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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从它的盟国或同它友好的中立国中，几乎没有听到有关苏联红军的重大消息。俄国的夙敌土耳其似乎没有提供估价苏联的重大情报。日本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扼守远东要地的军队的情报，但是德国驻东京的武官却认为这些情报“实际上常常是没有价值的”。伊朗和阿富汗除了拥有在各自的边界上同苏联军队闹磨擦的经验和教训之外，大概没有更多的情报了。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尼古劳斯·冯·霍尔蒂海军上将没有提供事实性的情报，只是反映和支持希特勒的意图；（，苏联现在有许多加盟共和国；如果所有这些加盟共和国都变成独立国家，那么（共产主义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德国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人类这项最重要的事业，并因此而留芳千古。至于英国，仍然可以用飞机、潜艇等等同它进行斗争。”
芬兰是提供丰富情报资料的潜在源泉。它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Ｏ年的三个月中同苏维埃俄国作过战。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德国的盟国，后来又允许德国以它的领土作基地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但是在苏芬冬季战争爆发之前三个月签订的德苏条约，已使德国不能为芬兰提供支持，芬兰当然再也没有心思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来报答德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后来，若干因素促使芬兰重新靠近德国。第一，芬兰越来越孤立了，起初由于德国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征服了挪威和丹麦，它同英国和法国断绝了联系，继而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失去了往来，因为那几个国家在几个月之后被苏联并吞了。第二，德国需要芬兰佩萨莫出产的镍，需要利用芬兰铁路来为占领挪威北部的德军提供供应品。第三，芬兰自己需要武器，而它只能从德国得到这些武器。德国和芬兰重新和解了，从一九四零年秋天开始，芬兰向德国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俄国的情报。例如，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德军总参谋总长得知：从芬兰来的情报表明，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红军比原来估计的要多十五个师。芬兰还提供了普斯科夫周围苏联的装甲部队以及苏联伞兵部队的详细情报。然而，尽管这些情报确实可靠，却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类似材料的补充和证实，因而使人怀疑它们是否准确地描绘了整个红军的情况。而芬兰人总是觉得德国人低估了他们的许多情报的价值。
特奥多尔·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从一九三四起开始侦察苏联。各种型号的双引擎飞机，装上附加油箱，在最高达三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拍摄了喀琅施塔得和附近的列宁格勒的海军基地，俄国西部普斯科夫和明斯克的工业区、以及黑海军港尼古拉耶夫港的照片。在喀琅施塔得上空，连续拍摄每隔几星期或几个月就在船台上建造的军舰的照片，从而提供了关于苏联海军舰只建造速度的宝贵资料。其他照片似乎主要提供了有关俄国工厂的情报。
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也对其他国家进行侦察飞行，随着战争的爆发，侦察的重点似乎已转移到这些国家，它们是波兰、大不列颠、法国和挪威。但对苏联的侦察飞行仍然在进行，苏联察觉了这些侦察飞行活动，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它渴望着取悦于德国，或者至少不要冒犯德国，因而向戈林保证，只要这些间谍飞行不太频繁，就不打这些飞机。一九四零年九月初，希特勒正忙于准备入侵英国，显然不想去触怒苏联，因此下令停止对苏联进行的各种航空侦察。禁令持续了一个月。可是陆军强烈要求提供航空侦察照片， 十月初，希特勒推迟了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的作战计划，开始认为征服俄国是迫使英国投降的一种办法，于是撤消了他的命令。他现在允许从东普鲁土和德国占领的波兰的边界上空向苏联进行纵深几乎达二百英里的侦察飞行。德国的侦察机马上开始在俄国边界上空飞行。俄国人再次察觉了它们。比如，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一架侦察机越过苏联边界，飞到大约十五英里纵深的上空，沿着与边界线平行的方向几乎飞行了一百英里，然后返回德国。三月三日，苏联红海军司令下令击落这样的侦察飞机。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架侦察机在拉脱维亚利巴雅港上空遭到射击；其他飞机立即出现在黑海西北部的上空。后来斯大林取消了海军的命令，显然是为了避免激怒德国人，他命令这样的飞机不要击落，而应迫降。
