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总统以一轮“访问外交”开始自己的任期。一年里访问了26个国家，足迹遍及五大洲。
那些在全国各地广泛放映的出访记录影片，使亿万普通中国人睁开了看世界的眼睛，感受到和平建设的渴望，尤其是大大鼓舞了众多的饱受封建习俗压迫的中国妇女。
她们纷纷走出了家门，走进识字夜校，走进城市，走向开垦中的远方。
妇女解放，给长期受到人口发展压力的中国，带来不同凡响的意义。后来连续数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生育率持续下降，每个家庭两个孩子成为一种普遍模式。婴儿健康水平成倍提高，受教育的概率大大增长。
50年代的中国，生气勃勃。
一首《歌唱祖国》家喻户晓。最终因为歌词和旋律的通俗明确、嘹亮优美而被选定为国歌：
“五色星旗，迎风飘扬，
自由的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970）
1953年也是中国建设开始走上正规化的一年。
新首都初步落成了。
国家政府和首脑机关，迁址到北平以西20公里的石景山市。
这是一个规划为25万人口的小城市。据主持总体设计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介绍：新首都是在向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师征集了近百个方案，通过国际招标方式优选的，强调了单一的国家行政管理功能，具有未来城市的诸多特点。
新首都的设计理念是：
不追求成为什么文化中心、商业中心、经济中心，更不考虑安排生产性行业。
他说，祖国进步党的毛泽东名誉主席曾有一个憧憬——从北平城楼上放眼望去，如果一片烟囱林立，那么中国就是工业强国了。但梁思成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他说：国家的首都，就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兼具游览功能就行了。
……经过五年的基本建设，石景山新都，特色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依山傍势的建筑、悦目赏心的绿地、丘陵环抱中，韵味独到、呈辐射状伸向远方的宽阔道路……
下沉式的环形中心广场中央，有一片高地，汉白玉砌成的雕栏里，矗立着高大壮丽的国家纪念碑。
背后衬托一排12棵巨大的银杏树。各式各样的纪念性雕塑，恰到好处地分布在城中十个大小广场。
一座座造型简洁、肃穆而又典雅的公共建筑物——议会大厦、国家博物馆、总统府、总理官邸、最高法院、中央银行……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几条主要的林荫道旁和燕山山麓。
使馆区也在规划中留出适当位置。那些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世界各国建筑，在一片山光水色中，争奇斗艳……
新都以东，从香山坡地上，可以远眺北平故宫。红墙黄瓦，画栋飞檐的皇家古城，恰与石景山这座青山绿水中的乳白色新都交相辉映。
这一切，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时代、历史、见解和观念的变迁。
（971）
联合政府轮流执政的6年过渡期满，华夏合众国政府，正式定名为国务院。
1953年举行的国家政府选举，祖国进步党获胜。由55岁的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他是全民公认的最具有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精神的政治家。尤其是从不滥用权力、把自己凌驾于组织和国家之上——在这方面的得分，远远超出各党派的任何一位领袖人物。
这次选举真正体现了民众的选择。
这位进步党总理的组阁名单，仍具有“联合政府”时代的特色。国民党以及第三党中一些治国专才，也被延揽入阁，有的还安排到重要岗位。
突出的角色有第二副总理兼外长、51岁的吴国祯。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和哲学博士，曾担任过蒋介石机要秘书、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在政坛上独树一帜，政声斐然。而四十年前在天津南开中学，吴国桢却是周恩来的学弟。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两人，曾一起梦想过中华崛起。
现在，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来参与新中国的繁杂、富于挑战而又令人兴奋的施政建设，吴国祯有某种获得英雄用武之地般的畅快和满足。
在蒋公手下虽然也获重用，但那种压抑、被监视和不开心的感觉始终如影随形。而在周内阁里，他体会了什么是配合默契、水乳交融。虽然工作繁重，但这个班子的团队精神、沟通状况、坦率程度等等，是他20年从政经历中最舒心的一段。
至于对那位少年相从、始终对自己有一份兄长般关怀的合众国总理，他只用一句话评价：心悦诚服。
而同僚们也喜欢和尊重吴国祯这位才华、学历、经验、年龄都不可多得的、栋梁式的行政、外交人材。大家也用一句话评价他：敬业乐群。
