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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泽东同贺子珍结为夫妻。
成婚之前，毛泽东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婚后，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将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后来，杨开慧被杀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泣不成声，贺子珍也扑到毛泽东的怀里哽咽不已。
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帮助他走出人生与革命事业的低谷。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中，共生育子女6人，除娇娇外其余全部丢失或夭折。后来，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国内外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毛泽东特别繁忙，回家后也顾不上贺子珍，这使贺子珍感到空寂、苦恼、烦躁。
年轻的贺子珍敏感、好强。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于是她便决定转道西安到苏联去。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执拗的贺子珍此时已听不进去劝告。后来毛泽东又给暂住西安的贺子珍一连发过6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依然执意不肯。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的心却飞回了延安，贺子珍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晚上能不冷吗？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在延安的毛泽东。
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2）
最终贺子珍还是踏上了赴苏之路。
贺子珍没有想到，这条赴苏之路对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是一条不归路，从此她再也回不到毛泽东身边了。两个同甘共苦整整十载的患难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此后，尽管两人仍彼此牵挂，但仅于1959年在庐山见过一面。北京的大门，始终对贺子珍关闭着。1979年贺子珍终于来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遗体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终演绎成一场撼人心魄的爱情悲剧。
1938年，在贺子珍赴苏之后，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青，象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是怀着一腔热情踏上延安这片热土的。当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又离开的人很多，江青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确实比较出众。当时的江青，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她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江青的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 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
也许是江青让毛泽东感到清新，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籍，毛泽东终于开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
1938年11月，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结婚了。
毛泽东、江青两人的婚姻生活最初是幸福的。江青比较懂得毛泽东的爱好，毛泽东喜食辣椒，江青便会让窑洞飘满辣椒味；毛泽东喜欢京戏，江青就给毛泽东放唱片……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江青履行了一个妻子应有的职责。
由于历史因素，再加上自身的个性，出身演员的江青后来却错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又扮演了反面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印记。但历史终究不能假设。江青也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裁判。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数千里、年龄相差６岁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一次学生集会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念书，担任着女师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的邓颖超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而此时，不久前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担任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正巧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精彩的讲演打动了周恩来，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相识。
这次相遇的背景决定了他们日后爱情的性质。他们是因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媒介和前提，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两个革命者的爱情。
此后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觉悟》。这一段时间共同战斗的经历却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每每思念起祖国、思念起祖国的朋友和亲人时，邓颖超那热情、勇敢而又淳朴、端庄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经转到天津仁达女校任教的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明信片的背后，周恩来用刚劲、奔放的字体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邓颖超被周恩来这漫涌而来的爱的激情打动了，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来越感到智慧、坚定的周恩来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侣，在征得母亲的默许后，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确定了两人间的爱情关系。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9月抵广州，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在爱情的呼唤下，两位分别5年的年轻人再次相聚。8月8日，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吃了一顿便饭，这顿便饭也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之后，因为事业需要总是聚少离多。聚时，他们恩爱有加，离时更是互相惦念，互相关怀。
