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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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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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犹太人才开始遭到镇压,先在犹太人口稠密的地方,后来蔓延全国。
  我在马什列夫斯基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分配到《真理报》的犹太文版工作。有名的犹太作家参加编辑,在优秀的新闻记者莫什·李特瓦科夫的领导下工作。
  我负责“党的生活”栏,自己写文章,有时也写社论。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会计主任,他对我说:“你的钱,你打算还让它在我那儿睡多久哇?”
  “什么钱?工资我月月都领呀。”
  “我不是说这个。是说你的文章奖金。”
  第二天,他交给我—笔钱,比工资多得多。
  这只是编辑部规矩,不是列宁主张的“工人工资”。
  每星期,中央委员会开会,由莫斯科各报社派代表参加。有几次,我们报馆主笔派我去。1935年有一次会议,中央新闻局局长斯德茨基宣称,要给我们传达一份重要的通报。
  他说:“我应该通知各位斯大林同志亲自采取的一项措施。斯大林同志很不满意对他的个人崇拜。每一篇文章开头结尾,都引他一段语录。他很不乐意这么搞,而且他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许多集体的歌颂信件,由数以万汁的公民签名,送到报馆登载,其实都是各级党组织搞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街坊,都规定定额,非出多少签名不可。我奉命告诉诸位,斯大林同志一点也不欣赏这种做法,并且要求别再这么搞。”
  这话使我十分震动,回去便向主笔汇报。他听了微微一笑说:“这能有几个星期的搞头……”
  “怎么您不相信吗?”
  “别着急,等着瞧嘛。”
  过了三个星期,我又代表报社去开会。斯德茨基又传达一个中央的决定:“政治局很理解斯大林同志出于真心的希望,不搞个人崇拜,但是政治局不同意这样的谦虚。在我们国步维艰的时刻,斯大林同志掌舵有方!必须感谢他,并且恭贺他克服困难,完成大业。新闻界理应竭尽全力,反复强调斯大林同志所起的伟大作用。”
  我又向李特瓦科夫作了汇报。他坦然不以为奇,并且告诉我说:“听我说,我在三星期前就告诉你,这样的指示,寿命长不了。斯大林早已料到,政治局一定会来这一套的。但是他又一定要新闻工作者正确体会到他的谦虚的诚意。”
  李特瓦科夫完全意识到,革命已经陷入怎样一种发展过程。交给他的工作,他一定搞好。一句话,业务上他一丝不苟。但这并不影响他正视现实,爱讲的时候,便开门见山。我记得在1935年,他曾请撰文快手拉狄克为十月国庆号写一篇文章。
  拉狄克不用说,写好文章,寄到报社……李特瓦科夫当时的音容,至今天仍宛在我眼前。他看罢文稿,冷冷的说:“咱们的报纸绝对不登这样的狗屁!”
  文章连篇累牍,歌颂斯大林的功德……过了几天,我凑巧在主笔办公室里,拉狄克打电话来,打听他文章的下落,如此宏文,为什么还没有发表。
  主笔回答说:“你听我说,拉狄克,我再也不请你写文章了。你假如以为只要凭你的大名,我便照登,那可大错特错。你那篇东西,一文不值。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也比你强些。”
  李特瓦科夫这样得罪一位首长,得罪威势无比的党,决不会有好下场。清党一开始,他便马上遭到清洗。从此,月月都有人得罪,人数之多真可车载斗量。就这样,哈辛不见了。他是阿佛布什的兄弟,罪名是在德国呆过。接替李特瓦科夫当主笔的斯普拉希,也落了同样的下场,可是连个象样的罪名也安不上。从前那种轻松的气氛,问题可以随便讨论,现在全变了担忧和疑忌。1937年,办公室里一片恐怖。记者们早上来办公,跟谁也不讲一句活,一熬完规定的办公时间,便各自走开。1938年初,斯特雷里茨被捕。他是内战时期红军老战士,老牌新闻记者,他的被捕更加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中间一有人失踪,便得来一场丑恶的表演,仿佛举行丧礼。报馆的全体人员,都聚在一起开批判会。人人得轮流背诵一篇八股,并且自我认罪,发誓悔改。八股内容,连一个字也不用更换:“同志们,我们放松了警惕,一个奸细在我们中间活动了这么几年,而我们却没能加以揭穿……”
  为了不破例,我们又奉命出席斯特雷里茨的“丧礼”,大家做自我批评。有人想起“罪人”讲过的一句话,当时却没有汇报,又有人记起“罪人”的某一古怪动作,当时也没有揭发,诸如此类。正当大家在搞这种不光彩的练习时,在猫念佛声中,我们忽然瞧见斯特雷里茨,悄悄地站在门边,听我们指控他,否定他,告发他是“奸细”。他在那儿已经听了好几分钟。这次意外的对证,显然是内政部策划组织的。
  所以突然放了他在报馆出现。可是我们却淋了当头一盆冷水,顿时鸦雀无声,茫然失措。
