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红军主力军团长的林彪，再也不是当初只指挥一个排、一个连的林彪。
李汉魂也不再是当初那个单纯得只知道一往无前的李汉魂。
延寿之役第二天，从延寿向九峰挺进途中，因浓雾细雨，加上双方联络不畅，独三师与叶肇的第二师发生误会，冲突持续两个小时，双方伤亡不小。李汉魂正在搞延寿之役的战报，便顺手把这次误会中的伤亡数字也加上，将延寿之役弄成了一个规模相当的战斗。
延寿之役既可使陈济棠从连失两道防线的责任中脱身，也可使他和红军的协议及对粤局的安排泡汤。陈济棠立刻拟定两封电报。一封致蒋委员长呈报粤军战绩：“获枪六千，收复城口”；另一封则是敲打李汉魂等人：
伯豪兄：
关于金樽坳战报，备悉。我军以“保境安民”为主。
陈伯南穗总参××
收到电报的李汉魂绝对不是傻瓜。
陈济棠对李汉魂微妙不言的指责，尽在“保境安民”四字之中。
延寿之役发现了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的番号，蒋介石认为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在此役之前，蒋军空军负责侦察红军动向，却总是摸不到真实具体的情况。延寿之役使蒋最终判断红军的突围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
蒋介石对粤军的延寿之役后来一再嘉勉。李汉魂也因此见重于蒋。
但自此之后，李汉魂师虽然奉命沿着红军西进的道路尾随追击，却再没有和红军发生过战斗。
后来非陈济棠嫡系的余汉谋、李汉魂等人先后拥蒋反陈，但在蒋面前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还是知道的，他们都没有向蒋泄露陈济棠给红军让路的秘密。不是因为忠于诺言，因为自身也参与其间。
至于直接参与陈济棠与红军协议的人，从神秘的“李君”，到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等人，更是多少年来一直守口如瓶，至死也没有一人将此事见诸文字。
谜底直到1982年才解开。该年10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何长工发表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其“粤赣风云”一章中，这位当年的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披露出长征前夕他亲自参与其中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毕竟时过境迁，那些把何长工老人的回忆当做重复陈年故事的人们，一定在看到这一章以前就合上了书本。隐蔽了48年的秘密仍旧躺在《难忘的岁月》之中，维持着岁月的尘封。
又过了将近4年，1986年9月13日，香港《大公报》根据何长工的回忆录，发表滕文著《陈济棠让路记》，才使陈济棠与共产党人半个世纪前的秘密真相大白。海外人士方才领悟，邓小平夸赞陈济棠的建树，除了珠海桥、西村水泥厂、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大楼、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这些有形物之外，还有这个异常重要的贡献。
三、狭路相逢
中国现代史上，屠杀共产党人最为凶狠的，一是蒋介石，另一便是何键。
大革命时期，两湖的工农运动在其部下许克祥、夏斗寅的屠刀下，备受摧残。工农苏维埃割据兴起后，对苏区的进剿、会剿、“围剿”，回回少不了何键。他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反复扫荡。
都把他当做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去恨了，没想到这个新军阀竟也是打游击出身。
1916年，29岁的何键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分配到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嫌他岁数过大，不想接受，后见其体格魁梧，才勉强任命为少尉排长。
何键与蒋介石同岁，皆生于1887年。这年29岁的蒋已做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了，29岁的何键才刚刚出任排长。
如果没有军阀混战，其军旅之途绝非光明。
1918年3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进攻湖南，湘桂联军战败。何键在战斗中连枪都丢了，逃到长沙后，赵恒惕给他一纸手令，叫他去湘东收集溃兵散枪。
他创造性地发挥了赵恒惕的本意。他回到家乡醴陵之后，打起“保境安民”旗号，联络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刘建绪等人，组织起游击队来了。
他看准了时机。对张敬尧在湖南的暴行，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当时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说：“醴陵全城万家，烧毁殆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株州一镇，商户数百家，同遭浩劫；攸县黄土岭一役，被奸而死者，至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以数万”；“人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不能归”。何键未到前，当地一些青壮年已聚集起来，以梭镖、鸟铳、锄头、竹竿等为武器之行自卫。听说何键组织游击队保卫家乡，便纷纷投效。何键这支山地游击队发展很快，依托醴陵西南险要山地，还多次挫败了张敬尧的进剿。
