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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很懂事地，用手擦擦妈妈的脸，轻声说：“妈，别伤心了，我不问了。”
程基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脑子里变成了一锅糨糊，糊涂了。当初第一次去迎江宾馆，踩在那厚厚的地毯上，就觉得像是踩在棉花上一般不实在，今天不知道是踩在云里，还是踩在雾里，一个疑问始终在脑子里翻来覆去：难道这是一场梦？
走着走着，看见了一幢小洋楼，自己非常熟悉的小洋楼。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真的是梦吗？
摸了一手的油汗，这时吹来一阵风，程基泰打了一个寒噤，身上最后一点热度，全让这阵风给带走了。
程基泰突然出现幻觉，女儿程翠玲就站在身边，自己指着面前这幢小洋楼对女儿说：“这幢小洋楼就是当年我和你太爷爷的家，当时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教会的洋房就数它最好了。如今，你爷爷在香港，是开大轮船公司的，只要你学好，将来可以到香港去。”
那时候，程翠玲一直不学好，程基泰想尽了办法也唤不回这个“浪女”。于是，就把她带到这幢小洋楼面前，跟她数说自家当年的风光。尽管程基泰说这些话时，自己心里都底气不足，但为了让女儿学好，不得不画这个饼来充饥。看着这个早已不属于他的小洋楼，眼前出现的全是当年当“小开”的日子，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你爸爸是在这楼里长大的，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出息了，还会住上这种小洋楼。”
今天，程基泰站在秋天的寒风中，面对着当年的风光岁月，不知道是身上那薄薄的香港衫在抖，还是他人在发抖。怎么也想不到呀，日盼夜盼的港商黄瀚浩，给自己带来的竟是这样致命的一击。
程翠玲对读书不感兴趣，对花花绿绿的香港感兴趣。她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去过香港，看程翠玲长得小巧秀丽，就想引诱程翠玲去香港赚钱。听到程翠玲说她爷爷在香港开大轮船公司，两人一拍即合。
程翠玲就跟着这个朋友走了。她们坐船到了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衡阳。在那里，朋友花了一百元钱找了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是给货车编组的，知道哪节车厢哪些货是到香港。一天夜里，朋友带着程翠玲来到衡阳火车站编组站，一条条铁轨上停着好多好多的火车车厢，她们等来了一个人，什么也不说，打了个手势叫她们跟他走，七拐八拐把她们带到一节货车车厢边，然后拧开了车厢门的封铅，叫她们上去，就把门关了。关上门以后，隔着门缝关照她们说：“呆在里面别动，一天一夜就到香港了。”
车厢里装的全是干货，一箱一箱地码在那儿，她们找了一个缝隙坐了下来。朋友很有经验地拿出一袋食品，还有几瓶矿泉水和一扎空的塑料袋。食品和水是为了路上吃的，可带那空塑料袋干什么？程翠玲不解，也没问，她是一个不愿动脑的孩子。
当晚货车没有动，第二天白天也没动，这就让她们受罪了，首先是热，密不透风的货车车厢跟大蒸笼似的，程翠玲热得只穿一件小裤衩。接着是渴，好在有几瓶水，但朋友不让多喝，她说不知道还要熬几天呢，这水到时候会救命的。再就是大小便，人总要排泄，这时候程翠玲才知道朋友带空塑料袋是干什么用的。程翠玲受不了了，她要出去，她要回家。她不顾朋友的阻拦去拉车厢的门，门纹丝不动，它不仅关上了，还用铁丝铅砣封上了。程翠玲绝望地叫喊，朋友拼命捂住她的嘴，把她几乎捂昏了，她软软地躺在车厢地上，连哭都没有眼泪了。
第二天夜里，车厢终于动了，先是被编到一列火车上，第三天早上才开走。她们在车上闷了四天四夜才到香港，她们几乎是奄奄一息了。香港火车站的搬运工从车厢里把她们抬出来了，喝了些水，恢复了一点体力。这时，听到一个人在打电话，朋友听得懂香港话，她知道是在报警。马上示意程翠玲跟她一块儿跑。于是，两人从货场里跑了出来。
程翠玲就这样到了香港。
在迎江宾馆黄瀚浩的房间里，程基泰知道了女儿到香港的艰辛，现在又担心她在香港的生活，便问：“那，她在香港靠什么生活？”
黄瀚浩笑笑说：“她在香港做小姐。”
程基泰被黄瀚浩的话弄蒙了，也不明白什么叫“小姐”，就问：“她本来就是小姐，还要去做小姐吗？”
“哈哈哈……”黄瀚浩大笑起来。
程基泰被笑得莫名其妙：“你笑什么？”
黄瀚浩解释说：“程先生，小姐就是‘鸡’。”
程基泰不解：“鸡？”
黄瀚浩说：“程先生听过香港的‘一楼一凤’吗？‘鸡’就是‘一楼一凤’。”
程基泰有点着急：“一会儿‘鸡’，一会儿‘凤’，到底是什么意思？”
