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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大林的统治、共产党和共产党机关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对于斯大林及其同僚来说，为了保证胜利和共产主义的继续存在，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在这方面，他们并不完全是为了追求什么理想，因为失败意味着党的解体和自身的毁灭。在这段艰难时期，斯大林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各阶层人士并与他们打成一片。人民都成了他的兄弟姐妹。东正教会过去是一个受歧视的，几乎是共产党一个多余的小团体，现在却用来唤起中年和老年人残存的一点宗教情绪。同时，过去的俄罗斯英雄和好战的沙皇被抬出来奉为楷模，以赢得爱国人士和俄罗斯人的支持。集中营和监狱中的许多囚犯获释，他们希望今后日子能过得好些，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共产党主子作战，而过去他们是有充分理由仇恨共产党的。共产党在维护武装部队团结方面也发挥了它的作用。虽然许多苏军官兵出于自豪感、爱国主义或是责任感而勇敢战斗，但归根结蒂，军队是靠共产主义制度的恐怖政策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的。军官和政委打了败仗，可能付出的代价是降级、降职、囚禁或处决。对于政委来说，被俘有可能被德国人处死。他自己的生存和胜利紧紧相连，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会保证使他的士兵坚持到底，而决不后退。被德军俘虏的苏军，不问其被俘的情由如何，是负了伤还是没有负伤，就不再被看作苏联公民，对于他来说，战争结束通常意味着被关进集中营，在那里赎罪。更糟的是，苏联对被俘士兵的家属也判处数年徒刑。这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战俘的亲属。既然如此，麻木不仁或是听天由命的苏联士兵，常常仗着几百克伏特加的酒劲，从死人堆上爬过去，以其无所谓的态度迈向死亡，对于这一点，人们也就没有理由觉得奇怪了。
苏军在1941年阻止敌人进攻方面所起的作用，被苏联的历史学家们夸大了。他们的胜利主要是靠地理和气候条件取得的，其次才是斯大林的决心。人力资源和储存的装备物资，以及较早地将工业搬迁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都在阻止德国的前进中起了作用。苏联武装部队的抵抗，大概只起到辅助的作用。那时候，对苏军士兵，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大看得起，虽然失败的真相对苏联人民都是秘而不宣的，但无法掩盖的是苏军不是敌人的对手，这一点在国内引起了迷惘和忧伤。然而，尽管士气不高，大批投降的事件多次发生，但是大部分苏联部队仍在继续战斗，常常打得不好，但有时却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和顽强精神，这一点在不断增大的德军伤亡数字上已开始反映出来。
共产党不惜人命，鄙视一切人情，不讲体面，这是它征集和控制游击运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战争初期，本地居民对德国人并无敌意，一些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反而欢迎他们。在这个夏季，德军对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使他们大失民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们十分向往重新回到共产党统治之下。然而，在秋季，小股游击队在德军后方区域稳固地建立起来了，他们用无线电与莫斯科联系，这些游击队恐吓当地居民，或者迫使德国人对当地居民实行恐怖统治，从而使游击队的队伍和影响不断扩大。居民若不与游击队合作就意味着死亡，有时是极其可怖的死亡，或者意味着住在苏联的亲属遭到报复。不久就看得十分清楚，德军无力保障其后方区域居民的安全，而在战争初期，他们又不愿意武装当地居民预防游击队。有时候，游击队对占领机构施行暴行，显然其目的不外乎是诱使德军对当地的无辜居民实行报复。在这一点上，游击队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德国占领当局历来就以强权即是真理为信条，非常乐于执行最高统帅部和保安部以恐怖来维持当地居民的纪律的命令。游击队袭击之后，德国人即大肆逮捕无辜居民，枪杀人质，因此，许多不幸的居民，在遭到两面威胁的情况下，觉得不如与暴乱分子一起逃入森林或者明为德国人工作实为游击队服务更为单纯和安全。1941年时，游击队的活动还无关紧要；但到1942年，形势已然明朗，苏联不但不会被迅速击败反而力量越来越强。这时，越来越多的人们纷纷加入游击运动，因为站到胜利者一方是异常重要的。
在1941年，希特勒德国即使没有其盟国的援助，也很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苏联，但是他们的力量差距并不大。要推翻苏联，就得动员德国的全部经济力量和后备力量，就不能在非洲、巴尔干、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浪费兵力，也不能与英国进行激烈的空战和海战。德国把美国推到它的敌人一边是愚不可及的行动。不管怎样，要成功地进行对苏战争必需预有长期准备，而且那很可能是一场残酷的和代价高昂的战争。即使集中全力攻打苏联，德国凭它单枪匹马也不能在一次夏季和秋季战役中赢得战争，因为它缺乏机械化部队和预备队。当然，日本如果能在6月也参加对苏战争，而不是在年底去攻打美国和英国，德国或许能在年底赢得胜利；但是日本是否给予援助，还得看美国持什么态度。