  斯特雷里茨始终不吭声。我们默默无言,低着脑袋,一个跟一个退出会场。太丢脸啦!谁也不敢瞧他一眼。就在这一刹那,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变成了什么样的机器人,替斯大林式的镇压当帮凶。我们心里笼罩着一片恐怖,思想当了俘虏,不再会自己考虑问题。内政部胜利了,不用再做具体的表现。它已经统治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条件反射和我们的行动。
  犹太人遭受的镇压,又超过其他一切人等。在全国、在周围,在大学,都是一样。我上文已经讲过,主要在1931到 1932 年期间,党曾怎样地鼓励犹太人迁移到比罗比疆州去。
  尤其是怎样地招徕干部和知识分子。我们好些同学都去了,其中有李贝伯教授。他在苏联学术界很有名望,负责这项工作。镇压突然爆发,内政部派一个工作组主持其事。我从两个亲历其境的人那里了解到,这场惊人惨酷的清党运动中,怎样的抓人,杀人。公安人员成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员,而且是机械化的宗教裁判员,成了专办冤案的机器人。
  冤案成了经典,用高度简单化的逻辑下令:一切波兰犹太人,都是波兰政府雇用的特务。凡是从巴勒斯坦来的,都是英国人雇用的特务。根据这样的准则,任何判决,不容上诉,出路只有一条,刑场就戮。就这样,我们波共的老同志,什瓦茨巴尔,经过公审,投入牢狱,眼睛几乎瞎掉。一天拂晓,他被押出牢房,绑赴法场。临终前,他高呼对于革命的信念。枪声起处,牢房里响彻国际歌声。他在我们大学里,当过党委书记,在比罗比疆也担任过重要职务。
  象他那样的共产党人,不下千百,面对死亡,昂首不屈。
  厄丝德·弗隆季娜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多年担任我们大学的校长。1937年,尽管她身患重病,仍然把她逮捕,关进卢比昂卡监狱。审讯时,叫她同控告她的人对证,她不顾法官和警卫,奔向诬告人,唾他一脸。她判刑后,不准上诉,死在牢里。
  同样在1937年,少数民族的大学被撤消,代之以所谓外语学院,实行铁腕管制。大学门里,关了不少我们同志的尸体……
  第九章 谋害红军
  关于图哈切矢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被清洗的案件,我也可以出来作证。1937年7月1 .1 日,莫斯科报纸宣布图哈切大斯基元帅和另外七位将军一齐被捕。这些红军的首长,内战的英雄,共产党元老,都被指控为诚心打败仗,准备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第二天,全世界都获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雅基尔将军,乌博列维奇将军,普利马科夫将军,艾德曼将军,费尔德曼将军,科尔克和普特纳将军,都被判刑处决。第九位高级将领,卡马尔尼克将军,红军政治部主任,自戕身死。
  事实是,好几年来,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幕僚们,跟党领导早有深刻的分歧。斯大林的官方理论认为,如果发生新战争,不会波及苏联的国土。而图哈切夫斯基则忧心忡忡地监视着第三帝国扩军备战的活动。他认为世界大战必不可免,因此必须加紧准备。1936年,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表示,他坚信战争完全有可能在苏联国土上进行。
  历史将负责证明,图哈切夫斯基的过错就在于他有理得过早。当他获罪的时候,所有的反对派部已肃清。斯大林的铁腕已经掌握全国。只有红军还掌握不牢,所以是必需攻取的最后堡垒。对斯大林的统治来说,清算军队干部,成为当务之急。可是,清除对象都是十月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布尔什维克,若对图哈切夫斯基那样的人,搞一套托洛斯基式的控诉,或是季诺维也夫式的审讯,实在不太象话,所以必须打得狠,打得重。
  盖世太保杰林是别动队长,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对付我们的“红色乐队”。他曾在1943年告诉我,当年对比亚特尼茨基搞过的反间计,怎样又对图哈切夫斯基搞了一次。他并且告诉了我详细的经过。
  1936年在柏林,特务头子海德利希接见一个帝俄旧军官,名叫斯科布林将军。这名无军之将,闲得发慌,便充当场面很大的双重特务。好多年来,他在巴黎白俄中间,为苏联搞情报,同时又跟德国特工吊膀子,反正完全是个鬼蜮人物。他给海德利希送的消息,确实惊人。他自称掌握可靠消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策划对斯大林发动军事政变。海德利希汇报纳粹参谋部,考虑怎么办。办法只有两个可资选择,要末听凭苏军统帅搞下去,要末通知斯大林,并且提供证据,证明图哈切夫斯基跟德国国防军有勾搭。
  结果采用了第二个办法,拼凑伪造的证据,透露图哈切夫斯基勾结德军当局,策划政变。炮制伪证只用了三天。因为要证明图跟德国国防军参谋部有接触,并不困难。原来,在纳粹取得政权以前,两国军队经常都有接触。苏联政府甚至开办军官学校,专门训练德国军官。“证据”是由希特勒的亲信搞的。至于怎样送给苏联当局,那却是特工的把戏了。
