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说，做官做到巡抚、布政司等，那就是“君恩深重”，不能轻易背叛，否则就一定会受到舆论谴责，而就算百年之后，青史之上也必然被史官责难。
张书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在投靠林汉朝廷之前就是伪清大臣，庶吉士出身，历任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侍郎，正正经经的朝廷大员，而且清廷对他也确实仁至义尽，他的官仕之路就是非常之传统“宰相之路”，清廷两代皇帝都是把他当成预备宰相来培养。所以在这个时候社会背景下，他的背叛是很受人诟病的，他做人应该压力很大。
但是他现在跳出来第一个质疑林风转批的奏折，这很反常，林风初一看到奏折的时候，心中的确实感觉非常古怪，平心而论，林风对待这些前清降臣也是非常不错的，就现在来看，清廷留下来的而又愿意投降的官员，只要是有本领，基本上都已经是位高权重，最近的朝廷改制小组，领头的李绂就是降官，除此之外，现在的户部尚书陈廷敬、礼部尚书徐学乾等大员也是降官，更有甚者，象张英、张书玉等能力较高，有地方施政经验的还被授为封疆大吏，信之任之，毫不疑虑，礼遇恩宠到这种程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是非常罕见的。
当仔细浏览全文之后，林风才回过味来，发现自己确实想得岔了，张书玉之所以敢于上这封奏折，确实还是有所持仗的。张书玉是奴尔干巡抚，而众所周知，奴尔干地区地方贫瘠，民风刁悍，少数民族部落名目繁多，就现在帝国的疆域来看，可谓是第一难以治理的地方，本来按照林风想法，这个地区历来就是中国的战争策源地之一，他是打算把汤斌这员干将调过去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倾入大量的白银进行边疆建设，但当前国家还未统一，这么干情况不允许，所以在群臣的劝谏下，他把这个计划暂时搁浅，选派了一个干练的老派大臣过去好好招抚恢复。
张书玉的巡抚就是这么来的，他的辖区情况很复杂，而又因为是边疆行省的关系，他的权力也非常之大，因为战乱未靖，奴尔干将军马英经常奉命调兵出征，所以基本上一省之内的文武大员都得受这个巡抚节制，现在他除了管理一省的民生政务之外，还可以指派三个旅的精锐部队出去剿匪，可谓文武兼备，是名副其实的“藩镇大臣”。如此荣宠信任，张书玉感激之至，所以上任之后办事非常用心。
他本人被称为老派大臣，这里是有缘由的，自从林风入主北京之后，推行了一系列解放工商，推经地方交流的政策，陆续取消了很多路引、路条、官照等束缚人口的政策，所以在林汉帝国的统治区域，商业活动兴盛无比，人口流动频繁，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地方经济的同时，也招来了大批读书人的批判，对于林风的这种政策，中国南北士林看法不一，中原北方的老百姓在这个政策下得到了许多好处，所以北方士林大多褒多于贬，认为“圣人治世，凡民利者，我利也”，这个意识就是说，虽然有悖传统，但是圣人的思想博大精深，不是一个人两个任参悟得透彻的，但是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只要是老百姓得到了利益，国富民安，那就是符合儒家圣典的要求，是“得其神而不拘其形”，这种看法得到了林汉帝国官方的大力提倡，很有现实主义色彩，重在承认和实践。
但是南方士林就对此不以为然——这也是林风心中感觉很奇怪的地方，在他的认识之中，中国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在这个时期是商业氛围最为浓厚的地方，教科书中大吹特吹，自我标榜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这里搞的，从物质决定意识的角度来看，南方的读书人应该比北方儒生更加开放和激进才对，怎么反而更加保守呢？！这个疑问他至今还未找到答案，不过通过对舆论的关注，他还是了解了一些南方士林对他的评价。
南方士林认为这么林汉帝国这么搞属于违反圣贤教训的行为，属于“崇末抑本”，使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和读书人“追名逐利，世风日下”，从而令原本纯朴的村夫民妇“言必较锱铢，争必为银钱，”导致“我名教数千年教化之功，一夕尽丧，痛哉痛哉”，对数千年来中国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耕为食，织为衣的行为规范进行犯罪，令他们痛心疾首。
这两种观点被人分出了派别，北方士林这派以顾炎武等为首，被称之为“新派”，而南方士林那一派则以昔日的“复社”老人为骨干，被称为“老派”，自从间隔纷起意见不一之后，两派儒生经常口诛笔伐，进行大规模论战，不过至今为止，倒也没有分出什么高低胜负，各有各的道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张书玉就是属于老派阵营，非常仇视新派思想，自以为站在传统而正义的一方，顾炎武那派忘宗背祖的儒生在他眼里跟卓尔精灵没什么两样。就林风来看，他就是特别推崇“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那种官员，反对大搞商业，反对人口流动，反对对“士农工商”四字排行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非常固执，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这种精神上的执着甚至超过他作为官员对于官场法则的尊奉，为了自己的立场，他甚至不惜和自己的上司李光地争执。
当然，观念上的不统一并不妨碍林风对他提拔和使用，作为官员，他的行政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之所以调任他为奴尔干巡抚，则是有另一方面的考虑。