德国人加快了侦察飞行。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八日的三个星期中，俄国人平均每天发现了三架以上的飞机。比如，四月四日，他们发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的一架飞机，在下午一点二十分从普热梅希尔附近侵入苏联领空，深入苏联占领的领土达七十五英里，然后在一点五十分飞回德国。他们对这些飞行的目的不抱幻想。四月十五日，一架飞机在罗夫诺附近降落，他们从这架飞机上搜出了一架照相机，一些已经曝光的胶卷和一幅苏联地图。这架飞机可能就是罗韦尔派去拍摄乌拉尔地区主要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从挪威北部基尔克内斯起飞来回航程几乎达三千英里而始终没有返回的那架飞机。但是俄国人只是提了一下抗议。甚至在六月初，当他们的战斗机迫降了一架由于发动机出了故障而下降的Ｊｕ86式飞机、缴获了飞机上的照相机和全部胶卷之后，也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
从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侦察飞行更加系统化，仍然保
持着差不多每天三架的同样出动率。这些飞行的主要目的是拍摄最新照片，从一九四Ｏ年五月至十月拍摄的有关俄国筑垒工事的照片已经有点过时了。紧急需要重新拍摄的地方，从靠近德俄分界线的地区（这是最紧急需要拍摄的地方），一直到俄国西部的罗夫诺和卢茨克周围地区，最远到达内地的基辅。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俄国大炮的炮口。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拍摄的十二英寸见方的部分照片，清楚显示了苏军占领的波兰东南部博布罗夫卡、沃尔卡·扎帕沃夫斯卡和布茨齐纳这几个小城镇周围的炮兵掩体，反坦克堑壕和野战筑垒工事。
这些照片中，没有哪一张对于全面估计红军兵力的规模起到如同透露红军兵营的数目和大小那样所能起到的较大帮助作用，没有哪一张对于全面估计苏联的工业潜力起到如同披露苏联全部工厂的占地面积那样所能起到的那么大的帮助作用。苏联幅员如此辽阔，无论怎么照也无法把它全部照下来。所以说，罗韦尔的侦察中队，虽然提供了一些详细的经济情报，为轰炸目标档案增添了一些材料，而且证明了俄国的道路比德国人预料的还要好，但是提供的主要情报，还是有关预定的德军入侵路线沿途俄国的筑垒防御工事的情报。
这些情报虽然有价值，但不是最基本的情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完全掌握了沙皇的军事通讯，这对于它打败俄国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陡然间扬名显身、加官晋爵的塔内贝格战役的巨大胜利，之听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德国人截获了俄国军队的电码。战争刚一结束，刚刚成立的德国陆军密码局，立即把正在波兰作战的共产党军队的密码电报当作主要破译目标。虽然随着波兰和苏联局势的逐步稳定，在破译它们的密码方面愈来愈不容易取得成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先例促进了德国战后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这项工作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俄国的军事演习方面，谋求从苏联武装部队的无线电通讯联络中获取情报。
但是事情再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俄国人自己也从塔内贝格战役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大大改进了联络程序和密码系统，尤其是大大改进了无线电通讯训练。说实在的，他们在无线电通讯方面以假乱真的手法，在欧洲是最高明的。这一点大体上抵销了外国截收密码的机构所拥有的一个优势：俄国幅员广大，相当贫穷，使它不能象西方那样打那么多的电话、电报，尤其是不能开辟象西方那么多的线路，这就迫使苏联红军比其他多数国家的军队更多地使用无线电通讯。
德国人逐步增加了对东方开展活动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建立了三个截收连。但是定向截收只是在东普鲁士试行，而这块狭窄的盆地使得无线电定位形成了如此小的锐角，以致德国人不能准确地找到俄国发射机的位置。此外，一般来说他们还不能破译红军的密码系统。他们顶多只能在苏军举行演习期间收集到点滴的情报。
入侵波兰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主要是因为战争所弓1 起的激动情绪，使得俄国通常是严格的无线电操作程序遭到破坏。进入波兰南部的德国无线电截收连，截获了从东面开进波兰的俄国军队的无线电通讯。德国人证实了许多单独部队的存在及其配属情况，证实了空军乃至秘密警察的存在。
