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之母子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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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之母子君臣- 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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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象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一个电报,就更可怕了。
原来在义和团最猖獗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特为派兵到易州,将有不利于西陵的举动。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宁山,总名西陵。这样处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严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还想庇护懿亲,雍正、嘉庆、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后的惨祸。
慈禧太后再有担当,也承受不起这个“不自殒灭,祸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扰易州的西陵,就能扰遵化昌瑞山的东陵,那一来就更严重了!世祖孝陵、圣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万银子修建的万年吉壤,亦在定陵之东的普陀峪,若为洋人侵扰,坏了风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电奕劻、李鸿章,向“德国在京使臣,切实诘问”,一面不能不考虑加重祸首的处分。及至李鸿章的“洋兵趋向进止,均由德瓦帅调遣,瓦德西擅居仪銮殿,坚不接晤,无从共商”的复奏一到,随即便有一道“肇祸诸臣,前经降旨,分别惩处。
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的上谕发布。
这第二次惩处祸首,首当其冲的是载漪,与载勋同科,革爵,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及老恭王的次子贝勒载滢,亦交宗人府圈禁,载漪的胞兄载濂,着令“闭门思过”,是软禁在家。
相形之下,载澜就便宜得多了,处分是“停公俸,降一级调用”。这因为他在八月初被派为御前大臣,军机既不能不卖个情面,慈禧太后亦觉得他还有可供驱遣之处,特意加恩。
至于亲贵之外,英年的处分最轻,降二级调用;毓贤的处分最重,“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为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之故。本来,刚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议,赵舒翘倒是颇得慈禧太后谅解的,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仍旧当他的军机大臣。
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               ※                 ※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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