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科学家时，叫他的一个角色说出下面的一段话：“我现在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生活——致力于学问、科学研究、哲学、美学、批判的生活——的真正美妙之处是它的轻松愉快。这是以简单的知识图案来代替复杂的现实；以静止的和形式的死的东西来取代令人迷惑不解的生命的运动。了解很多艺术史——举例来说——的知识，对形而上学和社会学形成深刻的观念，要比亲自直觉地了解自己同伴的许多事情，要比同自己的朋友、恋人、妻子和儿女保持满意的关系容易得多。生活要比梵文或化学或经济学难得多。知识分子的生涯是小儿的游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知识分子往往变成小孩子——然后变成白痴，最后，正如前几世纪的政治和工业发展史所清楚显示的那样，变成杀人的狂人和野兽。受压抑的功能不会消亡；它们恶化、化脓、回到原始状态。但是在这时候，要做一个有知识的小孩子或者做一个狂人或者做一只野兽，要比做一个同人家合得来的成人容易得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人们才这样迫切地要求受到高等教育。人们象涌入酒店一样地对书本和大学趋之若鹜。人们认识到自己难以在这个奇异的当代世界中过应有的生活，想要忘掉这一切；他们可悲地无法成为生活艺术家，也想要忘掉这一切。有些人借酒消愁，不过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书本和艺术爱好：有些人想靠纵欲、跳舞、电影、收听无线电来忘掉自己，其余的人则想靠讲课和科学性的嗜好来忘掉自己。书本和讲课比酗酒和女色更能消愁，事后不会留下头疼的感觉、令人失望的postcoitumtriste（聚会后的悲哀）的感觉。
我必须承认，直到不久以前，我也曾十分严肃地看待学术、哲学和科学——所有这些都被华而不实地统称为“追求真理”。我一直把“追求真理”看作是最高尚的人类任务、把“追求真理者”看做是最高贵的人。不过，大约到去年，我才开始看出这种有名的“追求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无殊于任何其他嗜好的嗜好，一种真正的生活的相当优雅而精致的代替物；“追求真理者”的作风也变得和酒徒、纯唯美主义者、商人、“放荡儿”的作风一样愚蠢、幼稚和腐化。我还看出：知识分子喜爱一种消遣，就是以简单的因而也是虚假的抽象来代替活生生的复杂的现实，追求“真理”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这种消遣的一个雅名而已。但是追求“真理”要比学会过完满生活的艺术容易得多（在这种生活中，“追求真理”当然会同九柱戏和爬山之类其他娱乐一道，占有其应有的适当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继续过分地沉溺在阅读知识性书籍和进行抽象概括的罪恶中，虽然这个原因并不能证明我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过完满的生活是一个更加严肃、更加困难的任务。我会有坚强的意志摆脱自己这些懒惰的知识主义习惯，把自己的精力用于过完满的生活吗？即使我的确想改变这些习惯，我会不会发现遗传是这些习惯的根本原因，而且我自己生来就不能过完满而和谐的生活呢？——摘自奥尔德斯·赫胥黎著《对位法》，第442—444页。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认识到：科学现在主要是被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把许多人毁掉。因此，归根结蒂，为科学辩护的理由是：它是十分有趣的消遣。虽然很少有人承认他们持有这种态度，其实它在科学家当中、特别是在拥有比较稳固和比较舒适的职位的科学家当中极为普遍。科学是一种最有趣和最惬意的消遣，因此它才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不同类型的人。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同未知事物进行游戏，人们在其中只会获胜而不会失败。对其他更善于考虑到人的因素的人来说，这是不同研究者之间的竞赛，看谁首先从大自然夺得奖赏。科学具有字谜游戏或侦探小说所具有的使千百万人入迷的一切特点，唯一的不同之处是：科学中的难题是大自然或偶然性提出来的，而不是人提出来的，而且并不是肯定能够得到答案的，一旦有了答案，往往又会提出一些比原来的难题多得多的问题。
假如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考察科学的现状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总的说来是令人满意的。科学家只是根据纯物质上的理由有一些不满意见。只要向科学家提供足够的薪金、相当可靠的任职年限，再免去完成某些特定任务的义务，科学家就十分满意了。从我们已经谈过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科学家连这些条件也没有。不过不少科学家还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的，而且这些条件毕竟是一种完全做得到的理想。假如游戏是唯一重要的问题的话，那么从其他角度看来构成主要缺陷的问题——缺乏仪器和情报、缺乏总的计划或指导，不能使科学同其他人类活动协调起来——就全不重要了。可以把实际的物质缺陷看作是妨碍游戏的额外障碍；科学家克服这些障碍本身就是受教育。科学家的工作条件特别容易使他采取这种游戏观点。不过把科学单纯看作是一种游戏的危险在于：把游戏作为一种毕生工作并不是经常能带来经久不衰的或者充分的满足。人们需要感到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还具有社会意义。连莫菲那样卓越无比的表演家也不能从自己的成功中得到满足。因为他不能容忍别人把他仅仅看做是象欺骗对手。
