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的。”“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
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
谈话一般。”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纪德语）即开始，致使人们非
常地逆来顺受，这种顺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个偶然的事情，给罗兰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苏联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奉命为罗兰检查身体，他因为疲劳过度而导致整个
身子软弱无力，检查完成后，医生心有余悸地对罗兰说：“好在今天的报纸写到了
您的疲劳过度，迫使我能说出同样的意思。”罗兰听后，顿时噤若寒蝉。此话道破
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缺乏最基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只能听从报纸，进一步确切
地说是高层领导人的说辞，而完全没有自由发表个人看法，哪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客观事实的权利。纪德则感叹到：“游历过一次苏联，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
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
使3 位作家不甚理解的是：在苏联，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一件作品
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
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
只关心：这个或那个是否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
讨论的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路线”。纪德在列宁
格勒准备了一篇小演说，打算在一个大学生集会上发表，但经过审查后，人们立刻
就暗示他：这篇稿不是在“路线”之内的，而他准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这在
后来的确应验了。本雅明也是如此，他为苏联的百科大辞典写的歌德辞条同样因为
不在路线之内，而被退回。
斯大林时代的这种对民主和自由的压制造成了极其不好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人
们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紧张畏惧的气氛中，之间缺乏信任，互相监视，从而出现
“两面人现象”。
曾经写信给纪德的戴尼叶先生的一段话描述“两面人现象”最为贴切，即“我
们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
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
有两种性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
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不信任呢？据纪德分析：在苏联，要揭发某人隐私的时候，是找这人最亲密的朋友
来做，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若是拒绝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
朋友都不免于难，结果人们什么都不信任，甚至连自己的妻儿也包括在内。“每个
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就这样，“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方
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的。侦探告密，
成为公民道德的一部分。”
20年代，为新政权生存而努力的苏联居民的日常供应是相当匮乏的。国营商店
的布置十分简陋，本雅明是这样形容一个20年代的商店：“墙上挂着纸板画鼓励农
民和工人联合起来。”“铁锤、镰刀、齿轮和各种工具被荒唐地弄在俄面的纸板上。”
“柜台前挤满了人。没有人的商店倒是卖衣料，但是得售票或者——付现金——价
格高得吓人。”30年代的商店亦是如此，店内“一切都是丑陋的”（纪德语），虽
然一再地努力提高品质，但终究只是差强人意而已。有这样一幅场景：人们排着长
队，大约二百人至三百人，在商店开门前很早就等在商店门前，很安静，这是因为
当天有四百件或五百件椅垫要到，而当时购买的人都达到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
不到晚上，就有可能销售一空洞此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等候。不仅用的方面缺乏，
而且粮食方面也是一样。不仅品质低劣，而且数量也很缺乏。物质的如此缺乏必然
带来人们对物质要求的降低，因为选择的余地非常地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
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与不
拿的问题。”
苏联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住宅危机。“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
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其中一切都是不堪人目的”。这是
另一位曾访问苏联并著有《我在苏联探求真理卜书的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在巴库附
近参观石油工厂的宿舍时发出的感慨，而向导则让他把这些看作是帝制时代一种残
留物，但这种解释是无法让观者信服的。罗兰的妻子玛莎的娘家也同样紧张，一大
家子人要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那是老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灰泥已经脱落，走廊
狭窄而弯曲。”本雅明也隐约地提到了住房的紧张，他写到：“此地住房的稀缺产
生如下效应，与其他城市不同，在这里，街道两旁的房屋无论大小，晚上窗户都是
亮着灯的。”而纪德更是认为住房问题前景堪忧。“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
下。”
四、造神与信神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3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作家们在动身
到苏联以前，已经对苏联个人崇拜有所耳闻，但当他们踏上苏联的土地后，还是为
苏联大张旗鼓的“迷信”和“崇拜”的阵势所惊诧。
其实苏联在斯大林执政之前，就已存在个人迷信月p 就是对列宁的崇拜。本雅
明是20年代中期来到苏联的，他发现、苏联人民很多人家中都挂着列宁像，许多商
店甚至是教室中都悬挂列宁像。“对列宁的偶像崇拜在这里尤为令人难以置信地泛
滥。库斯涅兹基街上有一家专卖列宁像的商店，各种尺寸、各种姿势、各种材料的
都有，在俱乐部的共用室里，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也可以看到一尊真人
大小的列宁塑像，一副表情轻松的样子，作演说家状。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列宁像，
连厨房和洗衣房都挂着他的小照片。”
而对列宁的学生、新领袖——斯大林个人的迷信则是越来越出格了。1929年12
月21日，是斯大林50寿辰，报纸上连篇累犊地刊登颂扬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列宁
的惟一助手和列宁事业的惟一继承人，是活着的列宁，就这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开始了。从30年代开始，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有一段对斯大林的称颂。在第十七
次党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发言时都要有大段赞扬斯大林的套话。纪德在苏旅行时
就曾碰到这样一件事：到了斯大林的故乡，他想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表示感谢，
于是他在邮局拟了电报稿，其中写有“向你致敬”云云。但翻译告诉他，在“你”
字后需要加上“劳动者领袖”或者“人民导师”之类的敬语，否则就不给翻译，不
给发电报！最后纪德也只好屈服。他在苏联的演说也常常遇到此类修改，这迫使他
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
在个人迷信时代，国家的重大问题及其决定对群众是严密封锁的，群众没有批
评的自由。纪德曾评论说：“这就在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划下了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