黄瀚浩看程基泰确实不懂，想了想，干脆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程基泰：“在香港，‘鸡’就是暗娼。”
程基泰终于明白了。他脸色苍白，深陷在沙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突然，程基泰神经质地一跃而起，走到门口，听听外边有没有动静，又打开房门，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黄瀚浩安慰他说：“程先生，你放心，我是程小姐的朋友，一定会替你保密。你也不要太在意，香港这个地方，是笑贫不笑娼的。”这样安慰的话，听了比不听还难受。
程基泰死死地盯着黄瀚浩，直盯得黄瀚浩头皮发麻，然后打开房门，一个人离开了宾馆。走在街头，什么样的噪音他都听不见，满脑子只有一个字：鸡、鸡、鸡。
程翠玲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爷爷，她死心了。这段时间她吃的用的都是朋友的，朋友要收钱了，就要她出去找工作挣钱。她是偷渡客，没有地方肯雇用她，最后只能做了“一楼一凤”。
黄瀚浩开始就是程翠玲的客人，后来成了她的常客。在每次肉体交易完后，他都喜欢在程翠玲那儿睡一觉，当然需要另外付钱，有时程翠玲就跟他讲自己的家乡宜市。这位黄瀚浩是做古玩生意的，正在考虑开辟开放以后的大陆市场，以扩大货源的事，听到程翠玲的介绍，知道历史上宜市和周边出过很多大商人，在民间一定散落着不少古玩。他到宜市人生地不熟，就通过程翠玲找到了程基泰。
程基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这一睡竟然睡了一天一夜。等他醒来，就关着门在家里写信，丁主任来敲了好几次门，他都不开。写好信，就去迎江宾馆找黄瀚浩，谁知黄瀚浩又和钱启富下乡去了。
三天后，当他们从乡下回来时，程基泰堵着黄瀚浩交给他一封厚厚的信，请他回香港后一定亲手交给程翠玲。信中反复强调的就是一个意思：回家来，粗茶淡饭保平安。
黄瀚浩走了。程基泰面对着四壁空空的家，想，女儿回来，回来怎么住啊！他只盼望着老宅赶快拆，拆了就要还给他新房子。有了新房子，女儿回来不仅有地方住，也不会乱跑了。有了新房子，就可能留住女儿的心，他就可以和女儿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哪怕是粗茶淡饭，过的是平安的日子呀！
程基泰心灰意冷，钱启富却干得更卖劲了。买了那个假印章后，钱启富接受了教训，第一，不懂的东西坚决不碰；第二，还是要亲力亲为以免上当受骗；第三，要尽快把那亏损补回来。
于是，他又领着黄瀚浩下乡了。在乡下，钱启富充分发挥自己“掌眼”的能力，和黄瀚浩配合得非常默契。每收到一件东西黄瀚浩都交给钱启富看，特别是玉器，由钱启富做鉴定，然后黄瀚浩来定价。钱启富毕竟多年没有干这一行了，也不知道海外的古玩行情，他悄悄注意着黄瀚浩的定价，准备着一旦黄先生离开，自己独自收货。
分手时，黄先生又给了他一笔佣金。
这次给的都是人民币，回到家里钱启富就交给了朱银娣。
这段时间朱银娣心情可好了，她忙得不亦乐乎，先要把那些外汇券换成人民币。这玩艺儿只有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同胞才能用，抓着一大把外汇券，中看不中吃，朱银娣和钱启富都着急。后来钱启富告诉朱银娣有专门的人在炒外汇券，这些人就聚在宾馆门口，看到外国人特别是华侨，就上来问。朱银娣就拿着外汇券到宾馆门口去找这些人，先是五十一百地换，后来，就把所有的外汇券都换成了人民币，现在这笔钱已经有一万多块了，放在哪儿都是一堆。
朱银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虽然知道是丈夫钱启富挣来的，但不知道这笔钱是不是合法，就不敢存银行。不存银行放哪儿呢？她买了好几个瓦罐，把钱塞在里面，把床下一块地板撬起来，把罐子放在地板下面藏着。
那时，一万块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那些日子朱银娣六神无主的，干什么都不踏实，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万元户”是社会公认富起来的人，她们家突然有了这么多钱，变成了“万元户”，朱银娣老是在心里问自己：我富起来了吗？
真的富了，钱家反而不摆富了。原先喜欢在厅堂里吃肉的钱家，也像张家一样关门吃饭了。这笔钱，让早先倒头就睡的朱银娣得了一种“病”，每晚如果不将所有的钱数一遍，就睡不着觉。
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小儿子也考取了大学，在合肥读书。家里一下空了起来，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朱银娣都会插上房门，爬到床底下，撬开地板，把几个装着钱的罐子一一抱到床上，把昨晚已经数过的钱再数一遍。有些钞票是从银行里拿出来的，一沓一沓捆好用纸条封着，朱银娣还是要蘸着口水，一五一十地再数一遍。
