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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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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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就在王ND064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ND064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ND064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ND064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ND254这趟混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ND064运回家。


好歹都是读书种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2)

        
    在晚清和民国,王ND064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ND064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ND064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ND265、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了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ND064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ND064运能够说得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的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当然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好歹都是读书种留辫子的大师

    民初的学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一位辜鸿铭,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都还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国维的辫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据他女儿回忆,有次她娘梳烦了,说:“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王国维半晌无语,过了一会冷冷地说:“留着便是留着了。”辜鸿铭更过分,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连自家雇的黄包车夫,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一左一右,甩得好看煞人。    
    两位留辫子,从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关系,可是,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顺溜的辜鸿铭,留辫子,无非是表示自己特立独行,凡事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别人穿西装,我偏马褂;别人留洋发,我偏留辫子;别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纳妾,而且还有理论:男人如同茶壶,女人如同茶杯,一个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而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王国维却不同,他留辫子,真的说明他对前清有感情。民国最初的一二十年,有类似感情的读书人并不在少数,主要是因为民国搞得不好,国家混乱,民生涂炭,大家有点怀旧也是正常的,怀旧不见得是希望复辟,也不见得都是遗老遗少。作为旧学浸润颇深的饱学之士,王国维有怀旧之思,更是情理之中。不过,静安(王国维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怀旧还有不同,他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傅,陪着“皇上”在故宫的南书房读过书。小皇帝不仅对王师傅很尊重,而且还有点感情。静安先生高度近视,吃饭的时候,只能看见眼前的菜,溥仪就替他把其他的菜夹过来。按说,从小受惯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可是,当时的溥仪已经被洋师傅庄士敦教坏了,而且见过新派人物胡适,会做新诗“匹克,尼克,来江边”,所以,对师傅有点表示也正常。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天天关在书斋里读书,忠厚到了迂腐的老实头静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在法理上,他还是皇帝,并没有变成平民;况且,在那些对清朝有好感的人眼里,皇帝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褪色多少。所以,小皇帝的这点表示,在静安先生心里,想必份量不轻。    
    我们知道,1927年6月2日,在北伐进军的凯歌声中,静安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自尽。关于先生的死,历来有各种解说,罗振玉说是殉清,还张罗着给王国维请谥号;陈寅恪说是殉文化;梁启超说是由于革命的刺激;甚至解放后还有人说是被罗振玉逼的。其实,罗、陈和梁说的都有道理,王国维的遗书上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事变应该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的时候,王就在现场。皇帝被逼出宫,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要到了,所以不能再辱。丈夫不能再辱,典出于李陵,这里,虽然没有君辱臣死的执拗,但要说跟前清没有一点关系,恐难服人。当时大革命的声势,的确有些吓人,叶德辉被处死,固然罪有应得,但此人毕竟是个读书种子,远远听了,未免狐悲兔死,物伤其类,心里发毛。王国维是书斋里的人物,内向而寡言,对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内心的敏感度却相当高。冯玉祥逼宫,据当事人回忆,并无凶险可言,冯也绝对没有伤害废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却是惊涛骇浪,白刃炸弹。所以,把北伐的到来想像得过于可怕,也是自然的。    
    后来的人们,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线。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如果不如此,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其实,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好歹都是读书种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不仅彻底,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别说政府啦,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又变节,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不再打算“光汉”了。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他也陪着。路上,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杀掉,如果不是跑得快,他的小命也没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结果是名声臭上加臭。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国觉悟最早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于革命不甚了了,但对于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惧内,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狮,百依百顺,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两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黄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人他能看得上眼。在北大做教授,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言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统统不入流。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他只是狂而已,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好歹都是读书种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够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虽然据章太炎当时的新婚夫人汤国梨女士后来说,章太炎并没有大勋章,上京也没有带勋章,但章太炎的闹,确实非同凡响。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章太炎并没有疯,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章太炎此行,其实真的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还先投了名片,请承宣官转达。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向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不过,章太炎之囚,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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