的鸿沟”。不仅如此，他还看到，在苏联，已经把斯大林当作神，看成永不犯错的
人。“斯大林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对；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什么事情都对。”罗
兰也提到“斯大林对他来说是个谜。”
他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
地对他大加赞扬？”“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可笑的崇拜，
把一切化为笑谈。”最后罗兰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好比恺撒，已具有“皇冠所体
现的全部权力。”
就这样，从叨年代开始斯大林逐渐抛弃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把各种权力都紧
紧地抓在手中。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召开都随他所欲，斯大林实际上正置身于
党的批评和监督之外，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除此之外，当时更令人忧惧的是“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纪德语）的逐渐发
展和特权阶层的萌芽。小资产阶级状态即是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内各
级领导层内日渐弥漫一种对旧制度下权力和特权的依恋。如同人们建筑拱门时所用
的支柱，一旦拱门建筑好，这些支柱就被丢开了。一般在当时被视为具有“反革命”
精神的是那些仍坚持革命气节的人，因成为变节的人的障碍物而受人鄙视，被人消
灭。这是因为：虽然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好多人毕竟是在帝俄时代生
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并深受那一时代影响的，他们的心里还是蕴藏着资产阶级本能，
是一种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本性。这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这种资产阶级本能或是毫无掩蔽或是半掩半蔽地被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潜在
的社会阶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贵族，这个阶层后来被称为特权阶层，并且在勃
列日涅夫时代蔚为大观了。这个阶层的人不仅从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享有无比的优
越性和不知廉耻的高贵感。
纪德不无挖苦地写道：“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
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中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了。它贪图那好久
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是享用革命
利益的人。”“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虽
然当时苏联到处宣传人民之间平等；革命同志之间友谊深厚，同甘苦共患难，同富
贵共享乐，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待遇与常人之生活有天壤
之别。罗兰发现：“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
（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是受到特别关注的
作家。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总是通往别墅，道路沿线还设有警察，他们从
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在地平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雪白的漂亮
的疗养院供政府的上层成员使用。”“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也成了
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不仅如此，许多高层人士包括作家在内都拥有汽车。”
罗兰在乘坐高级轿车旅行途中遇到了这样的情景：“向他投去忧郁目光的男子，
一个老年妇女向他们显示了一下拳头。”而下层人士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在阿赫
特伦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
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
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在高层
人士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
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榛鸡以及诸如此类。”而在莫斯科，生
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玛莎的朋友利季娅·帕夫洛夫娜
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
她86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25—30卢布。
其次是招待客人之待遇与服务于此的苏联人民生活的差异之大。苏呼米附近有
一家西诺卜旅馆，纪德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法国最美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是
“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在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
专门为旅馆提供食品之用。但是跨过那条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看到了一
列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多，宽二米多的房子，每人每
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顿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
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除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
了。”当然人们设法来尽可能地款待一位宾客，到处拿最好的事物给他看，也是很
自然的。不过“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
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纪德还把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工资做了比较。工人小职员，女佣的工资一般
在50——250 卢布。技术工人可达到400 卢布。高级官吏、教授、艺术家、作家工
资则一般在1500至10000 卢布。有些人每月收人可达200 —300 万卢布。工资差异
如此之大，也不得不让人想到剥削。用纪德话来说，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桧，
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之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什么
人。”是“胁肩诌笑之徒”和“脑满肠肥之辈”对普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利益”
的占有。
1934年12月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基洛夫遭暗杀。这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
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判决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
1938年秋，先后牵连的人在500 万以上，其中40多万人被处决，成为苏联50年代国
内政治生活中突出的大事。
而在大清洗运动中只举行过3 次“公开”审判，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历史
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真实情况就是：上述政治案件都完全是假案，这
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