科学与玩世不恭 不过由于专业化范围十分狭窄，而又有人抱着在现有条件下尽力而为的态度，因此，仍然有不少科学家过着比较愉快的生活。某些视野较为开阔的人还可能有意识地接受这个态度。一位教授说过：“每当我向外界观看的时候，我都看到一片悲惨混乱的景象，以致我宁愿埋首工作，把自己无论如何也无能为力的事情忘掉。”其余的人则从心理学角度看待科学研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承认科学本身完全无用。这种态度表现在一些力图证明精确知识不可能为人们所获得、力图证明决定论，甚至简单的因果性都不管用的理论上。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观点认为科学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多少有装饰作用，但无论如何也是毫无用处的。不过事情是很清楚的：不管科学家自己怎样想，世界上决没有任何经济制度愿意为了让科学家消遣一番就把钱付给科学家。科学也同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一样，要想前进，就必须付给人家一笔过境费用，虽然这笔费用不一定总是采取纯粹的物质形态。我们还应该把科学的声望和它对道德和政治的影响考虑进去。
科学在技术上的低下效率
科学家所以有可能以接近满意的态度来接受目前科学工作的条件，完全是由于专业化范围极其窄狭的缘故，或者是由于他们采取极彻底的玩世不恭态度的缘故。如果根据我们的第二个衡量标准——整个科学知识的极为迅速的发展——来判断，就决不可忽略这个制度的低下效率。科学家的大部分工作都浪费了，要末是由于眼前缺乏仪器或助理人员，要末是由于没有同其他工作充分配合，最后，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大可能湮没在一大堆混乱不堪、读不胜读的科学文献中。
糟糕的组织形式 假如我们设法更为周密地考查一下科学作为发现新事物的方法的低下效率，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源出于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经费数额完全不足，关于这一点我们早已谈过了；第二是组织上的缺陷。由于组织上的缺陷，连这一点点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浪费掉了。科学家可能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有点近乎大逆不道。即使真是这样，也不应该公开说出来。因为科学界目前获得的那一点点钱，也是由于人们相信它卓有成效才得到的。一旦人们怀疑科学家浪费了交给他们的钱，他们连那么多的钱也得不到了。不过这种忽视科学界内部效率低下情况的君子协定，从长远看来是肯定会带来灾难的。不论怎样小心地掩盖这种事情，人们总是会怀疑有这种事情，并且愿意施舍的人和普通公众也会产生隐约的猜疑。对科学来说，由此而造成的损失要比公开的指责厉害得多。同样地，如果有一套详尽的道德规章规定医生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相互支持，决不承认同业中存在统计学上不可避免的差错，也决不承认同业中有同样不可避免会有的恶棍和笨蛋，那也只能使人们更加不相信正式医务人员而使庸医和江湖骗子得利。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考虑到：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内部工作组织，科学家就永远也不可能为自己的一行取得他们认为应得的赏识或者科学事业所急需的更多经费。
造成目前的科研现状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具体科学活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协调这些活动的组织却没有在事前规划好，而是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而扩大，总是比科学活动晚一步。这是人类的各种机构发展的总的状况。不过就科学而言，情况由于特殊因素而变得更加严重了。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各不相同，同时他们的兴趣同行政部门的兴趣也大不相同。科学家们本能地不愿意占用具体工作的时间去处理组织的问题；因而这些事情大多交给少数薪金相当低微的官员以及年龄较大、不再接触当前动向的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去处理。
科学研究的低下效率与其说表现在深度上不如说表现在广度上。越是接近科学家个人和他的工作，效率就愈大；调查的范围愈大，效率低下的状况也愈严重。科学的实际发展太快，以致它现在受到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丰硕产物的干扰和妨碍。这主要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表现于工作本身上面。