国民党人、与周恩来同龄的陈诚上将，应邀担任了国防部长。
一向擅长营建、严于律己的他，与擅长谋划、眼光长远的同龄人、参谋总长叶剑英上将一起，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军事合作平台。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作出了贡献。军队间固有的怀疑与隔阂，也逐渐在他们任内，得到彻底消弭。
张治中、张群、翁文灏等国民党人，章伯均、梁漱溟、罗隆基等第三党人，也在新内阁中安排了适合的岗位。其中有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水利电力部、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海关总署等等职务。年仅43岁的蒋经国出任卫生及环境部长，是最年轻的政府官员之一。
此外，囹圄委屈多年的张学良先生复出后，也担任了一届众议院的副议长。
周内阁的主体，当然还是祖国进步党人。
兼任合众国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一副总理陈云，被称为财政大管家；产业规划部长李富春、文化部长陈毅、教育部长邓小平、公安部长陈赓、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李先念等，都已在不少管理岗位上经过历练。
李富春
新一届政府任期6年，从1953年6月开始施政！
（972）
象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一样，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内阁，也有一个杀气腾腾的开场。锋芒所向，是盘踞在大大小小岗位上的贪官污吏——这正是上届执政期间所积累的弊政所在。
国家检察院长黄克诚，和最高法院梅贻琦大法官直接操刀，主持了这项大快人心的正义审判。
按照部署，整肃贪官先从祖国进步党内开始。
新首都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青山，和进步党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相互勾结，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水灾救济款、治河款，以及克扣、剥削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建设贷款等，总数相当于170万华元。两人被处以极刑。
随后，反腐败工作在全国展开。
一年里，清理整顿各类贪污腐败分子1000余人，其中300余人处以重刑。
腐败苗头得到有效遏制，给周恩来政府的12年施政打下了良好基础。
（973）
周恩来上任时翻阅的第一份文件，是国家统计署长马寅初送来的《1952统计年度——国力报告》。
为了避开春节等假期的低效率，在马署长任内，统计、会计和财政年度都科学地调整为从每年3月1日开始。
所以该报告在6月初完成，正好赶上政府换届。
周恩来的目光在《国力报告·人口部分》停住了。尽管篇幅很长，他还是逐字逐句阅读。字里行间，他感觉，这段文字是由马寅初署长亲自撰写：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到1952年底，全国共有人口5万万1千万。这是个静态纪录。如果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字，就成为动态的人口纪录。可惜这些数字，没有。
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值得注意的是，前段人口增殖率急剧上升，全国达到千分之二十。
这么快的增长是有原因的。乡村中，产婆接生已被正规接生诊所代替，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而寿命呢——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
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真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国内秩序空前安定，盗匪绝迹，人民死于非命减少；尼姑和尚大半还俗结婚……
经济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人做的事，现在50人就可做，其余950人怎么办？今日农民生活正向城市居民看齐，但生产率短期内却不能提高。
长此以往，如何了得？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民众把国家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亦给政府带来困难。
人口增殖，就等于积累减少，也就等于工业化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普查。了解人口增长情况，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确定人口政策。
