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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 年春季以前这段德国领率机构进行内部建设时期，很少将统帅部参谋部用来为准备未来作战服务。这与毛奇或施利芬时期不同，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部缺少在和平时期对超越国防以外目标的研究。希特勒以其“单个行动”取代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对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各项措施严加管束，甚至将其排斥在外——如进攻丹麦和挪威的行动，而自己包揽一切，这是一种不务正业的倾向，它不仅会给国防军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还会损害更大范围的内部联系。
与三军种的关系
如果说国防军统帅部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其核心是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在1938 年晚秋时还尚未表面化，那么到1939 年9 月27 日，当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线发动攻势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便骤然紧张起来。对于陆军来讲，已不是单纯地抵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人憎恶的“作战上的干预”，对于这一点，陆军早己从约德尔以往的活动中领教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将陆军首脑完全撇在一边，擅自决断；而且，除了定下进攻决心外，还亲自为作战指挥制定方针，规定“何时”和“如何”行动。这意味着，国防军最高统帅已着手接管陆军的指挥了。如果希特勒能把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这股国防军中最强大的指挥力量拉到自己一边，同时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排挤出这种指挥领域，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处于建设时期的德国大本营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时又以陆军总参谋部取代了指挥参谋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干预所带来的结果，与他期望的截然相反。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巩固他在军事领域里的独裁，以“对下绝对专制”来替代陆军总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将来依然如此——在军事专业上的、认真负责的咨询，摆脱陆军总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为了尽快和稳妥地实现这一目的，为了将陆军总参谋部排挤到——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仅是他的决心和命令的执行机构的位置，同时为了竭力利用这部得到他赞许但又无法代替的下达命令的机器，希特勒想在未来作战中，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小参谋部安排在自己身边，从距离人手约束他们的行动。这样，陆军总司令部到1939 年秋季面临着一种冯·弗里奇大将曾经发出警告的形势，弗里奇男爵在过去围绕领率机构体制的争论中，曾以警告的语言指出：“人们休想要求一位陆军总司令根据别人的方案去夺取胜利。”但是，事态发展的结果还是形成了一种元首与总参谋部那样的关系。在以后的年月里，希特勒不厌其烦地以他当年任土官时，与其8 个人的“班”的关系来比喻今天这种关系。
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没有参与最高统帅下定西进的决心。但是，由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所以他们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关系，再次陷入苏台德危机时期那样的对立状态——尽管程度不同。凯特尔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为面前不是没有压抑感，但他仍是对陆军首脑好言相劝，在独裁者的要求下无把握的担保——一厢情愿地从中斡旋。约德尔却恰恰相反，他将这一事态的发展，视为是朝他所主张的小型陆军总参谋部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丝毫也没有考虑划分职责界限的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机会打入陆军的领导。贝克曾警告过，严防“暗处的和不负责任的影响”；而今，陆军却为这种影响打开放便之门。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并不是轻易地屈从于最高指挥的要求。在他们两者之间，再次出现了对方向问题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专制权势，相信能够迫使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们的要求；另一方，没有被政变所吓倒，主张应自觉为普鲁士德国军人的财富免遭厄运而尽力。1938 年秋当危机达到高峰时，布劳希奇曾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发誓”，他要忠于职守，而现在他却将以往的豪言壮语抛在脑后，不敢起来反抗希特勒的西进决定。这样，陆军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还必须违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设想来拟制作战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司令部起初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仅对希特勒的意愿表示支持。后来，陆军总司令在西线部队高级指挥官们的一致支持下，终于在1939 年11 月5 日，这个下达最终进攻命令的第一个规定日期，采取行动，提出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和迄今的战争计划的观点，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断了陆军总司令的报告。在戏剧性的11 月23 日，气氛依然十分紧张，希特勒在空、海两军种将军代表面前，指摘陆军全体将军们是掣肘于他的优柔寡断之徒，并拒绝了布劳希奇会后提出的退职申请。尽管如此，大约从1939年岁末开始，陆军总司令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愿意符合希特勒意愿的倾向，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和，这样将凶线攻势的发起时间推至1940 年存季就有了客观基础。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重国防军统帅部，轻陆军总司令部的状况，而且，不久就带来灾难性后果，使陆军受害非浅。
在这里，似应再次强调指出，战后敌、友广为传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把在国防军和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在大本营建设时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对希特勒及其作战指挥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锐冲突，也归咎于冲突双方的全体军官。
具有独立思想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们存有很多误解了赖歇瑙大将。起初，他心甘情愿地与民族社会主义为伍，使得他在1938 年1 月和2月危机中，几乎成了弗里奇大将的接班人。对此不仅希特勒竭力反对，就连凯特尔和约德尔都认为他是陆军老军官团中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早在波兰战局前，赖歇踏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就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并公然反对希特勒在1939 年秋季在西线发动攻势从而扩大战争的企图。两年后，由于情况的逆转直下，希特勒于1941 年12 月拒绝了赖歇刷作布劳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议，并说：“他对我来说过于政治化了；猫总是要捉老鼠的”。
