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第四次浪潮发生于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兴起的新移民浪潮。它主要是在原苏
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流动，即独立后国家中的非主体民族大量返回以自己民族命
名的国家，在这个阶段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据苏联学者拉里奥诺娃的统计，到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大约有2000多万苏联
侨民遍及世界各地。即美国有700 万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以及其他民族的侨民，
加拿大有350 万苏联侨民，拉丁美洲有40万苏联侨民，约旦和叙利亚有45万达格斯
坦、车臣、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族侨民，伊朗有约40万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兹
别克族侨民。
二、月有阴晴圆缺
数百万俄国侨民暂时栖息于世界各地，如风中浮萍一样，际遇非常悲惨。最主
要的问题是他们已失去俄国（苏联）国籍，同时也没有所在国的国籍，在就业、受
教育、婚姻、居住、司法等许多方面即得不到俄国（苏联）政府的保护，也得不到
所在国法律的保护。以德国的俄国侨民为例，父母没有德国国籍，在德出生的子女
也就没有德国国籍。与没有国籍的俄国侨民结婚的德国妇女也将失去德国国籍。1921
年，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
博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1926年在日内瓦
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确定“俄国难民”概念的含议是“具有俄国血统的，但不享有或
者停止享有苏联保护和没有加入其他国籍的人”。1927年9 月的民族联盟会议和1928
年5 月的政府间第M 届国际会议相继作出决议：1 ．鉴于难民缺乏法律保护，授权
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处理俄国难民问题，包括确定难民的姓名和身份、
统计家庭状况和公民状况、复制和翻译文件、调查难民的从前的情况和职业及专业
技能、受教育状况、向有关政府建议发放签证等。2 ．不拥有公民权的俄国和亚美
尼亚难民应该服从侨居国的法令。3 ．处于某国保护和庇护的俄国侨民，在涉及他
们的个人状况时仍受原保护国的庇护。4 ．按照难民的祖国法律所形成的难民婚姻
关系和证书予以承认，配偶双方共同拥有结成婚姻关系时约定的权利，坚持配偶双
方财产共有的原则。5 ．没有国籍的俄国难民和亚美尼亚难民拥有规定的权利和财
产权。6 ．在俄国和亚美尼亚族难民中实行法律保护体。7 ．俄难民和亚美尼亚难
民的离婚问题，按照他们侨居国的法律办理。对“俄国难民”的概念和民族联盟的
决议各国政府予以承认，到1926年已有30多个国家发放了“俄国难民身份证明”。
俄国侨民将南希博士视为自己的救星，称“俄国难民身份证明”为“南希护照”。
但是这仅仅是暂时的措施，俄国侨民合法地位的确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才完成。
欧洲是俄国侨民的首选移居地区，东欧国家与俄国国界相邻。文化相通、信仰
相通、族缘接近，自然是俄侨移居的必经之路。就是德法两国与俄国也有较为特殊
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德法两国是与俄国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交往最为密切的
欧洲国家。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推行的大规模的欧化改革，即是把包括法国、普鲁
士在内的西欧发达国家做为学习的对象的，而且彼得一世本人对法国的上流社会的
生活方式格外倾心，回国后在俄国贵族阶级中倡导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要求
贵族阶级学会吃法式大餐、学习法国交际舞，甚至规定法语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语言。
叶卡特琳娜二世在实行“开明君主专制”期间，不仅对法国的启蒙思想感兴趣，
而且对法国式的日常文化习俗也采取大力推崇的态度。德国也一直是俄国军事上和
经济上仿效的对象，俄国贵族出身的子弟有到德国留学的习惯，而且德国皇室始终
保持着与俄国皇室联姻的历史。
俄国侨民携家将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东欧和西欧国家，绝大多数家庭和个人
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因此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
国家生存下来。德国学者赫·叶·弗里克曼就研究了1919年到德国的俄国难民问题，
认为“除了少数银行家、餐馆老板、医生和律师外，俄国难民实际处于极度贫困的
状态和生活在无法想象的条件下，许多人因为饥饿而死”，因为他们没有钱，没有
工作，也没有社会身份在陌生的国度生存下来。寻找工作对于侨民中的中老年人来
说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会所在国的语言，而且体力和精力也比
较差。俄国侨民问题学者纳扎罗夫在《俄国侨民的使命》中写道，因生活所迫，
“前大管家去厨房洗土豆，总督将军的妻子站柜台，前国务会议成员挤奶……军官
的妻子成了洗衣妇。有谁穿着漂亮的西装在时髦的饭店吃午饭就会受到大家的谴责。”