1941年德军的作战史，是一部屡犯错误和损失惨重的历史，这些错误主要应归咎于希特勒，但不是全部。然而，最严重的错误是德国没有遵守克劳塞维茨关于俄国的告诫，不懂得俄国只能从内部征服。要彻底推翻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是，德国应该给全体俄国人和苏联各族人民以自由，使他们摆脱共产党政权的罪恶压迫，并给他们以独立，而不依附德国。当然这后一条肯定不是希特勒所希望的。德国本该鼓励苏联各民族人民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政府，并吸收苏军部队加入德军共同进行他们的解放圣战。战争开始时，东线外军处的金策尔主持过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的会议，与会者当中还有一些前帝国沙皇军队的将级军官，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为德军部队提供俄语翻译问题。这些流亡分子越出了他们应该讨论的范围，极力主张德军占领军队对所有的苏联公民应该彬彬有礼，巧妙得体，并努力争取苏军战俘支持德国的事业。流亡分子认为，对待苏军的政委应特别谨慎，“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坏的人而且常常比军事指挥官精明得多”，所以是值得进行感化的。流亡分子相信，许多苏军政委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共产党，而是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仅仅是附和共产党政权。金策尔只是记录了他们的意见，没有作任何评论，因为他大概知道苏军政委将享受何种待遇。这些流亡分子的有见识的发言都被忽视了。15第十五章 从莫斯科撤退第十五章 从莫斯科撤退艾伯特·西顿 ＇英国＇＇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12月5日夜间，苏军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其唯一的目的是挽救莫斯科，因为克里姆林宫当时并不知道德军已精疲力竭，一时无力筹措更多的兵力。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首先发起攻势，它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上游之后，到处都遇到德军的猛烈抵抗，只有尤什克维奇的第31集团军的那个地段例外。使苏军意想不到的是，这支部队前进迅速，插进了第9集团军的右翼，到达了德军后方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图尔吉诺沃。第二天，朱可夫西方方面军的右翼，在七百架飞机的支援下，接着发起攻击，其目的是阻止赖因哈特和赫普纳的第3、第4装甲集群在东北方向从翼侧包围莫斯科。德军抵挡不住，急忙向西退了大约十五英里，而V·I·库兹涅佐夫的第1突击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第30集团军（最近得到来自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六个师的补充）开始越过莫斯科…加里宁铁路。在南部的土拉附近，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已开始向顿河上游撤退，后面跟踪追击的是戈利科夫的第10集团军，该集团军是奉命夺取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和耶皮范。再向南，在铁木辛哥西南战区的右翼，哥罗德尼扬斯基的第13集团军已组成了坦克、骑兵和步兵的突击部队，准备深入到德军第2集团军的后方。从12月13日开始的这一些突击挡住了德军从耶列次到利夫内的主要退路，包围并击溃了德第45步兵师的一部分，并重创正在撤退的第95和第134步兵师。开战以来，苏军还是第一次缴获大批战利品，其中大部分是损坏了的或是陷在深雪之中的装备，还有许多火炮和摩托车辆。到12月12日，哈尔德忧心仲仲地注意到第2集团军的处境险恶，也发现土拉与库尔斯克之间的作战指挥已归于“破产”。估计他很可能指的是古德里安指挥无方，因为鲁道夫·施密特刚刚接替生病的魏克斯担任第9集团军的临时指挥。
一月前，曾向希特勒提出辞呈的勃劳希契12月13日在斯摩棱斯克会见了包克。包克确信他的部队已无力扼守阵地了，并且认为，如果还想坚守，就是自取灭亡。中央集团军群以六十七个筋疲力尽、兵员不足的师，竟占领宽达六百英里的战线，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暴露的突出阵地。与往常一样，德军没有留预备队，而交通线只有四个保安师保护。根据德军情报机构12月6日估计，中央集团军群当面的苏军兵力有十二个集团军，计八十八个步兵师、十五个骑兵师和二十四个坦克旅。中央集团军群已被步步紧逼，面临着如何摆脱敌人而又不致失去对部队控制的难题。勃劳希契认为撤退势在必行，他在地图上划了一道所谓冬季防线，认为德军应该撤到这道防线。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公路，距前方大约九十英里。公路刚好在维亚兹马以东，穿过祖布佐夫、格扎茨克和尤赫诺夫。为了便于协调和控制这条延长了的战线，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改由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指挥，施密特的第2集团军由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
