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享乐、思乡。
北京决战大顺举措失误多（5）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二：其一，眼前的事作什么；其二，将来如何打算。这二者又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按今人的设想，眼前的现实问题，应该在明朝灭亡的废墟上，再建一个新的政权，接受历史教训，实行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其将来的打算应是巩固这一政权，使之长治久安。进北京和占北京，都应围绕政权做文章。然而，李自成及其麾下却没有如是想，他们进入北京之后，的确也对明朝的统治制度作了变革，在表面上有个焕然一新的气象，可是深层次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他们全然没有今人的设想，重点在于：其一，眼前忙得较多的是享乐；其二，对将来的打算则是回老家。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它告诉人们：今人不必为古人担忧，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明史？李自成传》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又说另一起义军领袖罗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相比之下，显示出李自成是一个既保持艰苦奋斗之风，又胸怀远大志向的英雄本色。直至攻占西安，大致如此。当时有个本地官僚谋求在李自成手下做官，把著名的美女邓氏献给李自成。邓氏本是明太仆寺官文翔凤的妻子，李自成怒斥这官员无耻行媚，以礼送回邓氏，还杀掉了进献邓氏的那个官员。《甲申朝事小纪》上册，79页。由于李自成的自律和带头，尽管骚扰百姓的事也有，总的来看他的军队纪律较为严明，规定“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明史？李自成传》，卷309。因此大顺军所到之处，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欢迎。这是在艰苦环境中求发展的一种表现。
形势变化后，起义农民军的表现大不如前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经受住胜利的考验，一味追求金钱美女，贪图享乐，把军国大事完全抛在脑后。
李自成和他的亲信将领，入宫后即将崇祯帝的宫女作为战利品进行瓜分。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各挑选了有姿色者30人，牛金星、宋企郊等将领各得数人。史载为李自成收取宫女有姓氏可查的有杜氏、陈氏、窦氏、张氏等，“而窦氏尤宠，号曰窦妃，张氏者亦嬖焉”《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01页。
大顺军的一般军官，“以各戚畹妇女给配”。明朝皇亲勋臣有数百人被杀死或自缢，他们的眷属编成名册，不拘老少，连同子女一起分配给各营队长。据当时留居北京之人记载：“某偶得其少且美者，不胜欣欣，抱之马上，夸示同侣。或遇一丑媪，携扶而行，亦无奈何。”《甲申核真略》，33页。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士兵掳掠奸淫妇女之事就无法阻止。明末文人记载此事甚多，虽然不免有诬蔑夸大之嫌，但可信者亦不能全无。《爝火录》中谓：“先拿娼伎，渐及良家妇女。先拿小唱，渐及良家子弟。”《爝火录》上册，25页。既说明了有个过程，又举出了事实，可信程度更大些。
李自成未等登极，已经安居皇宫，过起皇帝的生活来。李自成入居大内，“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宫”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三月二十一日，明朝文武百官按照大顺政权的要求进宫朝见李自成，从早至晚，足足等了一天失望而归，李自成不过在宫中饮酒而已。关于大顺政权领导人好饮的记载多得很，提到李自成则说：“日置酒宫中，召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刘宗敏、李过等欢饮。牛、宋执礼恭，闻呼则避席而答，余贼杂坐，觥倾酒，手攫食。宗敏时呼大哥，闯贼无如之何”《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9页。
在北京城中，刘宗敏据都督田弘遇宅，李过据都督袁佑宅，谷大用据万驸马宅，田见秀据曹都尉宅，李岩据周奎宅。其他如李牟、白丰、郭之纬、贺有威、董学礼、白广恩、白邦政、黑云龙、官抚民、左光先、梁甫、祖泽溥、王琦、熊天成等将，无不“分据甲第，杀其主，有其妻妾”《怀陵流寇始终录》，第17，325页。诸将很快就和住宅的主人一样纵情恣欲起来，“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呼莲子胡同优伶娈童各数十佐酒，高踞几上，环而歌舞，喜则劳以大钱，怒即杀之”《流寇志》，卷10，163页。
