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华辉苑两个项目，以4000元/平方米左右的价格开盘，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战。在亚运村地区，“绿色家园”以4500元/平方米的起价，将“万科星园”的开盘起售价从6900元/平方米拉回到5200元/平方米。不断升级的价格战让开发商们心烦意乱。
北京房地产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购房者买不买你的房子，不仅是由项目所在地理位置决定的（更何况同一地区有多个项目可供选择），而且取决于你的项目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除了比价格，还要比硬件设施、比服务。因此，开发商在项目的硬件设施上不遗余力，将“以人为本”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连厨房里要装几个插座都想得比客户周到。在对客户的服务上更是无微不至，“华远”对购买“华远”旗下住房项目的客户推出了可以差价换房的服务措施；“朝阳园”将入住客户的孩子全部送入位于亚运村的“小牛津双语幼儿园”等等。
不难看出，再多令人激动的利好，再紧张的竞争似乎也只在开发商之间发生，而买房人只是手里拿着钱冷眼观潮。开发商因此忧心忡忡： 购房者的这种态度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说起1999年的北京楼市，就不能不提房展会。房展会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房平台。有人这样评述：“有了个人房贷与房展会以后，北京房地产市场才算真正火起来。”
于是，房子也变成了大白菜，凑在一起，拼命吆喝。而一不留神，各路房展会也开始遍地开花，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人们就像赶集一样，携家带口逛房展会，拎着大大小小的纸袋而乐此不疲。谁说改变的只有观念？
北京房展会最早始于1993年的秋季。当年政府对房地产业采取严格的宏观调控措施，使北京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进入调控盘整期。此时，由北京市房管局主办的第一届“官办”房展会正式登上舞台。
诞生于1994年的春季房展会开始由北京市建委主导。春秋两大房展会在当时形成两大阵营。当时的房展会还得到了政府高层的重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和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侯捷，都曾高调出席过1997年春季房展会的开幕式。
北京房展会真正市场化从1998年开始。住房体制的改革，促成了住宅商品化新时代的形成。银行的介入、购房货币补贴政策的推动、大批商品房的上市使北京楼市再次火爆起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使北京商业房展市场迎来了高峰。
北京嘉华四季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祖建军，从1995年接手第三届房展会到如今已经十多个年头。说起当年的房展会，祖建军如数家珍：“1998年以前，北京市场的主流项目是不参加展会的。当时开发商拿地开发项目，甚至在规划的时候，房子就已被各种单位团购了，因此当时参加展会的多是一些别墅项目或位置偏远的项目。1998年停止了福利分房，房子真正成了商品，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出台后，房展会才真正活跃起来，北京也才有了真正的房地产市场。”
1999年，春秋两季房展会开始整合，并在这一年推出了冬季房展会，2001年推出了夏季房展会。在北京首创集团及《北京青年报》的强烈支持下，在2001年4月举办的春季房展会上主办方打响了品牌建设的第一枪。到了2003年才有了北京四季房展的概念。“北京四季房展”凭借其专业的服务、雄厚的实力在房展市场中雄霸一方。此后成立的嘉华四季更是通过对市场的不断研究，房展理念不断更新，终于在2007年完成其在房展市场上的整合大业，成为目前北京房地产展览行业中唯一的专业房地产展示机构。
新世纪之初，房展会是卖方市场，展位根本不够用，开发商想参加展会需要很早预定或“走后门”。不过好景不长，市场的快速发展使房展市场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各种名目的房展会此起彼伏、良莠不齐。仅2002年一年，北京就举办了24场大型房展会，平均每月两次。到了2004年，房展会越办越滥，影响力逐渐减弱，开发商和消费者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也是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不太景气，消费者购房趋于理性。房展经济一度走向发展的滑铁卢。
