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集团军主力强渡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通过大片沼泽地，粉碎了敌人的抵抗，至日终前到达敌坚固抵抗枢纽部虎头的后方。经最初六天的进攻，方面军所属军队突破了所有边境筑垒地域，通过了难于通行的山岳原始森林地，向满洲腹地推进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
日军指挥部希望我军主力被拖在边境地带，一蹶不振，但落空了。敌军不但未能迟滞苏军的进攻，反而被强大的正面和翼侧突击所分割，而在头几昼夜战斗中就失去了指挥和通信联络，改而采取以其后卫、敢死队和别动队进行绝望的抵抗。
由于进攻神速，我军还在关东军总部没有能够利用交通线撤退和在纵深内预有准备的各地区组织防御，就把敌方所有交通线都切断了，苏军行动之快，出乎日军指挥部意料之外。但是如果认为日本人一心想退而无意负隅顽抗，那就错了。恰恰相反，我每天接到报告，都说他们拚死作战，没有哪一个筑垒要点，哪一个高地不是经过战斗才交出的。例如有这么一件事：在第25集团军攻打的东宁筑垒地域，日本军官看到进一步抵抗徒劳无益，就命令自己士兵去投降。可是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反而开枪把军官们打死了。日军指挥部在许多守备队中派去神职人员和当地教师，给士兵讲明继续抵抗毫无意义。但是士兵们多年受的是武士道教育，连神职人员的话也不听了，继续顽抗。
日军主要集团在牡丹江附近作战。敌人在此处损兵四万人左右。我得知红旗第1集团军的战士们已突破了牡丹江地区敌人防御后，即乘车去看，只见开始是一道蜿蜒五公里的最前防御地带，是为迟滞我军前卫而构筑的。没走多远，我们就到了主要防御地带，内有一些钢筋混凝土永备火力点，我当时还算了一下这一地带的纵深，计有四公里。继续走了整整十五公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新的三公里纵深的防御地带。再走出十五公里，又发现一道纵深大小相同的防御地带。各抵抗枢纽部看样子异常坚固。我们细看其中一个枢纽部，就算出有十七个炮兵永备火力点，五个炮兵和机枪火力点，五十多个机枪巢，以及大量各种野战工事。
现在翻阅我的日记本，这个抵抗枢纽部的情景唤起我对五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曼纳林防线又浮现在眼前。不过这已不是那些落上芬兰白雪的灰暗色的被炸得裸露钢筋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而是在茂密的绿色灌木林映衬下的黑压压一片日军坚固工事上坡度很缓的梯形顶盖。
有些筑垒地域抵抗很久。我们到了哈尔滨和奉天（今沈阳）附近，可是在我们的后方，还有个别已被四面合围的抵抗枢纽部的日本兵进行着毫无指望的混战。稍后，他们转而采取破坏行动，分成小股偷越战线。我发现，凡是近处还有日军大兵团作战的地方，别动队活动就最频繁。而如果该地区敌军被肃清，别动队觉得自己已经孤立，其气焰就一落千丈。抽象他说，不管人们属于哪个民族。集体行动对他们总是有益的。当你感觉到有别人支援，自然会使你提起精神，因此日本兵在这里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日本武士所吹嘘的“日出之国”的士兵的所谓“特殊性格”也是白说。我们确信，问题绝不在于民族特点，而在于日本兵被愚弄到了何种地步。审俘表明，文化程度高、有相当学问的日本人更能用批判的态度来评价本国统治集团的政策，就不像文化低、落后和深受压制的人那么狂热。我想，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军人所共有的某些规律。
在这方面，我要说，日本人退却时在许多地方最初广泛地使用了敢死队，这些队员是注定去送死的士兵。且看他们是怎样对付我军坦克的。在磨刀石车站附近的战斗中，我们算出约有二百名敢死队员，他们身上缠着炸药包和手榴弹，在密集的高梁地里匍匐前进，一跃而起，扑向我军坦克下面。当然，这些“活地雷”也够危险的。不过，我军对敌人的这种战术早有准备，很快使这些队伍停止了行动。在另外场合，敢死队员先把我军部队放过去，随即从背后射击。真没料到，日军指挥部想用这种办法使我们遭受损失。更确切地说，他们指望破坏苏军的坚韧精神和进攻锐气。至于日本军官，他们却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清醒得多。比如说，我们几乎没有碰见剖腹自杀的事。
方面军航空兵（空军上将索科洛夫指挥的空军第9 集团军）在几乎没有敌方航空兵抵抗的有利条件下遂行了战斗任务。这就使我军全部空军都能用来保障陆军行动：无论轰炸机、强击机还是歼击机，都直接给步兵和坦克开辟通路，对地面目标实施突击。军事运输航空兵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从远距离给军队运送油料和弹药。伞兵的使用是很成功的。其他方面军也运用了伞兵。
