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地球本身又是宇宙力量的晚期副产物。迄今人类生活仅经过了三次大变化：先是建立了社会，接着又产生了文明。这两者都是史前产生的，然后才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对社会的科学改造，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来命名它。
社会与文明 第一次革命是建立人类社会。人类从此变得有异于动物，而且通过世代相沿传授经验的新习惯，发现了一个比听其自然发展的偶然演变快得多、可靠得多的取得进步的方法。第二次革命是人类发现文明。这种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而且同时发展了多种多样的专门技术，特别是随之产生了城市和贸易这两种社会形式。通过这些，整个人类就脱离依靠自然的寄生生活，某一部分的人类就完全从生产食物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了。文明的发现仅是局部性质的事。在公元前六千年，它已经几乎取得它的全部基本特征了，但这仅是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之间某处的文明中心的情况。在直到文艺复兴和我们的时代开始为止的几千年中，我们看不到文明在质量上有何重大变化。在这整段有史期间仅仅有比较小的文化上和技术上的改进，而且这些改进的大部分都属于周而复始的性质的。文化一个接着一个兴起又衰落，每一种文化虽有所不同，从本质上说却不比以前的文化进步。
真正不知不觉的进步仅限于区域的扩大。文明每次由于内部原因或由于野蛮人的入侵而崩溃，从长远看来，都意味着这种文明经过一时的混乱后，就传播到野蛮人中去。直到那个时期告终时，世界上所有容易耕种的土地都已经开化了。
科学革命——资本主义的作用 我们现在明白了，到十五世纪中叶，一种新情况开始了，不过当时的人们当然是不明白这一点的。我们已经把文艺复兴看作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声，可是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普遍认识到有了基本的变化。那时，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人类前途的影响很可能比早期文明的农业和技术所起的影响还要大。我们直到最近才能够在思想上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同科家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普遍解放区分开来。两者似乎是“进步”的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可是与此同时，说来也似乎矛盾，当两者出现时，人们却把它们当作人类正回到自然状态，摆脱宗教或封建政权的专断束缚的迹象来加以欢迎。我们现在明白，虽然资本主义使科学第一次具有实用价值，因而对早期科学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对人类的重要性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而且事实上，充分发展科学为人类服务和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
科学的社会意义 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
毫无理由可以怀疑人类掌握不了这种可能性。单单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人类就会策马前进，直到他们实现这种可能性为止。社会化的、统一的、科学的世界组织快要到来了，不过要声称它几乎就要到来或者用不着经过最激烈的斗争和混乱就会到来，那是荒谬的。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我们最紧迫的问题是保证这个过渡尽可能迅速完成，把物质、生命和文化的破坏减少到最小限度。
科学在过渡时期的任务 虽然科学显然将是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的特征，可是只有当这个阶段确立之后，人们才会充分感觉到它的重要性。我们既然处于过渡时代，科学的任务就主要同我们有关，而在这里，科学只不过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组合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我们的任务涉及科学在此时此地可以其什么作用。而且科学在斗争中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它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科学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就能在长远中变成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由于它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它能够最终地支配其他力量。但是，科学如果不明白自己的社会意义，就会沦为要它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力量手中的工具而无法自拔，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毁坏了它的精华，即自由探索的精神。为了使科学意识到自己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根据目前和可以实现的将来所存在的问题来看待它。我们正是必须结合这些问题来判断科学的目前功能。
可以防止的祸害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具体祸害——饥饿、疾病、奴役和战争。在以前时代中，人们把这些祸害看作是天然的现象或者看作是凶神的降祸，而现在所以继续发生这些祸害完全是因为我们陷入过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罗网中。再也不存在什么技术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不能吃饱、再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需要大家每天做三、四小时以上讨厌的或者单调的工作，或者为什么他们还要迫于经济压力去做即使是那么一点工作。在人人本来都有可能过富足和优闲的生活的时期中，战争完全是愚蠢和残暴的行为。今日世上的大部分疾病是直接或间接由于缺乏食物和良好生活条件所引起的。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可以消除的祸害。只有在把这些祸害从地球上消灭了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感到，科学已经被很好地应用于人类生活了。
不过这仅不过是开端。我们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有一些祸害，诸如疾病或者从事任何不愉快的工作的必要性等等，看上去似乎无法消除，但只要发起一个认真的、有充分经费的科学运动，努力发现上述祸害的原因并予以消除，都是可以加以解决的。让一些对人类有潜在价值的研究工作得不到资助，差不多就等于让人类饿死。
发现需要、满足需要 不过这些都只是科学应用的消极的方面。尽可能消除目前的祸害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期望创造出新的美好的事物，更美好的、更积极的和更和谐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到现在为止，科学还没有触及这些领域。它把科学昌明以前时代的粗糙愿望承受下来，而没有试图加以分析和提高。象研究自然界那样地去研究人类，去发现社会运动和社会需要的意义和方向，这便是科学的功能。
人类的悲剧往往恰恰就在于他成功地达到了自己想象中的目标。科学由于能够向前看并且能够同时理解一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理应能够更清楚地判断什么是个人和社会愿望的现实的成分、什么是其幻想的成分。科学可以既通过说明某些人类目的的虚假和不可能、又通过满足其他人类的目的，而带来力量和人类的解放。由于科学变成物质文明的自觉的指导力量，它应该越来越渗透到一切其他文化领域中去。
科学和文化