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从早期消费者的漠然，到后来人山人海，再到今天的逐渐理性，北京四季房展会已被誉为北京房地产市场的“晴雨表”。如今，它不仅是房地产项目展示的平台，更是沟通项目开发商和购房者的重要渠道。只要仔细分析每次展会的参展项目数量、档次、成交量及访客量，就会知道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
在南方，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深圳的房展经济也十分活跃，这年年末，一个未来的中国房地产会展第一品牌在这里横空出世。这就是“住交会”，全称为“中国（深圳）国际住宅与建筑科技展示交易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住宅产业为主题的大型展会。
这是一个叫郭建波的博士和另一个叫单大伟的小伙子捣鼓起来的。
深圳市人民政府和“两部一院”共同主办的首届高交会（即“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将在深圳举行，两人便冒出了搭“顺风车”的念头。
“我们能不能在高交会的大旗下也办个展览？”大伟主意特多。
“办房展会！”郭博士研究的就是房地产，他还是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自然对房地产感兴趣。
“怎么运作？”日后成腕的单大伟此时对房地产还一窍不通。
“首先要找个大名头，最好是建设部。有了他们的批文，后面一切就好办了。但非常难！”郭建波很内行。
但是，他们得到了国内新闻界两位房地产资深记者的建议和帮助。两位“名记”，一位是《中国房地产报》华南分社社长卜凡中，一位是《深圳特区报》房地产版主编王侯。
“住交会”这个亲切而大气的名字，就出自王侯的智慧。
“住交会”主流媒体联盟的发起，则出自卜凡中的点拨。
1999年7月底的一天，郭建波给卜凡中打电话：“我们准备搞一个房展会，想见见建设部住宅产业化办公室的聂梅生主任，能否帮助引见一下。”
只和郭博士有过一面之交的卜凡中虽感突兀，仍十分爽快：“你赶快来吧，过两天我们报社栗文忠社长正好要和聂主任见面商量事情。”
事情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但见到了聂梅生，还拿到了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的批文。见了这纸批文，科技部技术市场促进中心和中科院信息咨询中心也同意作为主办单位。
回到深圳，“住交会”组委会即宣告成立，郭建波任秘书长，单大伟为副秘书长。受各自报社指派，卜凡中、王侯也进驻组委会办公，担纲宣传策划。
1999年11月26日，首届“住交会”在深圳隆重开幕，一炮打响。
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首届“住交会”是如何包装出来的呢？
一是巧借“名头”。首届“住交会”的主办机构是建设部住宅产业化办公室（一年后改为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科技部技术市场促进中心、中科院信息咨询中心，均是国家部委的下属事业单位。为增加会议的权威性，在宣传过程中，组委会巧妙地进行“拔苗助长”，巧借“名头”，用“两部一院”的简称来代替三个主办单位。《深圳特区报》为“住交会”刊发的首篇新闻的标题是——“国家三部委将在我市联袂举办国际住宅与建筑科技展示交易会”。这样，就与高交会的主办单位“两部一院一府”自然链接和贯通了，把“住交会”的规格与档次拉了上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住交会”的主办单位是建设部。
二是巧借“媒体”。“住交会”要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必须要借助媒体造势煽火。在卜凡中、王侯两位新闻高手的精心运作下，主流媒体全情支持。倘若没有《中国房地产报》和《深圳特区报》的参与，绝不可能出现这个在中国房地产业史上光耀万丈的“住交会”。《中国房地产报》，是我国房地产业的唯一行业大报；《深圳特区报》，是中国报业广告的旗舰。在“住交会”开幕前的两个多月里，《中国房地产报》和《深圳特区报》几乎每期报纸都刊登有关“住交会”的消息和广告，把“住交会”的信息迅速传向全国，烘托出强大的影响力。《中国房地产报》深圳记者站临时搞了个“住交会”观摩团，仅在报上登了个信息，全国各地房地产开发商就来了600多人，轰动鹏城。
三是巧借“时势”。1999年的中国住宅产业就像一个极度兴奋的“孩子”，见风就长。这个【文】行业里【人】所有的【书】人都精力【屋】充沛，跃跃欲试。而契合时代大势，诞生于住宅产业蓬勃发展的春天的“住交会”，适时给这些处于高度亢奋的房地产商和建材商搭建了一个自由表演的舞台。
当然，首届“住交会”的两个核心人物郭建波、单大伟，不愧为中国房地产江湖上的非常奇人，他们适应潮流，敢想敢干，相得益彰。如果离开郭建波的理论把握，就不可能产生那么声势浩大的舆论效应；同样，如果没有单大伟的左右逢源，就不可能把“住交会”搞得那么有声有色。
首届“住交会”大获成功，前景一片灿烂。各赚了200多万的郭建波、单大伟却陡生矛盾，分道扬镳。个中缘由，众说纷纭。从此，又高又瘦、大手大脚的单大伟独自一人掌控着“住交会”的帅印。
第二届“住交会”、第三届“住交会”依然红火。
2004年岁末，“住交会”盛装出演的舞台从深圳转移至1600公里外的上海。