刘宗敏为武将之首，入城后对部下听之任之，他的精力主要用到追赃和劫夺女子上。明朝官员被士兵拥到他的宅院进行追赃，“刘方拥妓欢饮，命士兵回营守之”《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27页。有的人“在刘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甲申纪事》，11页。刘宗敏听到陈圆圆的艳名，多方搜求，知为吴三桂父吴襄所藏匿，就逮捕吴襄，严刑拷打。《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36页。
牛金星比刘宗敏稍微清醒，却也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因此在北京城中忙于准备李自成登极之事。登极之期一延再延，他则几乎天天为此奔忙，成为另一种享受。李自成率兵攻打吴三桂时，他奉命留守，俨然以太平宰相自居，“具内阁仪仗，往来拜谒，夸其乡人，限商人三日开店，弛九门出入之禁”《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50页。
李自成的另一个重要谋士顾君恩，“往往科头坐吏部堂，举足置案上，乘醉携娈童唱边关调为乐”。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劝止他说：“衙门自有体，不比营中，可以自放。”顾君恩反唇相讥道：“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6页。
在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中，唯有李岩头脑比较清醒。四月初，李岩上疏陈四事：
一、扫清六宫，请主上退居公廨，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入大内。次议登极之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议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武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当以尧舜之德受极天下，俾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各镇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招抚各镇，许以侯封各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体。庶几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爝火录》上册，66~67页。
李岩的这份奏疏极为珍贵，除了明遗民关于李自成及其军队在北京活动的记载外，这是罕见的来自大顺军方面的记录。李岩的四条提议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从中可知，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李自成不能“自爱其身”，耽于享乐，迟迟未能登极，恢复正常秩序，致使官民失望；追赃助饷不分廉贪，打击面过宽；对各地明朝官员，招抚失策等。这一切都说明北京城的大顺政权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北京决战大顺举措失误多（6）
然而，这份奏疏丝毫没有引起李自成的兴趣，只批示“知道了”三字，完全不想付诸实践行动。军师宋献策见状，私下对人说李自成是“马上天子，不满三年”《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9页。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已在大顺军内部某些有识之士身上表露出来了。
贪图一时享乐，不谋长远发展，毕竟还是农民军的一种外在表现，虽然也是其狭隘自私的本性所决定，但进一步剖析，似有更起作用的因素，那便是他们目光短浅，向后看而不放眼于未来。文献记载反映出，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城，固然谈到求治的思想，也曾下了很大力量把明朝的统治机器打个七零八落，意欲取而代之，但主要是想把明朝统治者享乐过的再依样享乐一番，却没有在北京再建一个新政权的明确目标，严格说来并未认识到北京决战的重要性和巩固已取得胜利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关键时刻暴露出在他们思想深处萦绕的打算就是回老家。《爝火录》记载李自成经常说的话：
陕，吾父母国，形胜之地，朕将建都焉，富贵归故乡，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爝火录》上册，88页，引《后鉴录》。
心中常存回乡之念，当然就没有在北京实行长久统治的决心，从而在内部引起混乱。有记载便说：
旧贼多陕人，欲还都关中，乃行封赏。新降贼者无以为功，汲汲劝进。三桂兵动，闯贼改图，曰：“陕故乡，十燕京不与易也。”戊辰，集诸贼于宫中，敛内库银，及拷掠所得，并诸器物尽熔之，千两为一饼，凡数万饼，以伺西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40页。
李自成率领义军进北京到底为什么？按照这个说法，只是进一步掠夺财富，而实施统治则是回到老家陕西再说。
从这些记载和评论来看，作者大多是仇视农民起义的，辱骂歪曲之词连篇累牍，不可不作分辨，但不能完全否定其中某些事实和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确切信息。如李自成在北京的行动被写成这样：
