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十七岁，好奇心驱使我挤入陌生而默默无声的人群之中。每个人都向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大的交叉路口张望着。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我这张惟一的白色面孔。
我无声无息地侧着身子一步步在人群中往前挤。在挤过了两三段街道之后，到达了人群的前沿。我看到在我周围和身后的成千上万群众的面前，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装甲车和手持机枪的英国水兵。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在这场从一切表面现象看来宁可是怒目相视的对峙中，从肤色上说我是处在错误的一方。
由无知的盲勇所引发的这一想法，驱使我从群众中走了出来，装作一个散步者的样子走到面前剑拔弩张的地方。我的白皮肤使我得以安全通行。那些手持机枪、面孔绷得紧紧的士兵没有阻拦我。我问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名英国军官：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煽动暴徒闹事，巡捕打死了几个人；有一个人从那边的房顶上跳了下来。
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后来被称为“五卅惨案”的事件。
眼前的场面吸引着戴维斯。他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人群之中。这是抗议示威的游行队伍。想想颇有些特殊意味，在中国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队伍中，居然走着这样一个外国青年。“当我在队伍中穿行的时候，没有人向我说过一句含有敌意的话，也没有人向我动手。我所以能够免于受到伤害，是因为看来我不过是一个无碍于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怪人而已。”戴维斯这样解释。
不过，戴维斯眼中的五卅惨案现场并不十分壮观。游行的人群在发生枪杀事件后，显得慌乱起来。他这样说道：“我未受阻拦，是因为那时候群众已只剩下了一些旁观者。积极分子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驱散了。群众没有觉醒到要采取行动冲出去或者慷慨就义的程度。他们呆若木鸡。”
另外一个美国人此时不在上海，但却在北京目睹了随后引发的全国性示威活动。他便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罗斯福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拉铁摩尔虽然出生在美国，父母也不是传教士，但和戴维斯的经历相似的是在他也很小时就生活在中国。1900年，正是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不满周岁的他跟随在中国任教的父母来到中国。他的童年在上海、保定度过，十二岁时他前往英国读书，十九岁时又回到中国，一方面在天津的商行工作，一方面开始他研究和考察中亚地域的学术生涯。他回忆了当年在北京看到的这场运动：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时，我正在北京访问。关于这个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它起源于日本工厂里的劳资纠纷，但后来工人及其支持者们将运动扩展到上海公共租界，巡警朝他们开枪。巡警常常被说成似乎是英国警察，但他们主要是在英国警官指挥下效职的锡克人和华人。那时华人视英国人为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枪击引起的义愤主要针对英国人。在访问北京期间，我发现许多美国人不是显示帝国主义者一致反对革命学生，而是在他们的人力车上插上小块美国国旗，似乎是说“我不是英国人”。
拉铁摩尔自称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中国发生的革命不能不吸引他的注意。他写道，当时北方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认为这些游行示威者，是“由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幼稚的学生组织起来的无知的工人”，但他觉得这是站在英国人立场上的看法。他这样认为：“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枪击感到暴怒是自然的；但是，从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和经商的经历中，我想自己的基本立场是：他们政治上不胜任，只是冲来冲去大叫大嚷他们不懂的东西。”
不同的外国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他们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五卅运动在改变着中国历史。
戴维斯看到了因五卅惨案而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结合。他写道：
强有力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在上海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总共约二百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在煽动郁积心底的仇外的怒火。“五卅”变成了一个口号，遇难者都成了烈士。一次总罢工使上海陷于瘫痪。英国企业在全国受到抵制，全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英国人统治下的根据地香港有好几个月一切活动陷于停顿。
民族主义就这样以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反对帝国主义——给五卅运动以动力。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推动运动发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结合，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出现了产业无产阶级。此外，产业工人在整个社会等级中可能处于比传统的苦力较高的地位，而在羽毛未丰的知识分子和劳工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
现场群众“呆若木鸡”，却不妨碍这一事件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民族主义一旦与革命相结合，就必然产生不可限量的力量。戴维斯后来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十七岁时的他所目睹的那个场面。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正热切企盼欧洲、亚洲一些国家也发生革命，从而形成世界革命的局面，于是，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些俄国人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莫斯科及其中国的追随者对五卅运动额手相庆，教义得到了出乎预想的实践。新生的无产阶级起来了，尽管还只是短暂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并且是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很大帮助下起来的。”
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可以从中共党史中找到有力证明。在写到五卅运动的意义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便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九百九十四人，同年十月即增加到三千人，年底更达到一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一个美国青年无意中目击到的街头场面，就这样改变着中国的命运。
不过，此时，戴维斯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并无参与的意识，远没有达到他后来倾心关注中国的程度。他作为美国使馆官员和史迪威的部下，直接介入中国事务，则是后来的事情。而在他之后来到中国的另外一些美国人，如斯诺、海伦夫妇，如史沫特莱，才真正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员。
1927年第11节 上海这一夜（1）
1
上海。
在二十世纪改变历史命运的诸多夜晚中，1927年4月11日午夜到12日凌晨的这个夜晚，最让世人瞠目结舌。