要节制生育。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
※摘编自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还尖锐指出，中国人口增长数字已达每年1000多万，这样下去，到世纪末就会超过10亿，这无疑孕育着危机。
（974）
周恩来掩卷沉思一阵，让秘书把这段文字打印若干，发给内阁每个成员，作为新政府首次行政会议的重要议题。
早在1948年，一位著名的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就提出过这个质疑：※
“你们打算如何防止人口爆炸呢？”
而当时某个无知官员竟回答：“人口爆炸？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人口越多越好。”※
※ 同期史实。
马署长曾自认——与进步党的人口理念不合。他注意到祖国进步党一些党魁的认识，都还停留在强调“人多是我国一大优越性”、“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角度，因而在政府交接时，他向新总理提出了辞呈。
周恩来看罢，对这位耶鲁大学硕士、1916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赛利格曼教授的弟子笑道：
“马老啊，你老年事已高，不当这劳心费神的统计署长，可以。但国家议会成立了专门的人口委员会，请你去任职吧！也好把你的正确主张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那么说……总理阁下是，赞成我的人口观点了？”
率直的马寅初感到鼓舞。
周恩来点头：
“我们这一任，就是要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到一位数以内。今后要确定一个衡量各级政绩的基本目标：中国，到本世纪末，也不应该超过8亿人口。”
（975）
五十年代，中国发展小事记之一：
1955年夏，黑龙江畔。
合众国交通部路桥局局长孔庆德，正在陪同国家桥梁建设总工程师茅以升，在这里巡回检查。离不开车辆的他，今天亲自驾驶一辆全新的高配置“54型灵猫”高级越野车，一路上穿越林海，穿越沼泽，在丘陵与河谷中纵横驰骋。
44岁的孔庆德，正式转业到交通部路桥局。离开军队时他有些不甘心——即将开始的全军评职定衔要错过了。前半生的仗可就白打了，自己可是给他们腾出了一个将军的位置啊……
但老政委邓小平的一席谈，使他坚定了“下地方”的念头。想到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自己如今被作为军队和国家的“技术干部”，委以重任，他至今感念当年，纳兰山窑洞里的一声呼喊：
“孔！今天我‘老人家’教你开车……”
茅以升总工最开心的是，这条卧龙般的大江上，一下子开工了五座大桥。且都由他的“第一桥梁建筑设计事务所”承担设计，他感到有了一座空前的施展舞台。
黑龙江的大桥们，风格各异。
悬索式的、桁架式的、拱形的、单立柱的……从西到东：漠河公路大桥；海兰泡－瑷珲铁路桥；江城伯力公铁两用悬索大桥；虎林珍宝岛单立柱两用大桥；以及下游跨距最大、超过长江武汉段的青年城拱形大桥……
更令他充满向往的是，还有更大、更宏伟的工程等待着他。
——南方，扬子江口的崇明岛大桥，珠江三角洲的虎门跨海大桥……这一切，都让茅以升确信无疑：
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此生不会虚度。
（976）
五十年代，中国小事记之二：
1956年秋。海口，博爱路，“老盖茨律师事务所”。
10月28日，著名律师威廉·盖茨先生和全家人，正在欣喜地给儿子做周岁。
这次，他们采纳了中国式的“抓周”风俗：
他们把今天满一周岁的小比尔放在一张大床上，在他前面三英尺处摆下一支钢笔、一枚勋章、一副扑克牌、一本圣经……等等，分别象征着学者、军人、商人、神职人员等等职业。
这个游戏，据说可以测定孩子未来的行业选择。
小比尔象一只胖乎乎的猫咪，在床上蠕动着。爬来爬去，却对大人们的期待不解其意。
看到大人们忙不迭地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转移到他的每一个前进方向，阻挡他奔向自由的去路，最终他不耐烦地把那副马戏扑克牌一脚踢在地上。
“上帝啊！这孩子……他好像，好像对财富，不感兴趣？”妈妈的手放在了胸口上。
“唉。看来他以后跟经商是无缘了。”爸爸伤心。
“那可不一定。没准是——他的财富，多到可以满不在乎呢。”爷爷坚定地说。
（977）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三：
1957年冬，重庆，北碚。
船王卢作孚，没想到自己会在一场小官司中败诉。而且是输给这个原来的合作者、现在的竞争者——木匠出身的小老板，“吉祥汽车公司”的股东李书富。
两年前，船王为扶持家乡重庆，更为了改善国内产业布局这种宏观大计，决定把原设在长江下游的一家汽车工厂搬迁到重庆北碚建厂生产。
过程中，没把充分征求合作者李书富的意见当回事。
两年后，一种新型的轻便旅行面包车出厂。为了与名噪一时的“灵猫”相契合、兼抗衡，船王亲自给它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