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
事、文化都立不住”。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方面很
多，为什么把经济作为总路线、总任务呢？因为它是基础。毛主席说：经济
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的最尖锐的形式。
所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实
现社会主义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从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历史，
说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落后是被动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是，中华民族要想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还需要经济发达、
国家富强。1953 年9 月11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
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
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
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
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
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再次，周恩来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伟大
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
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建设去满足。革命
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以便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地把经济建设搞
好，“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
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
达到目的”。1956 年1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上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
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
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
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
社会生产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之
所在。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固本稳基理顺关系——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政治不能冲击业务，不
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1949 年到1952 年，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开展了
一系列政治运动。1950 年起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广泛开
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外，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开展了
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单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
税漏税、反盗骗同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认为，这些运动对废除封建
制度，对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清除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提高全国
人民的政治觉悟，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国人
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些运动“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政治与业务必须统一起来，不能
对立起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能像头三年那样搞很多的政治运动。
他说：“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
务放松了。”现在进行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钻研
业务需要时间，他认为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是“一大德政”，开
会大多也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
人民，这就是政治”。1953 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对
此，周恩来的回答是：愉税漏税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现在不需要搞
‘小五反’”。1957 年4 月28 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再
一次指出，“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
搞法”。显然，周恩来不赞成通过政治运动去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也不
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在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就不够了，
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这
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
理人才”。他指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是摆在组织工作面前的第一项任务，
“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
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是多么精辟的议论、多么深刻的见解。
第二，要正确处理财政和经济的关系，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经济建
设，适当增加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1954 年9 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指出，1954 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1950 年的六倍半；经济建
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预算的45。4％。同时，财政支出中的国家机构经费即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已
从1950 年的60。8％降低到1954 年的30。7％。他说：“这些情况充分他说明
了我们国”家的预算是和平的、建设性的预算”。1955 年2 月3 日，他强调：
“我们国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们总要集中
我们的人力和财力，用在主要的建设方面”。1956 年9 月，在党的八大会议
上，周恩来立足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阐明了财政的“取”与“用”的关系。
“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
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
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
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
财政开支着想，保闰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
不对的。”
第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
经济建设顺利地健康地进行。在国民收入是个既定的量的情况下，积累和消
费存在着此多彼少的矛盾。积累增加一份，消费就减少一份。反之亦然。积
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保证；而消费基金所占国民
收入比例的多少，则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人民的当前利益。
周恩来反对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
“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
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
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
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
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
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
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周
恩来认为生活的提高不能脱离生产水平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生产、技术的
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
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时，由于需要的资金
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
费，人民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为了摆脱落后和
贫困，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
多困难担当起来”。另一方面，积累率必须适中，经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
相适应、必须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超过了，则会欲速不达，事
与愿违。周恩来不赞成苏联在建设上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他说：“如
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
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的积极住就不
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第四，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
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
不要全面安排”。重点建设过分突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会同有关方
面脱节，而无法保证重点。“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
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如果“天女散花”、到处铺开、百废俱兴，就会影
响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会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早在1950
年8 月，周恩来就提出国家建设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地进行，“不
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
思想已见端倪。在开始进行“一五”建设的1953 年，周恩来一方面强调“我
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
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
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广大人民不仅需要重工业的生产资料，而且还
需要一些轻工业的生产资料。因此，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
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例要恰当”。1956 年9 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
恩来在总结“一五”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系统论述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
结合的思想。他指出，“一五”建设的前三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
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
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
险，但也曾经部分地犯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或者过分突出重点建设的错误，
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和损失，今后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如果处理不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人的精力放在政治运动方面，或
者搞空头政治不抓业务，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政治的保障而流于空谈。
如果处理不好财政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不能开源节流，财政支出不能首先保
证经济建设的需要，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经济保证。如果处理不好经
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超前消费、甚至吃老本，那就是吃祖宗饭，造子
孙孽；不顾国力、不顾人民生活搞高积累，那就会挫伤人民参加经济建设的
积极性。在经济建设内部，如果处理不好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那就
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就不能保证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在开始进
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周恩来就探索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
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是难能可贵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一化三改”的速度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1953 年9 月8 日，周恩来说：“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
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
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
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
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
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
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这段话，首先告诉我们，从“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一开始，周恩来所
讲的速度就不是专指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而是既指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也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一
化三改”的目标是“一化”和“三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的整体目标，“一化”与“三改”的速度自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
互促进的。
其次，周恩来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利条件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不利条
件的分析，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这个方针是要求避免“过”
与“不及”的两个极端，以求得“一化三改”适中可行的速度。周恩来认为
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建设方面一共耽误了一百年，在经济文化方
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一百年。面对落后怎么办？我们不能慢吞吞地走路，“我
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
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养先进水平”。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
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谁说周恩来不反对保守倾向，谁说周恩来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