但是，或许由于他们没有进行密码分析，或许由于俄国无线电保密极好，或许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们不能发现入侵波兰的苏军的整个编制情况。当俄国人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的时候，由于某种反常现象，在波兰南部的同一地区可以极其清楚地收到他们的短波发报。这使得德国人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入侵波罗的海三国的俄国作战部队的编制。在苏芬冬季战争中，德国人和芬兰人相当好地注意到苏联主力部队的动向。后来，在为执行“巴巴罗沙”作战计划而进行军事集结期间，德国人把以东方作为截收目标的无线电截收单位增加到八个。原有的截收单位，尤其是中部集团军群的截收单位，迅速地把新建的单位带了起来。但是，部分由于它们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们的二百五十台收报机面对着大约一万台俄国的发报机；部分由于俄国无线电系统对于它们来说仍然十分奥秘，虽然它们获得了有关边界附近的军队的局部情报，但没有收集到红军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的确切情报。
希特勒上台之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多少有些死气沉沉的对苏情报工作重新活跃起来。活动中心设在东普鲁土首府、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柯尼斯堡。自从一九二七年以来，谍报局柯尼斯堡站一直在邻国立陶宛的情报机构里设了一个联络官。德国同俄国没有共同边界，德国希望利用立陶宛同俄国的边界——大约三百英里长的森林和沼泽地——把它的间谍渗透到苏联。但是效果不大。谍报局指责立陶宛情报机构，说它既没有伸出一个指头来帮助德国人，自己又不对俄国进行间谍工作。在这次无力的尝试失败后，谍报局实际上放弃了从立陶宛向苏联派遣特务的做法。一九四Ｏ年六月，苏联并吞了立陶宛，排除了德国在这方面的任何进一步的努力。
皮肯布罗克在一九三六年担任谍报局间谍头子之后不久，曾经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谍报机关进行联系，试图从它们那儿向俄国派遣间谍。他还试图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中国和日本派遣这样的特务。但收效甚微。谍报局柯尼斯堡站让它在波兰的联络人进行活动。它找到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虽然不愿背叛他的祖国，却憎恨俄国人。可是他的努力，以及其他这样的特务的努力，却碰到了不易通过严密监视的边界这样一个困难。只有在芬兰和土耳其操纵的谍报局的间谍，才提供了一些稍微值得一看的情报。
谍报局采用了其他花招。访问苏联港口的舰只可以派遣特务。访问苏联的德国商人，受到爱国主义感情的激发，可以就近观察事物，回国后向谍报局报告。在德国的苏联外交官和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可以加以策反。这些办法中没有一种办法产生了重大效果。舰只上的特务被抓获。多数商人要么拒绝伤财害命的合作，要么证明他们当间谍不中用。虽然少数被讹诈而就范的俄国人提供了点滴的军事情报，但他们没有拿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同反斯大林的俄国流亡组织的接触才稍微有些结果。在格但斯克有一个被称作绿橡树的俄国流亡者组织的一个小组，有一天，柯尼斯堡谍报站的一个成员同这个小组进行了联系。这个小组的成员声称同仍然留在共产党俄国的朋友们有通信往来。谍报局核实了这件事，然后把格但斯克绿橡树小组的头头发展为谍报局特务。他很快就提供了几位高级红军军官的名字，他说，这几位军官准备进行破坏活动。谍报局证实他们是前沙皇军官。一切似乎可靠可信。但是，当绿橡树组织只愿提供他们从波罗的海诸国同俄国发生的联系，拒绝透露在此以外的联系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产生怀疑了。
谍报局访问了布加勒斯特绿橡树总部负责人，让他提供俄国部队和其他方面的情报，并就此写了一小叠报告。谍报局把这叠报告送给外军处，外军处送回了评价：从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绿橡树小组那里已经得知这些材料；大部分真实消息是俄国报纸提供的；剩下的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假的，或许是虚构的。这便宣告了绿橡树的破产。
乌克兰流亡者受到谍报局的注意。其中有一部分同德国友好，因为德国可能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再度帮助建立独立的乌克兰。谍报局让他们之中的部分人为德国搜集军事情报。一九三七年，卡纳里斯扩大了这项工作，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进行了接触，为此举行了会议，进行了准备活动，但是几乎还是没有收效，收集的情报仍然少得可怜。
在俄国的最大的潜在的特务源泉之一，是居住在俄国的一千二百多万日耳曼族人。作为苏联公民，他们受到斯大林消灭富农政策的野蛮迫害，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人被杀害。
但是他们也享有同样的机会：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块地盘上，拥有自己的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许多人通过德国外国研究所和其他为国外德侨建立的机构同祖国保持着联系。然而，他们提供的全部东西，除了一些新的剪报外，没有更多的关于俄国的东西。虽然谍报局因此可以知道这些日耳曼族苏联公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