因此最初一段时间，俄国侨民中自杀的比例高。
欧洲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当地居民对待俄国侨民的态度是不同的，绝大多数是以
冷漠至多是宽容的态度对待俄国侨民，因为此时正是欧洲经济萧条时期，大批俄国
侨民的到来无疑要增加所在国的就业困难。东欧国家，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捷
克斯洛伐克，对俄国侨民友好地敞开大门。
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哥萨克和农民，另一部
分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俄国侨民予以大量的物质上的救助，
这与当时的总统马萨利克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马萨利克反对苏维埃政权，与俄
国国内的反苏力量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很快就将垮台，捷克斯
洛伐克政府应与未来的俄国“新政府”保持友好关系。1923年，苏俄驻捷代表对捷
克报界报怨：“捷外交部几乎从来不与苏联的贸易代表接触，但却经常派自己的代
表出席各种俄国侨民的会议”。捷政府最终到1934年才承认苏联，与其建立正式外
交关系。为解决数万俄国侨民的救济问题，马萨利克于1921年建议发行“俄罗斯股
票”，向国内外聚集资金。1921年发行的“俄罗斯股票”价值规律 110万法郎，1922
年为 500万法郎，1923年为660 万法郎，1924年为830 万法郎，1925年为730 万法
郎。这笔聚集来的钱用于救济俄国侨民，1923年捷政府每月拨给俄国难民500 万克
罗尼（约250 万法郎）。捷政府单独设项，资助贫困的俄国大学生。由于捷政府的
救济措施，20年代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俄侨的生活要好于在其他国家的俄国侨民。
20年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俄国难民每月也能得到当地政府发
放的110 法郎的救济。但是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在捷的俄国侨民生活水平大
幅度下降。由于国内的社会压力，捷议会于1928年3 月13日通过了限制外国人在捷
从事某些职业的法令。1931年的法令大大缩减了俄国大学生的助学金。1934年，捷
政府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它对俄国侨民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1935年开始重
新登记俄国侨民。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原因，许多俄国侨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再
度踏上流浪的路途但是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在捷的俄国侨民生活水平大幅度
下降。由于国内的社会压力，捷议会于1928年3 月13日通过了限制外国人在捷从事
某些职业的法令。1931年的法令大大缩减了俄国大学生的助学金。1934年，捷政府
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它对俄国侨民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1935年开始重新登
记俄国侨民。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原因，许多俄国侨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再度踏
上流浪的路途。
三、思念和依恋祖国
侨居巴黎的著名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我的祖国》的文章中
深情地写道：“祖国是每一个人神圣的秘密，就像他的降生一样。他借助这种神秘
莫测和不可捉摸的联系，通过母亲的怀抱而与自己的祖先结合在一起，并被纳人整
个人类之树他通过祖国而与大地母亲和上帝创造的万物联系起来。……我愈是年长
愈是见多识广，就愈能看清祖国的意义。我不仅生在那里，而且生于一粒种子，有
我自己的本性，所以我日后曲折坎坷的一生，都是这个根上长出的一连串枝芽。一
切，我的一切，都是来自那里，死是重返那里——生死同门。我的故乡利夫内这个
名字，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它是奥廖尔省的一座小城（若是现在看到它，我恐怕会
高兴死），坐落在索斯纳河高地上，它一点儿也不美，甚至可以说丑陋；它灰蒙蒙
的，不仅没有穿金戴银，而且衣着寒酸，甚至可以说褴楼。但它不缺乏我们俄罗斯
中部几乎任何地方都有的东西：春夏秋冬、日落日出、河流树木之美。到处都是那
么宁静、朴实、平淡无奇，清谧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丽。我一生中最爱恋、最崇敬
的东酉，就是不吹不擂、光明正大质朴和真实，就是纯洁的美丽和高贵。这是我从
故乡得到的全部的感受，……现在，当我写这些东西时，当我收集自己的情感和自
己对她的爱时，我的心中响起了这种永恒的声音。确实可以，而且应当给予祖国以
永恒的爱。”在这些侨民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中，已将祖国与自己个人的命运相连。
即使是背井离乡，亡命他国，但他们对祖国仍然是无怨无悔，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仍
不放弃返回祖国怀抱的努力。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密切
