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荆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所有的军队，一旦和平来临，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战速决。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tracy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上一章里，我们已叙述过如何在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这幅阴暗的图画有所冲淡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的战事的恐怖程度。1870年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比例约为五比一。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了。同样地，1815年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成了终身残废。此后，受伤后康复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时间不超过数周。这样就可以安排休息与体力恢复。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生活，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从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订出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行为更加人道。1859年法国——奥地利战争之后，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平民、对伤员、对战俘的对待原则，并对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了野蛮主义。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了对战俘的公正待遇。
另一个结果，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从嫉妒的。按顿吃饭，饭菜不错。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来，许多人感到了失望或乏味，有点若有所失。同一团的人战后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大家回忆起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作为例证，可以参看：关于德国，Ernst Junger； Storm ofSteel；London； 1929；关于英国； Guy Chapman； APassionateProdigalty； London； 1933。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混乱的政治活动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
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命的世界，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可行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革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名义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却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降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摧毁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它根本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
当然，不承认这些观念更早的是俄国。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政权，依据卡尔·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他们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起来之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保持暖昧的共存关系；西方邻国反过来，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权的稳定，即他们国内共产党的活动，比一个外部的严重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搀扎。（一）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原则的国家，他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律规则”，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作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土壤上从萌芽走向成熟。（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的一干年必然在国内与国际间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三）与此同时，战后也大大加强了右翼，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他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他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了。
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本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那种由一个一个小队的年轻英雄组成的战争，包括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这些“超人”用他们的胆量与暴力可以把人类的命运从一群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穿儿童外衣的学步娃娃变成一批干干净净、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技术曾经使19世纪的广大民众参与战争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之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了，如果他们硬要参加进去，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说来为数很少的军事技师们，在一个几乎无法想像的规模上挥舞着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威力。
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上一章里没有涉及到。
19世纪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些武器不仅越来越有效，而且容易掌握。在步兵武器方面，有了子弹盒就可免去装火药、装子弹；后膛枪免去了捅杆；有了子弹带便可迅速发射；校准器使射击更准确；这些使一个新兵在数周内即可成为一名射手，那是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卫队中的多年掷弹手所无法比拟的。炮兵方面：后装炮的出现，减少了后座力，免除了清扫炮筒等麻烦事，发射一颗炮弹后也无需等待很久才打第二发，而老式大炮即使由专家来放，也是效率极低的。只消稍加训练，就可以从表上认出简单的计算；只要有高度爆炸力的炮弹能充分供应，一团炮兵1914年在一个小时内瞄准一个数百平方码的目标区域发射的炮弹，比拿破仑战争年代双方发射的大炮炮弹总和还要多。所有这些，新兵只需训练数月即可掌握。这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自然要求有大规模生产的人。
人口与城镇如此密集的欧洲社会，技术先进的武器带来的有利条件只能是暂时的，很难成为决定性因素。从前主要看数量。然而，现在，炮火的射程与摧毁力主宰一切；技术上落后的炮火，数量再多，也无机会显示它们的战斗水平。
很明显，战斗开始前，就可以知道结局将如何。
19世纪，欧洲列强把武器的优越性用到了殖民地身上。
在本书第三章里，我们已见到，16世纪初，由于独家有了炮，使葡萄牙人得以打进并主宰了印度洋的贸易。但当火器的使用在全世界普及后，欧洲由枪炮获得的有利条件便丧失了。18世纪，专业训练的质量与纪律性，再加上小心谨慎地服役，使欧洲军队对印度（举例来说）有巨大优势，而不是武器形成的优势。但到了19世纪，天平决定性地朝技术先进的一方倾斜。技术先进的列强在非洲和亚洲建筑了铁路，便于他们调动军队，补偿了他们派出兵力较少的不利因素。俄国在亚洲中部搞殖民化，美国开发西部，也都是利用了铁路这一重要因素，这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同出一辙。欧洲的大炮、后膛来福枪，以及机关枪，使得任何一次战斗几乎在开始前就可知其胜负。几乎，不是完全。
希拉里·贝洛克的布拉德上尉充满自信：“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有；马克西姆枪，而他们没有。”
事情并非都如此。1879年在伊萨德尔瓦纳（Isandhlwana）被祖鲁（Zulu）人打败的英国兵，1896年在阿多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印度兵，都可以作证。即使是优越的武器，如果使用的人技巧不熟练，或对方领导英明果敢，就不一定保证能胜利。征服殖民仍然主要或至少有一半因素依靠优越的内聚力、组织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对他们的武器的自信心。
欧洲有—个冲突地区，19世纪晚期技术的发展使它开始出现不稳定。这个地区能不能产生一些有利条件，足以不仅赢得一场战役，而且赢得一场战争，以便建立新的政治统治地位呢？——我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海上。
很难不去同情19世纪的海军军官们。他们不得不在一代人的空间里去调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舰只、他们的武器，以及把他们的战术从拿破仑时代转到冯·蒂尔匹茨时代，战舰规模上从英国皇家战舰“胜利导”发展到“无畏号”英国于1906年建成此舰。，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落后了，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0世纪，所有的军种都出现了这种困境。每一种新发明的技术，从蒸气引擎到核裂变，都必须仔细研究、开发，应用到军事上来。军事专业必须逐渐成为多方面的；同时，由于在新式大军中，技术已成为骨干，必须设立技术与科学机构，去开发新武器体系并为之服务——这些部门在20世纪几乎成为最重要的部门。W·S·吉尔伯特（W。 S。 Gilbert）曾描绘一位现代化的少将：他的指尖上贮着全部现代的科学知识，这也许会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窃窃傻笑，但如果军官们缺乏知识方面的适应性使自己跟上技术的变化，并确保自己一方可以首先开发利用它们，那么，高级别的位置就不会有他们的份。
19世纪海军竞争所呈现的画面与我们今天类似。今天，开发利用核能与火箭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