自成既窃大位，并无善政，惟向皇亲国戚索饷，而再不能应即拷打，并逮其家。而权将军亦各擒敌大臣勒金帛，夹头打腹，甚于炮烙之刑。宋献策谏曰：“平西伯吴襄，其子三桂拥重兵镇守辽东，宜优待吴家，恤其家口，以招徕三桂。”自成不听，加吴襄严刑，掠其家资。将三桂妾陈沅留入大内。自成向远酒色，至都改操，幸陈沅而宠之。乃大会诸贼，定久安之计。顾君恩曰：“闻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无虑。宜储饷练兵以待之。”自成曰：“吾亦以此为虑耳！”《甲申朝事小纪》上册，82页。
这一记载，有的不符合事实，如陈沅本被刘宗敏所占，而非李自成宠幸，但进北京以后李自成确曾改操，不像以前那样坚持农民本色了。特别是对大局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李自成和顾君恩都认为南明长久不了，无甚可怕，最值得忧虑的是崛起辽东的大清，将成为久安的威胁，这是他们的共识。分歧在于李自成同另一个谋士宋献策在争取吴襄、吴三桂父子上，意见不一，宋主张招徕吴氏，李则不听。问题影响到最后的失败，症结即在此：一认识到大敌当前，却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抵御；二应当争取吴氏父子而没有争取，犯了一个策略上的大错误。一着失误，全局皆输。李自成在北京的决战中曾是胜利者，而后终成失败者，打败他的正是他最忧虑的大清和他不肯争取的吴三桂。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1）
1644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几位非常活跃的人物。他们是时代的骄子，时势造就的英雄，但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当年中国社会震荡中所扮演的角色，既值得回顾，也足以引发人们的思考。又在诸多此类英雄人物中，多尔衮当属出类拔萃第一人。134年之后，清乾隆帝曾就多尔衮在1644年为大清所建立的功业做过这样的评论：
睿亲王多尔衮，当开国时，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清高宗实录》，卷1048，6页。
乾隆帝为多尔衮所作的这番评论，充分肯定了当年这位大清摄政王所建立的卓越功勋。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福临刚满六岁，国家的政权由两位摄政王掌握，一位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另一位即睿亲王多尔衮。事实上，不仅福临是名义上的大清最高统治者，就是济尔哈朗虽名列多尔衮之前，而真正的实权则在多尔衮手里，直到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逝世，那几年的大清实为多尔衮的天下。多尔衮先与济尔哈朗称辅政王，后又称摄政王；先是济尔哈朗列于多尔衮名前，清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十起改为多尔衮名列于前，见《清世祖实录》，卷3，4页。
多尔衮，姓爱新觉罗氏，满族，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与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为一奶同胞兄弟，母名阿巴亥，乌拉纳剌氏。清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病逝，因没有明确继承者，统治集团内部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成为最具有竞争力的皇帝人选。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多尔衮比豪格占据优势地位。皇太极既然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这就出现努尔哈赤去世时的同样局面，满洲贵族集团要经过推举来决定继承人，个人威望和实力是被推举的主要条件。而多尔衮的威望和实力都比豪格占着明显的优势。论威望，多尔衮是豪格的叔父，长他一辈；且在努尔哈赤时，多尔衮之母为大妃，子以母贵，已经引人注目。此大妃又“有机变”，在努尔哈赤临终时特地召见她，可能嘱以后事，所以当努尔哈赤一死，皇太极等便逼她殉夫，而且宣称此为“先帝有命”。大妃虽死，人们却认为努尔哈赤曾答应她立多尔衮为继承人，因而在后来的清朝统治集团斗争中，多尔衮对皇太极的即位发出个人攻击。有的文献记载说，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等揭发其生前的罪行提到他：“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又逼死肃亲王，遂纳其妃。”蒋良骐：《东华录》，卷6，102~103页，中华书局。这被认为是多尔衮说皇太极夺了他的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此外，以战功建立的威望，多尔衮也在豪格之上。论实力，就是看八旗军队的归属，多尔衮三兄弟控制两白旗，豪格得到两黄旗将领支持，表面上实力相当。然而多尔衮还得到代善家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