队伍的迅速扩大，引起退驻衡阳的湘军总部重视。1918年5月31日，湘军总司令程潜任命何键为“浏醴游击队司令部”司令兼第一支队队长。
何键做起了20世纪湖南游击武装的开山鼻祖。
这位游击司令游击了不到两年便被收编，从此在唐生智部下飞黄腾达。
醴陵以东，即著名的罗霄山脉。后来离当年何键游击区不远的罗霄山脉中段，另一支游击武装迅猛发展起来，震动了整个中国。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
当年何键被张敬尧“围剿”，后来何键则加入了对毛泽东的“围剿”。
对何键来说，也许终生最为艰难的任务，就是对红军的“围剿”。
现在他带领湘军布防于湘南良田、宜章间的第三道防线，阻止朱毛红军西进。
湖南有过长沙失守的例子。这在全国各个省会之中，是唯一的一例。得知中央红军向西南方向突围，湖南统治阶层上上下下极为紧张，皆认为数十万蒋军都不能将红军剿灭，现在让湘军完成正面防堵，风险太大。此时不光是何键，连蒋介石也最担心中央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正因考虑到这一招，结果湘军主力集结得过于靠北，在粤汉线南段兵力配置较弱，反而违背了蒋介石的初衷。
由于前述原因，红军通过前两道封锁线很快，致使何键部因时间局促，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线上各要点的兵力，来不及向湘粤边境靠拢。
何键转而期望陈济棠予以积极配合，设法弥补。
在这种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从来是一个靠一个，一个推一个的。
虽然粤军云集粤北边境，但陈济棠不向北面的何键伸出接力棒。周恩来亲自布置红一军团一师抢占郴州以南、坪石以北湘粤两军的接合部白石渡。距白石渡仅数十里的坪石即有粤军重兵驻守，但陈济棠不为所动，不向北面延伸入湘协防。随后红军攻占郴州以南的良田及粤汉线西侧的宜章；尤其是宜章县城，仅有些地方保安队在驻守，这确是湘军防线上的严重漏洞。
何键叫苦不迭。
11月15日左右，红军全部越过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第四道封锁线是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这是蒋介石真正清醒过来、腾出手来布置的第一道防线。
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的结局想过很多，就是没有想到红军会置经营7年之久的苏区于不顾，贸然突围。在江西全部解决的计划落空了，他只有对身边幕僚说：“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
从内心深处，他最希望红军留在被围成铁桶一般的江西，等待覆灭。
1934年9月是蒋介石剿共以来最为轻松的一个月。他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7月25日，前红军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向驻泰和之剿匪军第七纵队周浑元投诚。”
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从江西遂川之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开始突围西征。
蒋介石迅速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他得意扬扬地对部属说：“湘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他认定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已是穷途末路了。
9月2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地严令各路将领，于12月中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肃清江西红军。
9月4日，蒋介石电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从速绵密构成碉堡线，坚密守备，以防红军向西突围。
这一时期，蒋介石周围可谓捷报频传。
9月11日，北路军薛岳部之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以堡垒推进之法，向兴国和古龙岗地区发动进攻。
9月中旬，北路军樊崧甫部，从广昌驿前南下攻占小松后，向石城发动进攻。
9月下旬，国民党东路军李延年部第三、九、三十六、八十三师，汤恩伯部第十师和刘和鼎部第八十五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会攻松毛岭。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激战数天后撤退至汀州、瑞金。
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形势更加险恶。
面对定局，蒋介石把“围剿”之事委托部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
他在察哈尔向宋哲元表示信任，在北平与莫德惠、马占山握手，在归绥接见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在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时双方都屏退左右，在西安拍杨虎城、马鸿逵的肩膀。