  当时,德国的反间谍头子叫做塞伦堡,后来写了回忆录。
  照他的说法,那些“证件”存放在一座文库里。文库失火,有一个捷克特务奉命从灰烬中掏出文件。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德国人通过捷克人,把文件卖给了俄国人。
  这一手到底怎么搞的,关系不大。1937年5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档卷已经高高摆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这位留髭须的乔治亚人大可踌躇满志了。德国人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材料,让他去宰掉他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物。斯大林的目的是粉碎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因为这支力量在抵制他的政策。希特勒则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斩下了红军的首级。
  比亚特尼茨基案件,教育了纳粹领袖,懂得了案子决不会限于几位高级将领。他确信镇压的狂澜,必将席卷红军。没有好几年的时间,恢复不了元气。这样一来,他便解除了东顾之忧,可以放手先行战胜西方。从1937年起,德苏亲善,已露端倪,德苏条约只不过有待签署而已。
  1937年8 月,清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后两个月,斯大林便召集红军政工领导开会,规划肃清军内“民敌”的运动。纵犬逐鹿的号角吹响了。于是血洗红军,十九位军团司令,杀掉十三位。一百三十五位师、旅指挥员,处死一百一十位。团指挥员屠戮一半。大部分政委引颈就戮。红军大量失血。好几年失去了战斗力。
  德国人彻底运用这一对他们有利的情况,命令情报机构,把惊人的消息透露给英法当局。消息确实够叫人担心。肃反运动竟把红军搞成了什么模样!我不难想象英法参谋部为什么不那么热衷于和苏联缔结军事同盟。因为红军的脆弱,已为众所周知。
  第十章 巧克力大楼
  我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接触到了东布罗瓦的工人,才明白资本家是怎样的剥削他们。另一方面,犹太人问题从小便缠扰着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找出了真正的答案。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结束种族主义、排犹太主义,让犹太文化发扬光大。我研究过排犹思想的起源和内因:从帝俄的屠杀犹太人到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译注:德雷弗斯是犹太族法国军官,以间谍嫌疑成冤狱。左拉名著《我控诉》,便是为冤狱平反而写的。)。在我看起来,纳粹主义正是排犹太思想在二十世纪的集中表现。我眼见妖兽成形,而为天下的太平担忧。
  德国的工人党,兄弟阋墙,置公敌于不顾。很多人认为,希特勒一旦执政,必然会销兵卸甲,抛下《我的奋斗》,让冲锋队转业为夏令营辅导员。德国资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一律认为,德国的赤祸酿乱,吃一帖恢复秩序的药剂,治疗一番,未尝不是个妙计。
  1933年1 月30日,各报以头版新闻报道,阿道夫·希特勒当上了总理。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觉得警钟一声,足以振聋发聩。世界已向野蛮势力敞开了大门,奥国小军曹戴在脸上的民主假面具卸下来了。从此以后,首先是德国,接着是欧洲,将要学会在铁蹄下讨生活。
  (译注:德雷弗斯是犹太族法国军官,以间谍嫌疑成冤狱。左拉名著《我控诉》,便是为冤狱平反而写的。)
  1933年2 月27日,国会大厦有人纵火。起火刚刚几分钟,戈培尔和戈林已经到了现场。第二天深夜,一万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束手就擒。3 月5 日举行选举。戈林预告说:“今后我的行动,决不斤斤计较五花八门的法制成见。我们不用理睬那种假想的法制。该消灭什么,我就下令消灭什么。如此而已。”就这样,共产党得到的选票,一律作废。当时,恐怖气氛已经弥漫全国,而社、共两党仍然得票一千二百万。
  其他各党一千万。纳粹得票一千七百万。仅凭希特勒一纸命令,共产党所得议席一律作废。德共总书记台尔曼被捕,跟着便是季米特洛夫被捕。
  连锁反应是不可避免的。
  3 月23日,魏玛宪法寿终正寝。
  德国在赤党和褐党之间,首鼠两端,迟疑不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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