绪拱上台面,把整个假日的心情破坏无遗。

“……法医验尸的结果尚未出炉。警方正全力出动在蒙特娄市东区查访任何有关的线索。这件谋杀案是今年第26件,蒙特娄警局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线索,刑事组电话是555—2052。”

我没有多想,便把车子掉头往法医室开去。不到20分钟,我便站在法医室的大门。我心中想要完成某件事,但目前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魁北克省警局相当安静,平日惯有的骚乱忙碌景象全不见了,只剩几个倒楣的家伙留守。大厅的警卫一脸狐疑地看着我,但没说什么便让我进去了。法医室和司法科学研究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在假日里,空荡荡的办公室和研究室看起来似乎变了一个样。我走进我的办公室,桌上仍散落各式铅笔和奇异笔。我一边收拾,一边环顾四处,看见未完成的报告、未归档的幻灯片和那个拼凑中的头骨。头骨空洞的眼窝正茫然地瞪着我。

我仍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不知道来这里要做什么。我感到全身紧绷,心情很不好。我又想起了我情感上的伤疤。“唐普,”她曾说:“你一定要那么克制自己吗?难道没有人可以让你倾诉?”

也许她是对的。当我无法解决问题时,我可能试图逃避那随之而来的罪恶感。也许我只是找别的东西来转移注意,她忘掉那种不适应的感觉。我告诉自己,凶案调查真的不是我的责任,那是刑事警察的事,我的工作只是提供他们专业的技术协助。我痛骂自己,要自己不要多管闲事。但是,以上完全不管用。

在我把桌上的铅笔都收拾干净时,我的理智已很明白地告诉自己:我和这些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就是无法逃脱这种感觉,这感觉紧咬着我,像只老鼠或鹦鹉般,使我总觉得自己疏漏了这件案子中的什么重要细节。我必须做点什么事。

我从档案柜里拿出一个档案夹。三个女人道到谋杀,茜儿、伊莉莎白和玛格莉特。这三位被害人的住所相隔遥远,背景、年纪和外型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我仍无法肯定这三件案子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克劳得尔只会把这些案子当成个案处理,我必须找出足以说服他的关联。

我撕下一张活页纸,画出一个表格,在表格上填上我想到的种种项目。年龄、种族、发色和长度、眼睛颜色、身高、体重、最后穿着的服装、婚姻状况、使用语言、宗教信仰、居住地、职业、致死原因、死亡日期和陈尸地点。

我从茜儿·托提尔开始,但很快就发现我手上的资料无法提供我需要的讯息。我得有警方的完整报告和现场照片才行。我看了一下时间——1点45分。茜儿是魁北克警局承办的案子,我决定到一楼去把档案调出来。平常刑事组很忙,今天他们应该有空帮我调资料。

果然没错。偌大的刑事组办公室几乎全空,只剩一排排的灰色铁桌闲在那里。三个警察聚在办公室深处角落。其中两个警员隔着桌上的档案堆,面对面地坐着。其中一个颀长、削瘦、双颊深陷、头发灰白的男警员跷着腿坐在椅子上。他的名字叫安迪·莱思。他的法语很生硬,带有浓厚的英国腔。他拿着原子笔在空中乱画着,挂在椅背上的夹克双袖随着他身体的动作而摆荡。眼前的这副景象使我联想起在消防队里待命的队员,虽无所事事,但随时准备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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