得意潇洒之中却突然接到南昌行营发来的急电：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突过信丰江。
蒋介石急忙赶回南昌。此时红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向南突进的举动，是战术行动还是战略行动？需要作出迅速判断。
难为了刚从华北归来的蒋介石，空中侦察红军动向，也未提供满意的情况。
10月23日，蒋介石给各路总指挥发电，“该匪此次南犯，是否主力或先以一部渡河？”问总指挥们，也是问他自己，叫大家跟他一起思考。
10月25日，蒋以南昌行营名义再发电：“查匪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
他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红军南窜是否是主力？是否动用了全力？这是蒋估算红军动向的两大疑点。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给他印象太深了，他不敢再次上当。
蒋介石把身边的智囊们召集起来，共商对策。
蒋介石的智囊人物中，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部第二厅厅长林蔚值得一提。
1934年3月蒋介石创设侍从室，就是杨永泰的主意。这是他对蒋家王朝的重大贡献。杨永泰政治经历非常复杂，与各派政治人物如黄兴、段祺瑞、陈独秀、邹鲁等都有不薄的交往。年轻时考中秀才，即逢科举报废；先参加了国民党，后又与人组织民宪党；拥护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并当了南方政府的财政厅长，又接受北方政府委任，就任雷州安抚使伪职；先因提倡共和，被袁世凯明令停止议员职务，后因为北洋军阀张目，被孙中山通令缉拿……多年来杨永泰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鱼，穿梭沉浮于政波宦海，硬是在其中熬练出一双敏感的火眼金睛。蒋介石专门把他请来，出任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
林蔚，参谋部第二厅厅长，具有扎实的军事学及参谋理论功底。早年是孙传芳的部下。平日深含不露，工于谋人，善于度势。统治集团内部皆认为“京官、幕僚、副职”都是无权、无财、无势的苦差事，林蔚长期处于这种地位，毫无怨言。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编遣战败的西北军，他提出“高官少兵”原则，即对归降的西北军将领官可以给得很大，兵却编得很少。蒋介石采纳后，顺利平安地解决了西北军部队，深得蒋赞许。他是蒋解决棘手问题的重要帮手。
贺国光，行营参谋长。北伐前就职于吴佩孚鄂军系列。投靠蒋介石后便交出军权，宣布不再带兵，以做蒋幕僚高参为职业。1928年北伐中，向蒋介石提出“切忌顿兵坚城”的建议，云“我军每城必攻，则将耗费时间，徒增伤亡”；“凡非战略要地，切忌顿兵坚城，不如留置一部监视，大军仍然绕道前进”。蒋按其建议使北伐军绕过敌军坚守的临沂、泰安等城，直取济南获得成功。“围剿”江西红军中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方针，也是出于贺国光的心计。
现在必须为蒋最头痛的红军动向和去向问题作出判断了，杨永泰、林蔚、贺国光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提出了以下几种可能：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境入湘南，重建苏区。
三、先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
蒋介石认为第一种可能对自己最为有利。红军进入粤境，逼得粤军拼命抵抗，将很难立足；红军、粤军两两相拼杀，蒋将坐收两利。
第二种可能令蒋最为担心。湘南地区即使对当地的湘军来说，也是政治和军事的真空地带。红军入湘后一旦与贺龙部会合，便如漏网之鱼，将不得不重新开始一轮耗时费力的“围剿”。
第三种可能蒋介石认为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的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但消耗大，红军担负不起。
第四种可能是老谋深算的杨永泰提出来的。他不但提出红军有可能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且进一步提出要考虑红军而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杨永泰这番估算，对蒋家王朝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当初建议组建侍从室。但平素对他言听计从的蒋介石，偏偏这回不屑一顾：“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提出的可能，便被放在一边，不予考虑了。
蒋介石的追剿部署，则按照争取将红军压入粤桂、严防红军入湘与贺龙会合的战略意图实施。
而红军最初的战略意图，也是入湘与贺龙会合。
真是国共所见略同。
世间许多事情就是如此奇异。红军认准的方向因为也被蒋介石也认准，全力防堵，便无法成为最终走向。
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是蒋介石，当时红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又正因为都没有意识到，最终成为了红军真正的走向。
十多年后，当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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