朱银娣一进入点钱状态，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旁边打雷恐怕都不会惊动她，让钱启富看着都有点害怕。
钱启富也有一个毛病。解放前，他跟着父亲下乡收货，都是现金交易，现金就放在背褡子里，白天不离身，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放在枕头下面。要是放错了地方，他就睡不着觉。后来又养成每晚睡觉，不管有没有钱，都要把钱包放在枕头下的习惯。有一次，跟着黄先生到乡下去收货，晚上住在县招待所。白天走了那么多山路，人已经很累了，可钱启富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半夜才想起，他的钱包放在裤子口袋里，他马上爬起来，把钱包放到枕头下面以后，才睡踏实了。
朱银娣的“病”直到认识了一位福建做服装生意的商人后，才好一些。这位商人来商场推销一种毛线织的大衣，很新颖，受年轻姑娘们欢迎。朱银娣有本钱了，就想留职停薪，自己开一间服装店，专门经销这种样式新颖的毛线大衣。
朱银娣离职了，租了店面，开了一间服装店。虽然赚头不大，但还是有钱赚的。做生意每天有钱进，心境就好。
开了服装店以后，朱银娣每天都要点营业款，或缴银行，或付给供货商，或临时带回家，还要缴纳工商税务房租电费等各种费用，点钱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只是从自己手里经过的钱，并不一定就是自己的，点钱的瘾就没有那么大了。虽然只是经营着一家小服装店，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操心的事太多，每天回到家里都疲惫不堪了，渐渐地她就不每天点家里的钱了。
朱银娣的毛病好了，钱启富又“病”了。不看着朱银娣点钱，他又睡不踏实了。几天下来，熬得脸色发青。于是每天晚上换成他来数钱，先是帮着朱银娣把带回来的营业款复一遍数，然后就点罐子里的钱。点完了现金，还要点一遍存折。朱银娣只点钱，不算账，钱启富点完钱后，还要噼里啪啦拨拉一阵算盘珠子，才伸伸懒腰上床睡觉。这时，朱银娣早已鼾声不断了。
钱启富慢慢在点钱中体会了一种满足，一种过瘾的舒坦，这种满足和舒坦跟朱银娣的完全不同。
解放后，钱启富一直在旧货商店里当店员，虽然没有受过太大的冲击，但总是不能直着腰做人。旧社会的古玩店老板，在新社会里，总是低人一等的。虽然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分子”他都挨不上，但似乎又都靠得很近，好像是后备的“第六类分子”，他不得不低着头做人。
不仅如此，还有不断受穷。
没有过过富日子的人，扛穷的能力比较强，一碗米饭可以过一天，没有米饭一碗玉米糊也可以过一天。哪天没吃的了，靠在墙根晒晒太阳，也可以撑一天。而钱启富是过过富日子的人，山珍海味鱼翅燕窝都吃过，现在却是：“吃一次鱼，都要把鱼刺嘬半天”，这种生活，让他对钱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对老婆朱银娣说：“钱，决定着让你直着腰做人，还是弯着腰做鬼。”
如今，他手上又有了一沓沓钱，成千上万的，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钱启富对钱的多少，有一种形象的体会：当他手上有了一千元，他感到自己像是旧货商店的主任；有了五千元时，他就像是主管单位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了；当有了整整一沓一万元的人民币时，他觉得自己就是商业局长了。
钱启富每天就是这样体验着金钱的美妙感觉。过了六十岁以后，他已经基本没有性生活了，如今有了点钱，又唤醒了他的性需求，经常在点完钱以后，意犹未尽地找朱银娣的麻烦，他对朱银娣说：“钱，真是个好东西。跟你结婚一辈子，我也没有体会过这样的高潮。”弄得朱银娣哭笑不得，骂他老不正经。
朱银娣却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又不好不答应他，她害怕钱启富到外面乱搞，听说现在暗娼又复活了。钱启富对朱银娣说：“不用担心，我年轻的时候吃得好，身体底子好。解放前有钱人家的老爷七八十岁还能生儿子呢！”
朱银娣有了钱，监视对面张家垃圾桶的嗜好却没有变，每天早出晚归的时候，她仍然要看一眼张家的垃圾桶，张家吃什么，她一目了然。她窥视张家的秘密，却并没有告发张和顺的想法，告什么？告人家每天吃肉？但，望着钟贵珍，她的笑容中分明在说：别看你们家有一个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