目前的情况是高度发展的科学几乎和传统学术文化完全隔绝。这种情况是完全不正常的，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没有任何文化能够永久脱离当代主要的实用思想而不蜕化为学究式的空谈。不过，也用不着设想不对科学本身结构进行极其重大的改革就可以使科学和文化融合起来。今天的科学的渊源和很多特性都恰好来源于物质建设的需要。它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批判式的，其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实验，亦即实际验证。科学的真正积极部分，即科学发现，是不在科学方法本身范围以内的。科学方法仅仅是为科学发现作准备并确定科学发现的可靠性。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科学发现归因于人类天才的运用，要加以解释就会是亵渎的。我们并没有研究科学的科学。今天的科学的同一缺陷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不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包含有新颖事物、不容易归结为数学数量公式的现象。为了把科学扩大应用到社会问题上去，就需要扩大科学以补救这个缺陷。科学越是同一般文化融合为一体，就越是需要这样做。科学的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使它受到文艺界人士的普遍抵制，并使科学家自己又添加上种种不合理性的和神秘的色彩。必须把这种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消除掉，才能使科学完全成为生活和思想的普遍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改造将是科学界内外现有的各种趋势的融合。各种具体的科学学科；收集证据时的冷静态度；每一因素对于促成最终结果都在量的方面起一定作用的多重因果关系的处理方法；对于偶然性的要素和统计上的或然率的一般理解，这些都有成为人类各种活动的背景之势。同时，历史、传统、文学形式和直观再现，都将越来越属于科学的范畴。科学所描绘的世界面貌虽然不断地变化，但是每经一次变化就变得越加明确和完整，在新时代中一定会成为一切形式的文化的背景。不过单单有这个变化是不够的，为了完成科学所必须应付的新的任务，我们还需要对科学进行改造，不是仅仅把其他学科吸收进来就行了。
改造科学
科学发展的几个阶段都是从大到小，从简单到复杂。科学的第一阶段，即对已知宇宙现象的描述和整理阶段，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第二阶段，即理解这个宇宙的机制的阶段，也快要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在原则上看到这个解释的梗概了。除此之外，剩下来的便是未知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其中有一部分也必然是不可知的，虽然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已经可以略见端倪。很显然，如果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不去毁掉使人类获得文明而不再是先前的纯生物学存在物的惨淡经营的协作事业，科学就得去应付一个越来越变成人类的创造物的宇宙。人类社会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为自己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困难所在了。
在将来，随着人类解决了征服非人类力量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上述各种问题就会变得日益重要。
新事物的起源问题 这个过程将使人们注意到一些新的情况。社会的发展一部分是自觉的力量所推动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之间难以觉察的交互作用推动的。思维越是考虑社会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就越是需要改进应付问题的办法，以便处理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新情况。
首先纳入理性范围的学科是一些研究最简单的作用的学科——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在这些学科的体系中，一切事物都是始终如一的，不发生任何真正新的情况。我们的理性模式就是根据对这些体系的研究制订的。这种思想方式在生物学中已经开始崩溃了。进化论不仅标志着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所进步，而且也是我们思想方法中关键的一步，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科学中的新颖事物和历史的认识。人类的确已经对历史进行几千年的研究了，然而他们并不是以科学精神来进行研究的。正是由于历史可能包含新颖事物，他们甚至根本否认历史可以成为科学。不过人们却没有什么真正理由可以说明，科学为什么不应该学习处理宇宙中的新颖因素。这些新颖因素毕竟也同反复出现的正常因素一样是宇宙的特色。迄今科学还没有这样做，因为它还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首次正面地提出来了。如果我们要主宰和支配我们的世界，我们就不仅要学会怎样去应付宇宙的有秩序的方面，而且也要学会应付它的新奇的方面，即使它们的新颖性质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辩证唯物主义 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而且他还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根据自己对经济学的研究，从正统学派感到满足的表面上正常的现象中，深刻地认识到新形式的发展以及产生更新的形式的斗争和平衡。这是对发展本身的合乎理性的研究的开始，不过在这种研究之中，已经不再可能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样学者便和他所研究的力量合而为一，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所经历的动乱和斗争之中，这些思想正在迅速地甚至深入到对这些思想反对得最厉害的敌人阵营中去。这些思想所以正确不仅在于它们能够预言人类发展进程，而且在于它们能够决定人类发展进程。
这个任务，在一种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井井有序、永世不变的科学范围之内，是不可能解决的。
由于科学本身几乎完全是用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的方法进行工作的，所以，科学家们往往感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松散而不科学，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形而上学的。
不过在科学上只有严格控制实验的环境或者应用的环境，才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只有在知道一切因素之后，才能作出充分意义上的科学预言。当新事物出现在宇宙中的时候，显然无法知道所有的因素，因而把现象完全孤立起来的科学方法就无法处理新的事物。不过从人类的观点看来，能够处理新事物同能够处理自然界正常秩序一样必要。科学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后者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当科学认为人类智慧对正常秩序以外的事物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当科学认为凡是不能“科学地”加以处理的事物就不能合乎理性地加以处理的时候，科学才是错误的。
理性的扩展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它在人的问题上扩大了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把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也包括进去。不过，这要受某些必要的条件的限制。首先，有关新事物的预言在精确程度上决不能同科学中孤立起来的有规律的现象相提并论。虽然精确知识一向被视为理想，精确知识和一无所知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甚至在科学本身内部也还有着大片大片的无法取得精确知识的地带。例如，现代物理学的整个趋势就说明：在原子现象方面，我们不可能期望获得精确知识。不过我们可以依靠大量事件的精确统计来绕过这个困难。同样，临界性变化、即影响人类社会的战争和革命的精确日期和地点也是无法预测的。由于仅有一个人类社会，在这里，统计的方法不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某些经济和技术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一般是可以证明的。这些制度的崩溃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