实验室工作对人才的浪费 但是，即使在具体工作中，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虚假的节约而造成相当大的浪费。由于设备不良和缺少足够的实验室助手和机械师，许多科学家不得不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机械性和常想性工作上。他们不一定对这种工作十分熟练，而且这无论如何是会妨碍他们的正当工作的。在这里，人们可以不无理由地提出异议说，这有时是塞翁失马；科学家只有在进行有意义的观察和操作的时候才需要全神贯注地工作，工作过度会使神经过份紧张；科学家有必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工作节奏就可以放慢到适于人体的速度。不过，当然应当让科学家自己选择自己要做的日常工作。没有必要阻止他做机械性工作，但在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一定要他这样做。
这种情况所以难以改善，主要是因为科学工作的经济算盘同一个盈利社会的算盘不完全相同。每年收入400镑的科学家可能由于没有一个每年要花费150镑的助手而不得不浪费掉四分之三的时间，虽然这种安排十分不讲效率，对于大学和有关的政府机构来说，这只是每年花费400镑还是花费550镑的问题而已。由于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表示科学家的工作的价值，他们总是会选择前一个数字。人们确定了科学研究人员和助手之间的某种传统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一般都太低了，没有顾及现代科学不断提高的机械化程度和由此造成的愈来愈需要更多科研辅助人员的局面。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机械师。他们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充分发挥过作用。这是绝对浪费金钱的清楚例子。一个实验室机械师能制造大部分必需的比较简单的特殊类型的仪器，成本几乎总是低于科学仪器制造商所供应的仪器的价格，往往只达到其价格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事实上，可以向制造商购买的唯一合算的仪器都是一些由于有工程用途或其他用途而大规模制造的东西，例如一切无线电器具。
虚假的节约 凡是科学研究成果的取得关系到财务收入的地方，例如在比较进步的工业实验室中，一般并不缺少有训练的助理人员，可是人们往往认为：这些实验室所以很少做出有科学价值的工作，正是由于助理人员过多，而不是由于极易使工业科研得不出成果的人事因素和组织上的因素。人们在提出这个论点的同时，往往还要对依靠火漆和绳子进行工作的实验室加以表扬。的确，让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接触材料并且亲自去克服眼前的物质困难，要比派给他们大批职工和助手更能迅速查明哪些科学家有能力和哪些科学家没有能力。过去许多最伟大的实验科学发现也的确是靠极为简陋的仪器获得成功的。不过人们不应该从这些事实得出结论说，早期科学家在物质上的困难正是他们伟大的原因，或者只要制造一些困难就能再度自然而然地促成伟大的成就。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所观察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就促使人们去使用越来越精巧的仪器。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一般科学工作者的学识质量也必然会降低，因为居民中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的比重比过去增多了。虽然科学的威望吸引了在从前本来会从事其他职业的有才能的人士，可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吸收有才能的人员的速度。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一般科研人员能象过去的寥寥可数的几个科学家那样，从不充分的材料得出成果来，那是不公平的。科学上的清教主义最终是会贻害自己的。
科学工作者的薪金
我们已经谈过科学工作者的一些经济情况，不过在这里还是值得再提一下，因为这是造成工作效率下降的一个因素。很难估计出科学工作者的平均工资是否足够。首先，我们对他们拿到多少钱知道得不够确切，不过一般的印象是：虽然大学毕业生在开头几年的工资过低，年龄较大的工作者通常每年都能拿到300镑至600镑的薪金。这相当于他们的要求不高的需要。具有同等能力的人也许的确可以在企业的其余部门多拿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薪金，不过据认为：科学工作者的工作称心足可补偿这个损失。
常常有人议论说：由于财富是现代社会中衡量地位的唯一标准，假如科学家的薪金相当于目前的二倍或三倍，科学才算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这种说法却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薪金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目前社会并不重视科学，因而它就没有理由向科学家付出更高的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