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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成功后，阉党论功行赏，拜曹节、王甫、朱瑀等十余名宦官及张奂为侯爵，又封张奂为少府，后来又加封为九卿之一的大司农，而董卓则被封为戊己校尉。戊己校尉屯驻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那里当时是东汉帝国西部边陲的最前哨，重要性不言而喻。
董卓的早年生平也充满了谜团。《三国志》说他是“六郡良家子”，《汉末英雄记》也说他是官宦子弟，而《后汉书·列女传》则说他是“羌胡之种”。大概这些记载之间都不矛盾，董卓确为羌族，或是有羌族血统的混血儿，所以他年轻时与羌族豪帅来往密切，后来又能得到羌族和其他西北游牧民族的支持。但董卓的家族早已归附汉朝，很早就到内地做官，这也完全有可能。在董卓之前，汉朝与匈奴长年交战，所以匈奴人在汉朝为官的就很多。
随着汉羌战争的白热化，董卓的地位也扶摇直上。桓帝末年，他已成为中郎将张奂的部将。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的记载，凉州刺史成就首先发现了董卓，后来董卓又得到并州刺史段颎的推荐，于是成为司徒袁隗的幕僚。这个记载肯定有误，因为按照《后汉纪》和《后汉书·段颎传》，段颎在公元161～163年之间担任并州刺史，而袁隗出任司徒则是在公元173年，当时段颎已经升任司隶校尉。段颎与袁家关系特好，又向来敌视张奂，而董卓与张奂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段颎向袁隗推荐董卓，完全有可能，但这要推迟到段颎担任司隶校尉和袁隗出任司徒以后。袁绍后来召董卓入京，应当就有董卓曾是袁隗故吏，受到袁家信赖的考虑。
汉朝选拔官员实现辟举制，被辟举者称辟举者为老师，执弟子礼，自称“门生”，事奉老师像事奉父母一样，这一习俗直到清朝的末代科举时期还保留着。汉代的所谓“故吏”，也就是老下级，同样有对老上司尽忠的义务。自袁安出任三公之后，袁家成员都特别重视结交朋友，有求必应，乐于举荐人才，因此在官场中“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敌人甚少，而朋友极多。裴松之《三国志注·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载有张纮为孙策撰写的一封致袁术信，里面说袁家“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董卓能在袁隗这样的三公身边工作，对他日后的仕途必然会有极大的帮助。董卓、曹操二人都是袁氏门生故吏，后来却居然挟天子以害师尊，虽然成败不同，但都遗臭万年，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在给司徒袁隗当幕僚之前，董卓历任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戊己校尉归凉州刺史领导，而汉灵帝前期的凉州刺史孟佗，即三国风云人物孟达之父，和董卓一样，也是被阉党提拔的。当年孟佗为了当官，打算结交大宦官张让，但张家门口每天等候张让接见的马车常有上千辆，往往得排好几天的队，才能得到张让的一次赏脸。孟佗不想排队，便和张让的家奴结好，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后来孟佗到张家来，家奴们当街对他下拜，带着他加塞，第一个进了张家。排队等候的人们见状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老朋友，就在孟佗出来后，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就这样，孟佗在一天之内弄到了许多珍宝，于是挑了几件特别珍稀的，下次来拜访的时候转送给张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罐葡萄酒。在唐太宗在公元640年吞并高昌之前，中国并不掌握葡萄酒酿造技术，葡萄酒都要从西方进口。而在梁冀、袁汤丢失西域之后，丝绸之路被隔断，葡萄酒在东汉帝国内从此绝迹，连张让都从来没有见过。张让本来就是个酒鬼，他的儿子——太医令张奉更以经常发酒疯闻名。饮过葡萄酒后，张让大喜，于是表孟佗为凉州刺史，帮他向西域采购葡萄酒。为了重新打通葡萄酒之路，孟佗在公元170年发兵3万讨伐疏勒国，结果大败而归。从此，西域之事就更不可问了。
除了张奂、董卓、孟佗这些受宦官器重的官员得到升迁之外，司徒胡广也升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朝廷百官之首。
这位胡广可谓是官场上的不倒翁，据《后汉书》统计，他“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因为他恪守中庸之道，又擅长政务，所以早在当小吏时，法正的父亲法真便曾称他“有公卿之量”，洛阳民谣也赞许他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他前后共经历过大小政变十余次，毕生6起5落，但在野从未超过一年。像胡广这样谁都不得罪，谁上台都支持，谁执政都起用的官员，也许只有五代时期的冯道可以媲美。
除了袁汤父子等官场上的老同事之外，胡广与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就是他的首席幕僚王允，以及他的学生蔡邕。蔡邕后来正是被王允处死的，其表面原因是董卓，而根本原因则正是袁汤的子孙。胡广的故吏王允与胡广的门生蔡邕的决裂，证明了胡广根本没有明确、一贯的政治主张，这使得他可以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可以“五作卿士，七蹈相位”，也可以当半个世纪的和事老，但却不能避免在自己死后，“天下中庸”梦想的彻底破灭。
陈蕃、窦武败亡之后，汉羌战争的最后决斗也已迫在眉睫。公元169年七月，段颎大破东羌于射虎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斩首1万9千，而汉军阵亡者仅有4百余人。如此悬殊的阵亡比例，充分证明了段颎的军事才华。在此之前，羌人击汉军，往往以少胜多。如果以往的汉军将领能像段颎这样作战，汉羌战争可能根本不成其为战争。如今战争硝烟散尽，可惜破格重用段颎的汉桓帝已经看不到胜利的捷报了。
射虎谷之战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如果我们相信古籍的记载，那么“羌”这个民族几乎被灭绝了，少数余部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仅十几年后，羌人还将随边章、韩遂、董卓、马腾、李傕、郭汜等军阀举兵，客观上加速了东汉帝国的灭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东汉帝国已经灭亡之后，维护汉朝的最后一股势力——蜀汉，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羌人的军事力量苦苦支撑。刘备从小喜欢编织，与羌人的特产——牦牛尾结下了不解之缘；青旄等羌族部落的骑兵常年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又特别为诸葛亮看重，在书信中屡屡提及；为刘备占领益州立下大功的马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羌族血统；诸葛亮出岐山北伐时，凉州诸羌群起响应；更有甚者，最后一名为汉朝捐躯的将军姜维，也像他的姓氏“姜”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羌族人。当汉朝在大多数汉族人心目中已经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之时，羌人却还在为之浴血奋战。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沉重的话题得讲，那就是第二次党锢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党锢运动仅限于禁止党人参予政治事务的话，那么第二次党锢运动显然要血腥得多，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权利纠葛。既然陈蕃、窦武一党想要屠杀宦官，那么宦官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段颎的捷报送到洛阳后，他们终于可以集中力量下手了。