在开战第一周内，远东第1 方面军就粉碎了敌人的猛烈抵抗，完全克服了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击溃了集中该处的日军基本兵力，并逼近哈尔滨、长春一线。其他两个方面军，特别是外贝加尔方面军的进攻也很出色。日军指挥部处处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形势对关东军极为不利。军事上彻底失败的事实，摆在日本统治集团的面前。
日本政府面临必然垮台，不得不于1945年8 月14日通告各盟国政府，决定投降。的确，在这之前，日军几乎停止了对美英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有苏联军队进攻的地方，他们却继续进行猛烈抵抗，以图把苏联拖入有关投降条件的持久谈判，并赢得稳住关东军阵脚的时间。例如，他们建议停止军事行动，在苏日两军8 月16日前占领的地区上停火。那时，已被我们击破的所谓满洲第1 方面军，正由日本人在长春、吉林及其以东一线重建：第3 方面军与马利诺夫斯基所部对峙；第17方面军掩护朝鲜。要在这些地区上停下来，就意味着中国东北各大城市和几乎全朝鲜都应留在侵略者手中。说起来，美军指挥部对这样解决问题也感到有利可图，它不愿意苏军深入中国和朝鲜腹地。
8 月16日，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武装力量尚未实际投降，他们想对我们耍花招，因此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攻势作战。是的，关东军一些兵团向我军施行反冲击的事实，说明了日军指挥部打算继续抵抗。苏军又遇到了新的困难：8 月份倾盆大雨引起洪水泛滥。许多道路无法通行：河水溢出堤岸；军队感到油料奇缺。当然，运输航空兵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各方面军不顾任何阻碍，继续向满洲腹地猛烈发展进攻。外贝加尔方面军向奉天和长春猛进。远东第2 方面军逼近北安。远东第1 方面军攻下牡丹江并在击溃关东军第1 方面军之后，正向哈尔滨和吉林挺进。太平洋舰队在朝鲜和南萨哈林岛海岸发起登陆战役。我军第25集团军的部队在这里展开积极行动，在水兵和海军登陆兵的配合下占领了元山、清津、雄基、罗津等港口。
我略微详述一下太平洋舰队的行动。开战前，舰队没有接到有关整个登陆战役，包括在朝鲜海岸登陆的具体指示。舰队各次战役基本上计划在海上实施。只在发觉与日本舰队看来不会发生大规模冲突，而红军进展又极顺利情况下，才赋予任务夺占朝鲜北部港口和遣送军队登陆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
当第25集团军突破波西那特以西日军防御并攻占图们、珲春之间筑垒地域时，即挥师南下，沿日本海海岸向朝鲜进军。正在这时，苏联海军登陆兵攻占了雄基、罗津和清津三港。正如该集团军司令员奇斯佳科夫向我报告所说，至8 月19日前，清津至咸兴铁路敌未设防。第25集团军各快速部队急忙加快速度，沿道路赶过日本军列疾进。我军舰艇在划定的距海岸一百至一百五十海里地带内行驶，海陆并进，运送强击支队到元山。8 月21日，他们夺占元山和伞兵在江界伞降后，关东军与本土的联系即被切断。三天后，远东第1 方面军快速部队也突入了平壤。于是通向朝鲜中部的两条铁路均被切断。陆军部队与海军舰队的联合作战取得全胜。
8 月17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上将向苏军统帅部提出停战建议，并说他已下令军队立刻停止作战行动。我当即将此上报中央，并补充说、实际上日军仍在继续抵抗。其他方面军也有这种情况。因此，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要求日本人于8 月20日12对前放下武器投降就俘。同时指出，一俟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即停止作战行动。
我签发了一个在方面军范围内设置战俘收容所的令。为了加快解放中国东北和朝鲜，我方面军在吉林和哈尔滨，外贝加尔方面军在奉天、长春和许多中等城市实施了空降。此外，还组建了强大的快速支队，高速度前进，攻占重要工业中心，不让日本人运走或毁坏各种贵重物资。我注意到，住在这些城市的俄罗斯居民给了我们大力协助。例如，在哈尔滨，他们把我军空降兵领到敌人司令部和营房，夺取通信站，抓俘虏等。这些人基本上是原中东铁路职工。因为有他们当向导，关东军一些高级将领才出乎自己意外地当了苏军俘虏。维持哈尔滨和吉林两市治安的任务，赋予跟随我们伞兵一起来的特命全权代表舍拉霍夫少将和列别杰夫近卫军上校。