从深圳到上海背后的含义不言而喻。此前，深圳是行业公认的楼市高地，那里有最知名的企业最成熟的市场。但是，现在，一个更时尚、容量更大、更具国际视野的竞争对手出现了，资金和注意力正在朝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城市群集中。一直以折射地产历史为己任的“住交会”做出了最本能的反应——移师黄浦江畔。
2007年，第九届“住交会”又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为顺应国家开发环渤海、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住交会”将会场移至北京，并提出“新科技、新人居、新城市”的主题思想。
短短几年间，“住交会”从区域性房地产展览会，扩大到全国范围，颇为业内称道。
全国有那么多的房展会，为什么唯有“住交会”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有人这般解说： 有些人手里有地，但没钱；有些人手里有钱，但没地；有些人钱和地都有，但没有管理经验和设计理念，摸不准时代的脉搏，售楼经验更是匮乏得一塌糊涂。还有那些满世界推销新型建材、新兴建筑科技的建材产品商们，他们发现，在“住交会”上很容易逮到那些平时总让他们吃闭门羹的“大客户”。于是，“住交会”就成了这些人淘金的盛宴。
并不尽然。
“住在中国，安邦之道”。十年来，作为中国住房政策的“风向标”，作为中国住宅产业前沿的“制高点”，作为中国建筑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住交会”已打破了传统的会展概念和模式，从纯商务的工作性展览上升到外延更宽阔的行业主题展览。“住交会”期间，不仅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理念与产品之间，品牌背后的思想与文化内涵之间发生着深层互动，同时在住宅产业链上的诸多环节之间，在政府、业界、主流媒体之间也发生着交流与碰撞、蓄势与突破。
从一定意义上讲，“住交会”的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房地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999年9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光辉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成就展”。在海南馆，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反映半个世纪以来海南建设成就的照片和模型。在详细参观了展厅的图片和模型后，他十分关切地说：“海南的房地产积压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好。”
海南没有辜负胡锦涛同志的殷切希望。这一年，也成为海南房地产复苏的破冰之年。
“海南房地产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这是建设部部长侯捷1998年3月在海南考察时的感慨。
建筑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时代印记。1990年初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风云激荡的海南骤然落寞沉寂，南北重镇海口、三亚到处布满了“城市疮疤”——各种“半拉子”大楼。
畸形的海南房地产市场的衰落留下了三大突出问题： 一是455万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长期无人问津；二是原规划报建1631万平方米的停缓建工程（俗称烂尾楼）四处林立；三是2。4万公顷被圈占的建设用地长期闲置荒芜。这三大问题长期存在，使社会生产面临资金、债务、土地资源三大桎梏，海南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约束。
当时海南积压房地产状况可谓惨不忍睹： 银行资金周转困难，民间资金被套牢，企业逃债的逃债，关门的关门，多角债官司交织，大量土地闲置荒芜，一些新上马的项目却找不到土地。此外，“半拉子”工程沉淀的国有银行资金多达430多亿元，沉淀各类社会资金总量达800多亿元，使海南成为“金融高风险地区”，无法得到信贷资金支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约束。有一次在海口召开银行的追债工作会议，全国银行系统前来开会的人员多达3200人。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海南积压房地产的处置盘活问题。
对此，建设部的三任部长深有体会。在侯捷任建设部部长期间，朱镕基总理就把加大消化空置房的任务交给建设部，侯部长为此曾专门来海南考察、调研。俞正声调任建设部部长后，朱镕基总理对这项工作抓得更紧。此间，消化空置房的政策有了实质性突破，细化工作有了较快的推进。汪光焘接任部长后，受朱镕基总理指派，多次带队亲赴海南，和海南省政府领导一起深入研究有关政策的细化和落实。
1998年12月，朱镕基总理在考察海南时指示中央有关部委和海南省政府，要认真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