射虎谷之战的3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69年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览命人指控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为钩党，要求逮捕他们。郭泰在当年春天刚刚去世，所以不在名单之中。逮捕令下达后，大部分党人都选择了坦然入狱。历史教训证明，像张俭、刘表那样逃亡，代价太高昂了。当朋友劝李膺远走他乡时，这位老者却平静地说道：“出了事端不推卸责任，犯了法律不躲避刑戮，这是臣子最基本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祸是自己招来的，又有何可避呢？”也许，上次桓帝迅速宽恕党人，令他们此时还心存幻想，以为自己大不了也就是再次被革职为民，回家种地而已。
但与第一次党锢运动不同，执政者这次因为已经大开杀戒，便决定干脆斩草除根。听说要处决党人，时年14虚岁的汉灵帝感到稀里糊涂，便问中常侍曹节：“党人为什么要被杀掉呀？”曹节回答：“党人们相互拉拢，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我国家，夺取我政权。”汉灵帝听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签了字。很快，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党人便全部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亲友也都被列入党人的黑名单，禁止入朝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闳没有受到处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批评过阉党，而是因为他隐居山林，消极避世，甚至不再与袁家的其他成员来往，对宦官的实权没有形成威胁。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瓒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即李瓒是袁绍的姐夫或妹夫。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袁成“早卒”，且有一个女儿嫁给高躬，生第二个女儿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儿既是袁绍的姐妹，也是袁术的姐妹，但袁术却不被李宣视为“外亲”。因此，李瓒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为妻，袁绍的首位妻子应是李膺的女儿。
与党人领袖李膺的联姻，肯定出于袁绍及其长辈的精心设计。李家相传为赵将李牧之后，与袁家同属土德、崇尚黄色，同为豫州大族，在社会上又备受尊崇，与之联姻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李膺来说，袁绍英俊潇洒，知书达礼，虽然不过十几岁，但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财产至少有上亿之巨，条件这么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发动之后，袁绍却要为这次联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为党人领袖，李膺受到的处分尤为严厉。他自己被处死不算，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塞，其门生、故吏及所有直系亲戚全部被禁锢。于是，李膺的女婿袁绍也成了党人，同样必须被禁锢。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在母亲去世和党锢运动开始后，只能赋闲在家，还得为自己没进监狱而感到庆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宫里有袁赦帮忙说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党锢运动终止之后，才能出来做官。同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的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熙——会比小儿子袁尚大出许多，因为他们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后生育的。在这6年丧期内，袁绍真的遵守丧礼，没有和他的妻妾们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绍的“六年服丧”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三年之丧”制度。党锢运动开始之后，袁绍不仅没有为了避免戴上“党人”的黑帽子，与李膺的女儿离婚，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仕途，身体力行地坚持执行“三年之丧”，尔后又“追行父服”。这种行为看似反常，实际上是对汉朝政府的抗议示威，必定会赢得荀爽等党人的钦佩，为袁绍以后的人际交往积攒政治资本和领袖威望。除此之外，自从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许多佛教徒的生命以来，袁家便势必会时常与佛教接触，这或许也是袁绍过6年禁欲苦修生活的精神动力来源。
在禁欲苦修期间，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忍”字。汉语中的“忍”字有双重意思：一是忍耐、坚毅、有自制力，二是残忍、不宽容。这两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中世纪日本的“忍者”，也许能最好地诠释“忍”字的这双重特性：对自己强加极高的要求，尽全力保持和提高坚毅、忍耐的自制力；对他人则相当残忍、不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腊的武士阶层（即所谓“刹帝利”），与日本忍者也极为相似。笔者认为，长期的禁欲往往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炼者信奉的理论中缺乏恕道，便容易产生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思想。袁绍经长期禁欲苦修和赋闲在野之后，一旦手握大权，便立即开始极端血腥的报复，后来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亲友、部下和同事，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自我毁灭，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作为袁家仅有的党人，袁绍可以孤独地过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对于袁家的其余成员来说，汉灵帝的朝廷可从未忘记他们。据《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名士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