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一夜之间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弘的街头革命，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还没来得及尽兴欢呼，转眼就被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在此之前，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与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主的武汉革命政府之间的矛盾早已公开，所谓“宁汉失和”不再是秘密；尽管因南京出现的骚乱而引起外国列强势力纷纷介入干涉，上海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而使事件日趋国际化；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各地已相继发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谁能料到，蒋介石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最后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谁能料到，本来旌旗飞扬标语满天的北伐战争，还未打过长江，就突然出现这样的结局？
对于这个夜晚的到来，远在汉口的革命政府的官员们和远在湘鄂农村揪斗土豪劣绅的人们，肯定没有身在上海的外国人，更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2
恐慌由南京袭来。
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发生了士兵冲击和抢劫英、美、日等国领事馆并打死数名外国人的事件，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英国的军舰随即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公民的严重伤亡。南京发生的一切，对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是一种警告，也引起了一阵恐慌。能否保证外国人的安全，能否保证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不受到威胁，成为当务之急。
“南京事件”过后第二天晚上，美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任上海著名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的约翰•；鲍威尔，与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赫德森一同前往参加。后来，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描叙了当时记者招待会的情景。
一位经历过“南京事件”的美国传教士在记者招待会上告诉鲍威尔，在“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威廉斯博士被打死；一所教会的美国女秘书，因为拒不交出保险箱钥匙被杀；英国领事遭到枪击受伤，等等。由于这些事情报上已有所报道；并未引起记者们的关注。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接下来报告人所讲的外国妇女被中国士兵强奸的案件。鲍威尔回忆说：
只是当报告人极度激动地叙述有几位外国妇女，被狂暴的士兵强奸的经历时，才激起了记者们的追究兴趣。传教士所说的事情，立即由领事馆职员打印出材料，分发给各位记者参考。就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赫德森教授建议我问一下报告人，他个人是否掌握了强奸案的第一手材料。这位传教士更加激动地回答说，他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但那是他信得过的人告诉他的。于是，大家激烈地争论起事情的真伪。赫德森教授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参加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战争期间军人犯罪行为，其中涉及强奸案的并不多，只有极少的几件宣告成立。
结果，大部分记者在报道这些强奸案时，都说明这只是道听途说，确否尚待查证。虽然如此，这些所谓的强奸案仍然传播开来，一些报纸甚至添油加醋予以登载，那些主张外国军事干涉的反动分子，当然最为起劲地活动了一番。
从鲍威尔的回忆可以看出，他本人，包括那位法学教授，对是否发生过强奸外国妇女的案件，是持怀疑态度的。几个星期后，鲍威尔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信。写信人是一位美国女医生，南京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南京。她在信中所说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鲍威尔的怀疑。
她当时就对强奸案作过特别调查，能够确认的仅有一件，而且属于“未遂”。她说，当时有三个士兵进入一幢美国人住宅，发现屋内只有一位美国妇女，于是把她拖到楼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好像突然害怕了，竟不等施暴就慌忙逃走了。这也是我在华二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所仅知的一件“强奸案”。
十几天后的“四一二”这一夜，鲍威尔是如何度过的，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回忆录里没有写到，这颇让人遗憾。不过，他却根据自己的了解，提供了杜月笙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在这一夜之前相互利用、讨价还价的内幕。
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总董费信敦，在“四一二”过后几个月，向鲍威尔透露过在政变前他所亲身经历的与杜月笙有关的情况。这位美国总董告诉鲍威尔，杜月笙介入上海国共之战，法租界当局起了主要作用。鲍威尔写道，杜月笙在法租界发迹，法租界向他求助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孙传芳的部队撤走以后，英法租界周围的中国辖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局面相当混乱。
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到费信敦讲述的故事：
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打电话给我，要求与我就目前形势作一次恳谈。我答应了，按照他告诉的地址前往，结果发现那里并不是法国人的办公所，而是一处高墙大院的中国人住宅，大门口警卫森严。我到达后，立即被引进会客室落座。我不禁注意到经过的一个大厅两旁，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一会儿，我听见有人说话，随后走进法国总巡和两位中国人。这两位中国人，一位就是杜月笙，另一位是翻译。我们见面后，立刻商讨有关事宜。法总巡解释说，他已经与杜月笙讨论了如何保护上海英法租界不受共党分子骚扰的问题，因为在孙传芳和他的部队撤走以后，上海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局势相当混乱。接着杜月笙也像谈生意似的说，他愿意同共党分子一战，但有两项条件，首先，法租界当局至少要支援他五千支枪，以及充足的弹药；其次，他回过身对我说，他要求公共租界允许他的部队通过，尽管这是破例的行动。杜月笙说，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把部队和弹药从中国地界运到另一个目的地，无法不经过公共租界。
费信敦对杜月笙说，他同意将此意见提交工部局讨论，力争通过。
我意识到，我们是将希望孤注一掷地押在杜月笙的声望上。但当时形势确实很紧急，共党分子阴谋夺取英法租界的企图，肯定要导致广泛的骚乱和流血。毫无疑问，这里关系到数千名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以及居住在租界里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因为共党分子如果占据租界后，势必要跟国民军对抗，这样一来，租界里的外国人就变成了三明治，遭受国共两军的夹攻。这将是租界建立一百年来最为严重的事件，并将引发极端复杂的国际问题。杜月笙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来消灭共党分子的暴乱。这时候，各国派往上海的军队已经抵达，负责防守租界地区；而且蒋介石将军也到了上海，控制了上海的中国地界。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宣称国民军无意侵犯外国人，不会发生以前南京事件那样的事，并说，南京事件的暴乱分子将受到严惩。
就这样，不同的人为对付街头的革命，走到了一起。
上海这一夜的动荡，不可避免了。
1927年第12节 上海这一夜（2）
3
在西方，更多的人后来是通过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类的命运》（Man’s Fate）；了解“四一二”前后上海发生的事件的。
当年轻的美国人戴维斯1925年走在南京路上无意目睹到“五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