当德军己被削弱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时，苏军最高统帅部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转入反攻。反攻采用的样式是从两翼进行钳形包围，而不是由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进行正面进攻。苏军这一次新的反攻，正面宽达六百英里，参战部队不下十六个集团军。苏军将在德军突出阵地的两端发动进攻以歼灭德中央集团军群：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从加里宁和托尔若克地区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发起突击；而朱可夫西方方面军的左翼与已紧逼古德里安的由切列维钦科指挥的新改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一起从南面走一条弧线向北推进，即从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到苏希尼契，然后再向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推进。库罗奇金的西北方面军奉命在科涅夫的西面实施辅助性的但更为深远的突击。这一突击是从迭米扬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地区发起，概略地沿着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的分界线向前发展。整个反攻的意图是用左右两路大军（右路为两支军队）将德军包围在几乎是从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纵深大约为二百英里的口袋之中。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地区的西方方面军的右翼将继续向西进逼，尽量牵制德军，防止德军撤退。莫斯科十分乐观，政治局也确信首都已转危为安，故于12月15日命令中央委员会和主要政府机关从古比雪夫迁回。
同一天，德军正处于危险的时刻，希特勒又推翻了勃劳希契的决定。他禁止任何撤退，并于12月16日命令德军必须在自己的阵地上进行殊死抵抗，即使在两翼或后方出现敌人也不准后退。忍气吞声、疲劳不堪的勃劳希契，这时竟被元首贬为草包。他已濒临精神崩溃，于是被一脚踢开，打发退休。他的退休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来说正合时宜，因为这意味着罗斯托夫和莫斯科城下的失败完全是勃劳希契的责任。然而，对德国的盟国来说，勃劳希契退休的消息却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
谁也无法肯定希特勒坚持在莫斯科以西死守阵地是否正确。在敌人强大压力下撤退，特别是在冬季那种可怕的条件下撤退，很容易转化为溃逃，最后以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告终。但是可以肯定，元首考虑的主要不是这一军事因素，而是威望和局势的稳定。很多德军指挥官，很可能是大多数，都认为希特勒命令原地不动是正确的，可以使德国避免一次重大失败。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理由认为，应该在最有利的时刻与苏军脱离接触，并尽快撤退，丢弃不能行动的火炮和车辆，即使一直退到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也未尝不可。守不住防线或是不能成功地与敌脱离接触和撤退势必演变成溃退战，那是一种代价高昂而危险的作战行动，后来果然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中央集团军群尽管拼死防守，也坚持不了几天，在其后的五个星期里被迫到处后退，其后退的幅度在一百至二百英里之间。大批火炮和车辆丢失了。冬天的严寒，而不是战斗，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对于德军来说，此时人员的损失比装备的损失更难以承受。
包克的战线呈弧形，这无形之中加长了战线。既然德国陆军总部和中央集团军群都没有任何预备队迎击苏军的反攻，只有迟守一条较短的防线才可能抽出一些预备队。另外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论据说明德军必须尽快地进行战略撤退。德军未能打下莫斯科，其主要原因是不能解决空间和运动的问题。德军运输线长，又不可靠，供应不足。部队精疲力竭，既无营房，又无冬衣，而它的对手苏军穿得暖，吃得饱，物资和军火供应充足，其基地仅离前线二十英里左右。此外，苏军部队还贮备有充足的弹药和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德军一旦发现他们不可能攻克莫斯科，还不退到维亚兹马或斯摩棱斯克，就显得不明智了。苏军战士虽说确实能吃苦耐劳并习惯于寒冷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