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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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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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恶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最糟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熹)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惟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不仅科举复活,而且我们的学校以及相关的教育机构,也有复古的迹象。学校基本上变成了衙门,而教师有官阶和官身,但没有权力,薪水微薄而且寒酸,现在也差不多。过去是学官管着教师,现在依然,过去是学生看重学官而不看重教师,现在依然。虽然,改革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历史,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实际上,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决然地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干部选拔(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结果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干部选拔制度,变得历史上空前的糟糕。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改掉高考像科举的毛病,更没有办法改掉教育按给定形式灌输的弊病,同时也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考试来选拔干部。例行的公务员考试,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干部选拔制度的一个小小的补充。这种变革,实际上更多地是考虑控制,而轻视效率。教育的逻辑,是所谓的李申科思想的合理延伸。既然是培养齿轮和螺丝钉,那么,教育就只在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技术,二是驯化。在这种情形下,科举的复活,也就成为必然。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甚至更糟。


历史的进化课在私塾和读经之间(1)

    眼下,读经是一种夹杂着反对声的小时髦。伴随着读经的呼吁,各种形式的私塾竞相出现。新私塾虽然也号称读经,但多半是些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家诗》之类,或者干脆就是学点文言文和古诗词,真正读四书五经的非常罕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的私塾虽然不断有孑遗被发现,但每次发现,都会伴随着一次剿灭。我在新华社的内参里,发现过不少这种“发现—剿灭”的痕迹。2002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发现了湖南平江乡村还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后,虽然没有剿灭随之,但这最后的私塾却在学者、官员尤其是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些日子,当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调查的彭以达老人,介绍一位从上海去到平江办私塾的人来找我。言谈之间,虽然我对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教师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办的私塾,其实已经以教英语和电脑为主了。    
    过去的私塾都要读经。虽然,有的村塾掺杂着教一点跟经不太沾边的日用杂字,但不读经的私塾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读经当然有程度的差异,“一日三行读大(学)(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读《左传》的也有;将“郁郁乎文哉”读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读错别字的三家村学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是都要读经,在读经过程中进行文字训练。读经和文字训练的目的,当然跟科举考试有关,但并不单是为了科考。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况下人口是三亿上下,进过私塾的人上千万,可以算得上读书人的至少有上百万,而科举的金字塔,进士不过每三年取300个左右,每年万分之一的几率;举人稍多一点,各省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大体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录取比例也相当小,三年不满千员;在秀才档次,各地的学额,清初每年大县40,中县30,小县20(大中小县以人口赋税和文风计算),再加上府学和额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数民族)等名额,每县平均不到40,以后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当有限。可以说,绝大多数从私塾出来的读书人,根本跨不进科举的门槛。“虽书香世家,能获一衿,已属不易。”柳亚子家是吴江名门,百多年来每代都能出一两个秀才,颇得当地人尊重,其高祖为此刻一印曰:“有福读书”。陈独秀考中秀才,马上说亲者络绎登门,若干年后,他跟北大的同事蒋梦麟谈起此事,还开玩笑,说蒋是策论秀才不值钱(录取名额多),而他是制艺秀才(有读经功夫的)值钱。所以说,对于私塾这种古代社会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举只能算是这种教育几率很小的一个出口。如此狭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仅仅局限在这上的话,会使得大多数的人丧失了进私塾学习的热情。事实上,跟我从前所设想的不一样,私塾的功能,其实并不限于培养科举的预备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仪式和精神方面的资源。    
    我们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课之一,是学习对对子。从一字对、二字对一直对到十几字。原来我以为这种学习是八股文和帖试诗的写作准备,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对对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农村的百姓日用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和各种名目的祭祀活动,甚至一般性的应酬往来,对联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春联、祭联,喜联、挽联,都是“对课”的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东西不仅要对仗压韵,平仄妥帖,而且要对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做”,只有这样,写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欢喜和塌实。有的地方,元宵灯节时的灯,也有“经”的内容。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就曾提到绍兴有一种“呆灯”,上面画四书故事和相关的灯谜。习字(毛笔字)也是私塾的功课之一,从红描到临帖,其过程跟学习对对子一样艰难。这个过程,一般也是被视作科考的准备。据说,不仅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应童子试就沾便宜,甚至到了殿试场合,名次的高下,也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坏。不过,即使传说都是确实的,但对于大多数在童子试面前就被挡住的读书人来说,展示自家书法的机会,还是在日常书信和写对联上。对子是要贴出来,或者挂在墙上的,字必须要像样,能挂得住,在大家品头论足之间,无论哪个书写者都不会掉以轻心。即使对子对得好,但一笔字差了点,总是羞于见人,只好再用功,如此这般,无意间造就了中国书法深厚的民间土壤。    
    私塾学习的文字内容,从《三字经》《千家诗》《纲鉴》到四书五经,从某种意义上是为这种写对子提供了文字内容。在传统的各种形式的对联中,除了少量恭喜发财的内容外,几乎所有对联的内容,都绝对符合儒家伦理所体现的正统意识形态。显然,这跟乡绅的倡导和私塾的教育不无关系。    
    在陆续进行的田野考察中,我发现,眼下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对对子的传统依然残存。多数地方,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对联,有少数地方在婚礼和丧礼上分别能见到喜联和挽联。过年的时候,由村里人自己写春联的和到集市上买现成春联的,大概各占一半。而自己写春联的地方,大多由受过点旧教育熏陶的老人包办,其中,有些地方还保留了上辈传下来的对联本子,上面罗列了一些各种场景该用的对子,写的时候照猫画虎就可以了。而有的在外面工作过的老人,则喜欢自撰新词,或者新老交用,由于水平有限,往往写得半通不通的。只有在极少数一直残存着私塾的偏僻山区,比如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对子才既写得好(字与文俱佳),又对景,而且在各种仪式中都存在;人们在写对子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创新,以照抄老本子为耻。一般说来,对于农民,春节写春联的习俗有着非常强固的生命力,只要还有点心气,家里还过得去,几副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点缀和装饰。如果春联是自己家人或者亲戚写的,被问及的时候会感到十分的自豪,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岁数很小的同学,每到放寒假前夕,就会抽出时间来胡练一阵毛笔字,说是好过年回家给乡亲们写春联。其实他既不懂什么叫对仗压韵,也不会写毛笔字,但他说,村里只有他一个大学生,如果不会写春联,会让乡亲们笑话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写对子,有时还是那些被推翻阶级惟一被保留的“特权”,因为很多农村,只有这些人才写得一手好字,懂得拽文。在平江农村,每当有扫盲任务的时候,一些从前的地主就会变成扫盲班的教师,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办私塾。贵州安顺的天龙镇,有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前军人的郑姓老人,当地的很多对景而又漂亮的春联,大多出自他和他的学生之手。据他讲,在过去的岁月里,只有到了过年写对联的时候,他才感觉像个人。    
    春节贴春联,是从桃符转化而来的民俗,由原来带有巫术意义的画符,演变成具有明确文字意义的祝福(当然,桃符原来的画面也还保留,变成了门神),而且这种祝福,一般都富有儒家伦理的含义。这种转换,既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巫术民俗的渗透和改造,又是两者奇异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儒学的观念非常好地成为百姓日用的工具。