在哈尔滨解放后不久，我亲眼看见当地居民情绪有多么高。当我到达杜霍夫斯卡亚村西南八公里处森林内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时，恰好得到由扎别林中校指挥的我军空降兵已在哈尔滨机降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说，哈尔滨青年积极帮助苏军。他们武装起来，在我军到达前负责保护通信设施及其他国家机关。当然，我军一百二十名空降兵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做不了多少事情。稍后，我坐了两小时飞机在哈尔滨机场着陆时，得知指挥所已在市内旅馆安置妥当。我们乘车前往旅馆时，在街上遇到的一些荷枪实弹的高中生纠察队都向我们致敬。在旅馆附近也有这种纠察队。我把汽车停在一队学生旁力，细问他们是怎样武装起来的。原来是俄罗斯青年缴了满洲国军的械，并且在我军占领前自告奋勇保护该市所有交通要道和建筑物。他们高兴地领受了谢意，并答应今后仍尽力帮忙。
我刚一到设在旅馆的自己的新指挥所，就来了一些东正教会的人士。他们诉苦说日本人和满洲人禁止他们主持教会活动。我劝他们同莫斯科总主教联系，并说我在宗教事务上是外行，但从自己方面可以下令不得阻挠做礼拜。
我们初来时，几乎所有从内战时期就住在这里的俄侨，总是提心吊胆，仔细地观察我们。但大多数人相信红军优待他们之后才明显地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们开始来访我军各级司令部，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当市内各剧场演出红军业余节目时，愿意来看的人实在多得应接不暇。我们看到，许多观众听着古老的俄罗斯歌曲时竟失声痛哭，而对士兵萧洒的舞姿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然而，战事还在进行。8 月19日，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偕将校数名，从哈尔滨被送到了我们方面军指挥部。华西列夫斯基和我接见了他。我们面前坐着一个剃着光头、目光阴郁的人。他的衬衣领口敞开，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他不由自主地紧锁着双眉。皮肤松弛的脸上现出疲倦的神情。自然，他梦想的绝不是这种败局。随他来的幕僚较为镇静。看来，他们为自己的罪责不大而庆幸。当他们对苏联军官说话时，仿佛听到从他们牙缝里发出嘶嘶的声音，也许日本人在交谈中表示特别尊敬时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向秦彦三郎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指定了投降集结地点，行进路线和时间。秦同意了苏军统帅部一切指示。他解释说，关东军司令部的投降命令之所以没及时下达到日本军队，是因为在苏军进攻的头几天，司令部同各兵团的通信联络就中断了，日军一下子失去了指挥。当时不得不用飞机传达。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秦申明：日军包括军官在内，必须有组织地缴械投降，而且战俘的伙食在投降初期应由日本军官负责安排。
华西列夫斯基说，你们必须携带自己的炊具和储备粮过来。让日军将领带自己副官和个人必须品一起到场。我们以后没有时间去给他们寻找可能要用的私人物品，而且也不方便。我则提出保证说，无论对高级军官还是士兵，红军方面一律给以宽待。
有趣的是，秦乞求在红军进驻各城市前准许日本兵保留武器，因为“那里的居民不可靠”。后来我们自己也证实了，中国和朝鲜居民对那些靠刺刀维持政权的日本占领者恨之入骨。因而，当地居民对苏军指战员的态度正好相反。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都兴高彩烈地欢迎我军指战员，迫切希望能给提供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帮助。
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秦彦三郎送交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将军一份最后通牒，内容如下：
“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将军。关东军参谋长秦中将1945年8 月19日从我处接受关于关东军投降和解除武装办法的指示如下”：
1。立即停止关东军部队在各处的作战行动，凡不能立即停火的地方，速将立即停止作战行动的命令下达部队，至迟于1945年8 月20日12时停止作战行动。
2。立即停止关东军所属军队的任何变更部署。所有为保障履行投降条件所必需的移动，每次均应按照我的指示实行。
3。给第1 方面军司令官和第3 、第5 、第34集团军司令官作如下指示：
①立即通过自己的代表与各地苏军指挥部洽降，派遣他们前往以下三个会晤地点：延吉、宁古塔、牡丹江；②驻朝鲜北部的军队按照远东第1 方面军指挥部代表的指示集结，为此第34集团军司令官应于1945年8 月22日凌晨前到达延吉；③第1 方面军司令官为接受履行投降条件的指示，于1945年8 月20日20时到达宁古塔；④下令各兵团和部队在下列地区缴械：勃利、牡丹江、宁古塔、汪清、敦化、延吉、间岛、清津、哈尔滨、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