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南京雨花台附近发现一块古碑。该碑以青石雕成，体型高大，高2。64米、宽0。84米。碑首有浮雕双凤等云纹，碑座下部镂刻海水、江牙、山峰和四合云纹，上部饰云雁祥云图，工艺精湛，碑身正面四周镌缠枝花纹，碑首额书竖题阴刻篆书“皇明”二字。碑文中有“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宦官等官义会碑”字样，上列了27名宦官名号、出生地。明代南京作为永乐以后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都”所在，宦官势力相当强大。此碑属宦官等人的“义会”所立，表明了当时在南京的宦官出于某种需求，或许就是互助，已经有集体的“联谊”会了。
这类自养、自助组织部分地改变了宦官晚年孤苦无依的窘境生活，但毕竟是以宦官身有余钱为前提的。清代宦官的俸禄，主要为月银、月米、公费银三种。月银最高八两，最低二两；月米最高八斛，最低为一斛半；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中记载：每月宫殿监督领侍给银八两，米八斛，公费制钱一串三百。宫殿监正侍、宫殿监副侍，均给银七两，米七斛，公费制钱一串二百。宫殿监执守侍，均给银五两，米五斛，公费制钱一串。侍监给银四两，米四斛，公费制钱七百。笔帖式侍监给银三两，米三斛，公费制钱七百。其余太监，给银三两者，米三斛；给银二两五钱者，米二斛半；给银二两者，米一斛半；上述三者公费制钱均为六百文。除了正式俸禄，宫廷宦官的收入还包括各式各样的赏赐。赏赐的名目有年节例赏、喜庆特赏、加赏盘银等。赏赐不仅是银两，还有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古玩字画等实物。由于宦官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所得赏赐往往有天壤之别。宦官每年所得的赏赐，往往超过俸禄。尤其是上层宦官，每年的赏赐更是远远超过正式俸禄。下层宦官，一年之中的赏赐常常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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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结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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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多数下层的宦官在年轻力壮时往往因心情苦闷而狂喝滥赌，余钱不多，到其年老离开皇宫时更是所剩无几，生活的悲惨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既没有能力购置田房，亦无余钱拜师，因而也不能入住寺观，只能流落在外地异乡，以乞讨为生，直到冻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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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权宦与英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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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这个毒瘤，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派生物。对此，无论是皇帝，还是封建士大夫们都无可奈何。宦官专权，更是专制皇权下的一个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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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与英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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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这个毒瘤，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派生物。对此，无论是皇帝，还是封建士大夫们都无可奈何。宦官专权，更是专制皇权下的一个衍生物。
宦官擅权，大体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一，受皇帝的指使，弄权干政；其二，欺蒙皇帝，媚上欺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皇帝完全控制的干政行为，而后者则控制了皇帝；前者常常表现为有恃无恐，而后者则常常表现为为所欲为；前者对朝廷政治，有时能起到积极作用，对统治的危害表现得不够明显，而后者常常是祸乱深重。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封建专制政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君主处于极端孤立和虚弱的地位。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负责调节、监督、控制整个官僚机构，王朝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他一人裁决，其意志高于法律，如清代乾隆皇帝所言“乾纲独断”。这样一来，一方面皇权专制，大权集于一身，就必然使各级官僚机构和官吏的行为仅仅是对上、最终对皇帝负责，而各级官吏的营私舞弊，皇帝身居九重之内根本无法监督。另一方面，皇权的至高无上，使皇帝产生失去宝座的恐惧感，对所有的人都存有戒心。皇帝既要摆脱这种被动和繁重的任务，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至尊至贵，不得不选择合适的亲信做帮手，而家奴宦官便成为最佳人选。
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是皇帝的家奴，既没有与外界亲族的联系，又没有后嗣子孙和家业。他们惟一的出路是侍奉好皇帝，所以也就不由自主地将其主子———皇帝视为靠山。宦官的身份是低贱的，其生命和前途与皇宫的差事紧密相连，只有侍奉好皇帝，讨得皇帝的欢心，才是惟一出路。所以，宦官极力争取皇帝的宠信。双方各取所需，找到了权力延伸的基点。
皇帝把许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宦官去办，逐渐使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维护皇权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皇帝指使宦官干政，维护皇权，常常能达到以下几个目的。其一，防范任何人对皇权的任何颠覆行为；其二，压制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的任何势力集团，均衡皇朝权力；其三，夺回失落的皇权。
不同的朝代，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统治集团内部常常分化为不同的政治势力集团，而这些政治势力集团的不断发展，最终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如东汉时期，由于幼主临朝而膨胀的外戚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最为强烈。皇帝为了夺回落入外戚手中的权力，常常把宦官势力作为所倚重的力量。汉和帝利用郑众诛灭窦氏外戚，汉桓帝利用宦官五侯诛灭梁氏外戚便是明证。
统治者这些做法，常常是弊大于利，无异于饮鸩止渴，给予宦官权力越大，带来的祸患就越深重。宦官一旦受皇帝指使得到了参政干权的机会，私欲膨胀，就会极力摆脱皇帝对他们的控制，造成专权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对宦官的过分骄纵，最后导致宦官专权的现象，史不绝书。