海军和空军在那几个月里，在关于西线的问题上没有提出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陆军实施的作战行动和指挥上，空、海军总司令也懂得尽力避开希特勒的影响和干涉，或者在发生意见分歧时，竭力贯彻自己的意图。希特勒由于在空、海军问题上的知识贫乏，所以对戈林和雷德尔十分尊重，至使约德尔在他们面前也退避三舍。海军和空军由于在专业和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与陆军相比，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除个别事件外，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与空军的关系是由于空军的力量不断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绝出兵，导致希特勒介入以后，才变得紧张的。
直至战争后期，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对海、空军总司令有特殊照顾。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他们按照希特勒偶尔所作的口头报告行事就足够了，自己保持有较大的独立。他们对希特勒周围的一群军事幕僚敬而远之，他们也常常目睹陆军首脑在总理府受刁难的窘态。在雷德尔自己的与希特勒谈话记录中，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三者。戈林几乎总是“下不违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报告时间以外，他还可以经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门。而他对战争的影响很少是有根有据的，这就足以使第三帝国的这两个巨头的诡秘举止，多次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遇有机会，戈林便派他的总参谋长，越过约德尔，直接去见希特勒。海军和空军总司令采取的这种作法，常常在海战和空战领域产生弊端。希特勒在海、空战方面所作的有关决定，也没有一次通知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希特勒和他周围的将军们，对陆军总司令、对本军种的责任感，有意采取蔑视态度——除非陆军对战争全局具有关键作用之时。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到希特勒那里去作口头汇报，一般都是应召而去，而且在大本营建设时期的数月里，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次。甚至连希特勒举行的为决定进攻开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气形势报告会，直到1939 年12 月初以前还没有陆军代表参加。这种矜持态度，早在波兰战局中，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就曾采取过，这在“措森精神”与希特勒的个性对立情况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特别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尽管在其高级军事职位上，表现得能力超群，举止高雅，但与希特勒的会见，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经常使他处于“瘫痪”状态。哈尔德的思想与他的总司令完全一致，但是他对这种影响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维护自己立场时，能以准备充分、把握十足的论据，辅之以铿锵有力、透彻精辟的语言，远远胜过希特勒周围的高参。
由于凯特尔和约德尔分头与陆军总司令部里的新任军官们保持口头联系，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潜在的紧张有增无减：统帅部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保持联系，约德尔则与陆军作战处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格赖芬贝格保持联系。当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需要向陆军总参谋邻传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强行让他们接受时，多次被召来总理府的是冯。格赖芬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总参谋部中校豪辛格。据当时8、9 个月的日志记载，约德尔与哈尔德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同样，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仅同哈尔德的第一助手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进行过一次工作会晤。凯特尔和哈尔德之间也进行过一次谈话，并达成谅解。
不久，这种工作会晤少、更多是应召来总理府的现象——这是效仿，1938年春季进军奥地利前的作法——还逐渐变成与受宠的陆军将军们进行个别磋商。譬如，希特勒与当时的第16 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曾讨论组建一个特种突杰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线；凯特尔也为此向占德里安将军面授机宜。几个月以后，即在准备进攻丹麦和挪威之时，约德尔甚至将陆军高级职位的任命视为己任——这使国防军统帅部将干预陆军指挥领域全然成了习惯。
当时和后来德国大本营颁发的重要书面意见即“国防军统帅部指令”，大致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具有较强的战略性质，在这类指令中，大部分是将希特勒的决定作为尔后的作战方针下达的，第6 号指令；另一部分是陆军总参谋部的“思想财富”。是指导某次战局的，譬如第8 号指令，或者是在夺取某一地段后为尔后作战拟制，并以国防军统帅部的名义下达的命令。这两部分文件要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亲自起草的，要么由国防处提供必要的数据。而后者是经常性的。
以类似方式完成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对个别战局所下达的“特别指令”在拟制这些指令过程中，往往要克服许多特殊困难，因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由希特勒亲自来定，而无数其他决定，如边界和消息的封锁、货币兑换率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均需有帝国最高民事当局的合作，但这些又因保密缘故，不能及时加以解决。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希特勒并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允许国防军统帅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权威，因此，统帅部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与盟国的关系
在波兰战局和法国战局之间的数月里，德国在军事上处于孤立的境地。意大利这个德国未来唯一的盟国，在战争一开始就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参战与不参战之间摇摆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视了自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到1940 年1 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约德尔将军转呈的国防处的意见。该意见认为，鉴于未来对作战物资的大量要求，意大利的参战不会给德国带来多大利益。如果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组织上与意大利进行联合作战。然而，希特勒对“与领袖（指墨索里尼）的会谈，喜形于色，十分满足”——似乎意大利不久即将参战。1940 年3 月19 日他自会谈返回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如此，希特勒为了迷惑朋友和敌人，与墨索里尼的第一次会晤中，仍向对方展示了一份远远夸大的“己方兵力区分图”，这就是德、意双方即将合作的唯一基础。在一阵欢欣鼓舞之后，德国逐渐冷静下来。双方商定，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保持进一步接触，就战略方面互相通报各自的依据和目的。德国方面对此事犹豫不决。这一心理状态在几天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所写的日记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元首在报告中讲到了，我们如何在与意大利总参谋部会谈中取得领先地位。首先，通过驻罗马大使馆弄清，他们准备通过什么途径，来减轻我们的负担，然后，才有可能谈渡过莱茵河上游实施作战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的牌亮出以后，才能考虑双方总参谋部的会谈”
由于意大利的军事首脑们一直反对他们的国家参战，更谈不上与德国国防军的紧密合作。因此，根本不会作任何思想准备工作，因此，双方不可能组成联合参谋部，共同指挥这场同盟战争。
在“轴心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整个时期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里尼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