关注苏联的命运，他坚信苏联必胜。1921—1922年，俄国的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
北高加索和中俄罗斯因粮食短缺而发生大饥荒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从他们
并不多的食物和日常用品中捐出一部分寄回俄国。1933年，苏联南部再发饥荒，捷
克斯洛伐克的侨民报纸表示：“在捷克的俄国劳动基督徒呼吁捷政府给饥饿的小乌
克兰和北高加索以国际援助”。
1921年3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终于决定废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
行新经济政策，以利用一切方式和资源，包括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在一些流亡
国外的政治反对派看来，既是苏维埃政权行将垮台的象征，又是俄国社会发展的
“路标”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征兆。因此，在侨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态
度发生了变化。
1921年7 月，在布拉格、巴黎、柏林和哈尔滨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俄侨政治团
体，代表人物是国际法专家尤·维·克柳奇尼科夫、政论家和法学家尼·维呜斯特
里亚洛夫等。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停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表明
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向资产阶级制度转变，因此他们表示愿意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并试图加速苏维埃政权的转变。他们出版《路标转换》杂志和文集，宣传自己的思
想，因此被时人称为“路标转换派”。“路标转换派”的出现在俄国侨民中引起一
场轩然大波，这些人曾经是苏维埃政权最激烈的反对者，他们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是巨大的。《路标转换》文集在侨民中不胜而走，文集作者被邀请参加在巴黎、柏
林、布拉格举行的辩论会。他们强调应该“根据对革命的新的感受”，重新评价十
月革命的影响，重新考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
但是列宁认为，“路标转换派”的出现是表明侨民的思想路标发生了转变，侨
民内部发生了分化，因此苏维埃政权应该支持“路标转换派”，并利用一切方式扩
大“路标转换”运动的影响。当克柳奇尼科夫表示愿意参加苏联代表团参加 1922
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时，列宁立即这份电报上批注“非常重要！应该支持。”
1922年8 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那个被称为‘路标
转换’的思想流派到现在还能起到客观的进步作用。它联合了和井将联合那些准备
与苏维埃政权‘和解’和为了复兴俄罗斯而准备与苏维埃政权一起共事的那些侨民
团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对俄国侨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
题：是联合纳粹德国反对苏联，还是联合苏联反对纳粹德国？邓尼金和克伦斯基等
人主张借助纳粹德国的力量彻底打败苏联，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和社会
主义制度也被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乌克兰侨民的民族主义组织“民族劳动联盟山”
支持苏联在战争中失败的主张，他们还向纳粹政府提供了财政资助，但到1936年春
被捷政府明令禁止。但是大部分的侨民还是站在爱国主义的角度看待纳粹德国对苏
联的进攻的。绝大俄国侨民表示不愿意看到苏联所代表的俄罗斯失败，因为那将是
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的毁灭。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和东欧和法国后，俄国侨民中的
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已经取得侨居国的国籍的人，还是仍然保留着南希护照的人，
都不与德国纳粹合作。许多侨民在这时候把自己的爱国热情贡献给祖国，为苏联政
府捐钱捐物，有数万人返回苏联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也有一些侨民英勇地参加侨
居国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这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促进了俄国侨民与苏联政府、
国内人民的关系的接近。
俄国侨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和关系是复杂的和矛盾的。绝大多数侨民尽管反
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但是非常热爱祖国，迷恋它的文化、语言和历
史。在他们的意识中，苏维埃政权与祖国的概念有时是可以区分得开的，有时两者
的界限就比较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