10月6日，周恩来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就在这时，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不在，母亲不在。左思右想，她决定将孩子打掉。她第一次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本以为做母亲的机会以后是很多的，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竟因难产而死里逃生，而且从此失掉了做母亲的机会。
在艰难的岁月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广州，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武汉，他们曾面临着一次次死亡的威胁，却又一次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在长征途中，当红军长征到毛儿盖时，周恩来病倒了。他连续几天高烧，不能进食，肝区肿大。经医生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周恩来的病情凶多吉少。闻讯急急赶来的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也许就是这三天三夜的苦苦守候，使得周恩来终于在早晨奇迹般地从地狱边回转……
朱德与伍若兰、康克清的生死恋
朱德一生酷爱兰花。他不仅赏兰、咏兰，还亲手种兰。朱老总之所以一往情深钟情兰花，是因为高洁坚贞的兰花寄托了他对战友、前妻伍若兰的无限思念。
1903年11月3日，伍若兰出生在湖南耒阳县城南门外伍家大湾的一个开明的小知识分子兼小商人家庭。她自幼嫉恶如仇，在县女子职业学校念书时就向往妇女解放，带头剪发放足，反对封建礼教。1924年伍若兰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结识了毛泽建、夏明衡、何葆珍、曾志等大批革命志士。1927年初，她担任县女子联合会主席和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
年轻的伍若兰，不仅口齿伶俐，大胆泼辣，还写得一手好字，能文善武，大革命运动的当时，她已名播湘南，成为湘南颇有威望和影响的女共产党员。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湘南宜章举行暴动，革命浪潮席卷了湘南二十多个县。此时25岁的共产党员伍若兰与耒阳县委一起组织农民自卫队，密切配合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作战。任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的伍若兰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随军做宣传工作。由于工作的接触，她认识了朱德。其实，伍若兰早就听说过朱德的英名，如今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成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她更是十分崇敬，并在内心充满了对朱德无法抑制的爱慕之情。
而朱德也非常喜欢这位勇敢果断，文武兼备的姑娘。共同的战斗生活渐渐地使两颗心紧紧相连。1928年3月，他们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不久，他们来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
1929年春，湘赣两省敌军集重兵“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此时，伍若兰已有四五个月的身孕了。
２月２日，毛泽东、朱德夫妇、陈毅及军部机关宿营在赣南寻乌县吉潭镇圳下村中心的一个大土围子里。翌日天未放亮，红四军突遭赣敌刘士毅部两个团的袭击。红四军一部被打散，毛泽东、朱德夫妇及军部机关被敌重重包围。为掩护朱德和毛泽东突围，伍若兰将敌兵引向自己，受伤后被俘。敌人用种种酷刑折磨伍若兰，伍若兰宁死不屈。敌旅长刘士毅劝降说：“你身怀六甲，只要你自首，公开声明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我就可以保你不死，还可给你官做。”
伍若兰从刘士毅话里揣测到朱德、毛泽东已经脱险，放心了，她大义凛然地回答说：“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背叛共产党，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2月12日，在赣州卫府里刑场，伍若兰死得壮烈而悲惨。
烈士碧血洒大地，化作幽兰吐芬芳。
此后，在朱德漫长的岁月里，淡雅、高洁的兰花便始终成为朱德的最爱。
朱德和康克清是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相识的。1929年春天结婚时，朱德已经43岁，是红四军军长，康克清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逐渐萌发了爱慕之情。
康克清的一生也和朱德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1911年，康克清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的一户贫苦的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1926年，康克清15岁，参加了罗塘乡妇女协会。第二年，她又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万安暴动”。1928年夏天，她随万安游击队上井冈山投奔红军，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批女红军中的一员。
1929年3月的一天，朱德和康克清正式结为夫妻，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还有陈毅、谭震林、吴仲廉、曾志等人都赶来为他们祝贺，大家在一起为朱德和康克清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革命的婚礼”。作为战友，康克清使得一手好枪，她不仅是朱德最好的警卫员，有时还与朱德并肩作战；作为妻子，她竭尽全力精心照顾朱德的生活，使朱德得以保持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能够协助毛泽东全力指挥部队作战。
无论是在反围剿作战中，还是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朱德与康克清始终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敬如宾，他们一起穿越了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携手走过了和平岁月，他们共同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
七、胜利
周恩来受命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他身边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随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
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发电报，表示周恩来将赴西安协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张学良复电称，西安一切顺利，等周恩来到西安后再详谈。
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当即与张学良相见。张学良已得知13日的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指责其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的报道，所以一再追问共产国际的意见，周恩来表示已电询莫斯科，但直至动身前，共产国际仍无只字答复。
12月17日夜，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18日，周恩来又致电延安：“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与此同时，日本扬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确保蒋介石性命无虞，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戴笠一同来到西安。23日，国共双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始谈判。
24日晚，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一系列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