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宦官，他们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或在外交上扬威，或在科技上有所创新，因此得以青史留名，为后人所景仰。遗憾的是，与整个腐朽的宦官群体相比，他们是如此的渺小，他们放射出的光芒无法掩盖整个宦官集团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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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之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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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指鹿为马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的著名宦官。赵高是赵国人，出身卑微。其父因犯重罪，被处以宫刑；其母被没入官家为奴，后来与人苟合而生下赵高。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大规模充实后宫，嫔妃多达万人。庞大的后宫需要众多的宦官，为了补充后宫服役者的队伍，一些战败国的宦官也与宫中美女一样作为“战利品”归入秦后宫。赵高就是在秦灭亡赵国后，作为阉宦被掳入秦的。由于他身体强壮，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兼之粗通法律，在宫中很快崭露头角，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上书“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不久，始皇的使者从关东夜经华阴时，突然有人持玉璧拦住使者说：“秦始皇今年将死！”然后放下玉璧倏然而去。连续发生的不测之事，使秦始皇深感不安，急忙命人占卜，卦辞说只有外出巡游方可化凶为吉。秦始皇听信术士之言，于次年（公元前210年）出咸阳巡游，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赵高以负责皇帝乘舆的中车府令身份随驾出行。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时，秦始皇突患重病。他自感时日无多，急令赵高给长子扶苏发诏书，让其把所属部队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后迅速赶往咸阳办理后事并继承皇位。诏书尚未送出，时年50岁的秦始皇即病亡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丞相李斯认为贸然宣布秦始皇的死讯恐怕会引发全国的混乱，决定秘不发丧，而命令车骑加快向咸阳进发。
“秘不发丧”为赵高后来实施偷梁换柱的冒险计划提供了一线机会。他深知为人正直的长子扶苏一向对自己不屑，手握兵权的大将蒙恬亦是如此，蒙恬的弟弟蒙毅更在言谈举止间时常流露出对自己的厌恶。相反，胡亥却跟随自己学过书法与法律，一旦胡亥能够继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赵高深思之下，决定冒险扣留秦始皇遗诏，进而谋划胡亥继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目的，赵高首先游说争取到大权在握的丞相李斯的支持，然后与李斯、胡亥一道，诈称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伪造令扶苏与蒙恬自杀的遗诏。太子扶苏与名将蒙恬接到诏书后被迫自杀，稀里糊涂地成了赵高“沙丘之谋”的牺牲品。
阴谋得逞后，赵高挟二世胡亥回到咸阳，随之向天下宣布了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宣布胡亥继承帝位，即秦二世。赵高被任命为中书令，位居列卿之位，成为朝中的实权人物。为了堵住众大臣与诸皇室公子对矫造诏书的怀疑与不满，赵高与胡亥对朝臣大肆杀戮。继扶苏、蒙恬之后，蒙毅、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大批功臣都纷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受株连者数以百计。与此同时，赵高与秦二世对皇室诸公子、公主亦大开杀戒，12位公子“戮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公子将闾自杀前仰天大呼“我无罪”，然后与其兄弟三人含泪拔剑自杀。自此以后，大臣凡是进谏者均以诽谤罪论处，更有甚者，百姓面色不好也要治罪。整个国家，人人自危，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在赵高的愚弄下，本来安于享乐的秦二世更加纵情酒色、怠于政事，进而为赵高胡作非为、欺上瞒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朝廷统治腐败，百姓的赋敛、徭役沉重，加上阿房宫之类庞大工程的修建更使民穷财尽，陈胜、吴广起义随之爆发。然而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下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一无所知，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秦二世荒淫愚昧，宰相李斯为秦末岌岌可危的形势而忧虑。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及其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其人才学过人，因而备受秦始皇重用。李斯亦为“沙丘之谋”的策划者之一，秦二世对他颇为宠信。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李斯曾多次上书进谏但毫无成效。赵高一方面担心秦二世了解朝局后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将李斯视为其专擅朝政的惟一障碍，因而便把矛头对准了他。对秦二世的性格了如指掌的赵高设计了一个陷害李斯的绝妙圈套。他先对李斯说，如今盗贼猖狂，他很想劝谏皇上，但因为皇上深居皇宫，他没有劝谏的机会。李斯也表示自己很想找机会劝谏皇帝。赵高表示他负责给李斯制造劝谏的时机。于是，赵高特意找一些秦二世玩兴正高、最烦人打扰的时机让李斯进谏，如此反复几次，二世开始与李斯产生了嫌隙。赵高见时机一到，就诬蔑李斯因未能分土称王而对二世心存不满，进而诬蔑李斯的儿子与陈胜等起义军有染。秦二世偏听偏信，赵高又操纵了对李斯的整个刑讯过程，最终如愿以偿地把李斯父子腰斩于刑场，并且诛灭李斯三族。
面对大厦将倾的秦王朝，赵高不仅不思挽救之策，反而想乘势取而代之，进而体验一下帝王之尊的荣耀。为了检验群臣对他篡位的态度，他导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历史丑剧。
一天朝会时，赵高牵来一只鹿献给二世，并当众指鹿为马，二世以为赵高开玩笑，询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慑于赵高的淫威，有的说是马，有的沉默，有个别的说是鹿。事后，赵高把说鹿的大臣全部杀死，朝政大事至此完全被赵高掌控。
农民起义已严重危及到秦朝的统治，连怠于政事的秦二世对此也有所察觉，对长期专权的赵高产生了不满。赵高害怕二世追究他的过失，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自己掌握的宫内外大权，派亲信强迫秦二世自杀，然后册立秦二世之子公子婴为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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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之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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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婴认识到赵高的险恶用意，经过周密的策划，在赵高督促其到宗庙受玺的时候，杀死了赵高，但此时秦王朝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救了。
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15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为了收回旁落的大权，不得不借重与之朝夕相处的宦官之力，铲除外戚势力，这就给宦官擅权以极好之机会。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成为傀儡。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于是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惟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管霸等又成为一代权阉。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惟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众多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