历史的进化课在私塾和读经之间(2)

    儒学经典在民间的日用,还体现在农民日常仪式和调解活动两方面。过去农村的婚丧嫁娶以及年节祭祀,都要有一定的仪式。这种仪式,就是儒家所谓的“礼”。不过,儒家经典《仪礼》和《礼记》上规定的礼仪,是不下庶民之礼,跟农村百姓日用之礼,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不仅有繁简之异,而且在于农村的类似礼仪,掺杂了大量民间巫术和宗教的成分,变得很不“纯”了。以丧礼而论,不仅仪式上有僧道的念经超度,而且装殓和入殓过程也充斥了巫术的程序和理念。不过,尽管如此,这些礼仪在主导方面仍然是儒家的,不仅精神上保有儒家“慎终追远”之主旨,而且只要有条件,必须请儒者前来主持(喊礼或者点主)。一般来讲,尽管各种仪式内容混杂,只要不是刻板的道学先生,乡绅们是不会拒绝参与的。因为他们知道,一般的老百姓,恰是通过类似的礼仪活动,才能够更深切地体悟到儒家礼治所要求的长幼尊卑之序,直观地明了上下、尊卑、昭穆这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对礼有了某种肌肉的记忆。礼仪的混杂,对礼恰是一种有利的情势,也许正因为民间这种不纯的礼仪,才使得农民对之拥有更加强固的亲和力,因为来自巫术和宗教的成分,同时满足了农民对于祈福趋吉衷心的心理追求。    
    民间的调解,是乡村日常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民间纠纷是日常的节目,完全没有纷争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在古代社会,诉讼是不被提倡的,民间有了纠纷,按约定的习惯,是首先要找人调解的,或者是族中长辈,或者是邻居好友直至乡绅或者其他地方精英。如果不经民间调停而直接讼于官府,应该属于某种反常之举。即使进入诉讼程序,如果是“婚户田土”之类的“细事”,官府首先还是要进行调解,即进入黄宗智先生所谓的“第三域”。在正式判决之前,官府和原被两造谈判博弈,乡绅和其他的乡村精英在此期间也势必要居中起作用。无论是官方的调解还是民间的调解,纠纷调解是民间日常生活得以维持的关键性环节。    
    对于民间和官府调解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但其机理却还是不很清楚。比如,调解的说词是什么?或者说,调解用的是什么工具?这个问题,往往被人忽视。多年游幕,曾经做过地方官的汪辉祖曾说:“且讼之为事,大概不离伦常、日用,即断讼以申孝友、睦姻之义,其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汪辉祖:《学治臆说》)意思是说,要想调解到双方撤诉,无非是申明儒家伦理的说词,即私塾所读的经里的内容。其实,海瑞处理亲族之间诉讼的原则:“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海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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