众所周知，奴尔干地方贫瘠，部族繁多，在整个大汉帝国境内，是最为偏僻也是最为贫困的省份，生产力尤为低下，大部分部族不是游猎为生就是刀耕火种，缺乏粮食、缺乏衣物、缺乏食盐缺乏知识总之什么都缺，林风希望能够对这种困窘进行某些改变，当然，这里一半是出于对自己治下的各族人民负责，也是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因为就历史先鉴来看，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兴风作浪发动战争，背后的动力不是别的，就是正是一件衣服、一口食物。
所以林风把张书玉调到了奴尔干，他认为这个岗位非常适合这个老派大员，林风信奉工商救国，但到底也知道小农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无论如何也总是比游猎和刀耕火种先进得多，所以把张书玉调到那边去，一个朝廷中枢少了个碍眼的，二个让张书玉教那些部族去种田开垦，把基本经济狠狠地抓一抓，有了财富积累、有了市场条件之后好去摘桃子。
因为汉军战斗力举世第一，马英将军暴戾残忍，在前一段时间各地部族亦是惶恐万分，所以张书玉几年日子也很好过，经过马英的努力之后，现在奴尔干地区的绝大多数都非常听话，基本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不服就纠集臣服的部落出兵，一齐把造反的部落灭掉，男人杀光，女人和儿童分掉，在这种恐怖主义政策下，巡抚大人的各项命令基本上都落到了实处，没有哪个酋长和头人胆敢多话，实际上他们也并不反对种田，虽然这里面有一小撮傻瓜推崇祖先制度，讲什么XXX族是XXX山或者XX河流的儿子，不能象汉人那样去种地，但这种声音基本上都被无视了，因为对于帝国政府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简单——要么按照我说的去做，要么就去死，而且因为林风重视的原因，朝廷户部对奴尔干地区多有倾斜，两年来为了屯垦和开荒调拨了不少钱粮，所以这件事情的阻力就便得很小，因为站在部族的角度来看，有钱粮种子可分，那为什么不去种一下地敷衍敷衍？而且张书玉也并不是一味禁止部落迁移，只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按照各个部族的人口和势力，给他们划分了地盘，进行最初步的变相定居而已。
在军事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张书玉在这两年取得相当不错的政绩，汉军征服辽东的第一年，奴尔干还是山头林立战乱不断，粮食布匹都无法自给，到了第二年，各种反叛就都被镇压下去，多数潜伏在山林中的部落被在封山、搜捕、围困、猎杀等血腥手段逼出大山，按照官府的命令屯聚开垦，而到了今年大汉建元改制的时候，奴尔干地区连流浪、逃亡的游牧民都被肃清了，所有的部族都拥有了红薯地、山坡玉米地和麦田，粮食基本上实现了自己自足，许多部族的妇女学会了木织机，能够对麻和棉进行加工，外省商队通行便利，本省出产的药材、皮货、牲畜、木材等特产换取了许多财富。
张书玉的收获当然不小，吏部每年考绩为优，而林风甚至在表彰诏书中亲切的称他为“国士”，在大汉朝廷的广泛宣传下，张素存大人因为“三年定辽”而传遍大江南北，连他在江苏的老父亦焉与荣焉，他的朋友，著名诗人吴梅村甚至为他写了一首长词，称奴尔干这个地方是“白山黑水，朔风烈，千古英雄，空束手……”而张书玉却能够“轻袍缓带，谈笑间，靺鞨俯首，乾坤定……”（注），其词句恢宏，文采飞扬，直追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天下人争相传诵，时人无不惊叹，张书玉亦得享大名，从而与汤斌、汪士荣齐名，并称为“兴汉三杰”。
鉴于如此，他上奏折反对林风朱批的邸报既然令人大感意外，又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此人是伪清降臣，按道理来说要夹着尾巴做人，没想到他竟然有胆子第一个跳出来“触逆龙颜”；而理所当然的是，他本人就是老派官员，而且誉满神州，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著名政治家，有足够的本钱对抗顾炎武的名望，同时他奉行的政策在奴尔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个实践成果绝对可以成为他验证自己政治理念的基石。
所以，当张书玉的奏折自奴尔干八百里加急抵达京师之后，如同点燃导火索一般，经过一个多月的蓄势屏声后，政治风暴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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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确实很忙，空闲功夫很少，所以更新很慢。
第六章国事、家事、天下事
第十七节
自从朝廷决定建元改制之后，工部就获得了一大笔经费，开始对中南海的王府和各大官署进行改建，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现在汉王府建筑群的规模和面积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而帝国也终于有了一个相当气派的朝会场所。
比起昔日的紫禁城来，这座宫殿显然有些逊色，虽然工部衙门也是按照皇宫的模式进行建设，但大汉立国尚早，根基浅薄，与昔年明清皇宫几百年的积累相比，到底还是差了很多。实际上每次朝会的时候，不少前清官员看到新宫殿都有点物是人非的戚戚之感，对汉王昔日悍然拆卸紫禁城的“胡说非为”颇有怨言，私下里也有很多不好的言论，但感情归感情，言论归言论，回到现实中之后，任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诋毁林风的行为。
新宫殿的名字叫做“乾元宫”，规模很大，正殿之上能够容纳近百名官员和相应的侍从武士列班，殿外是一片青砖铺就的广场——这是应对朝会的需要，根据传统制度中的帝王大典，虽然平日里的小型朝会只需要中央各部的高级官员到场，一座大殿可以满足需求，但大型朝会就不行了，按照规矩，大型朝会在京六品以上的官员都必须在乾元宫报道，然后按照各自的品级排列“议政”，老百姓通俗的说法也就是“文武百官”，但实际上在大型朝会中，在乾元宫议政的文武官员远远不止一百两百，各部官署的正职官员以及有资格露面的驻京军官，文文种种加起来恐怕有五、六百不止，往往将宫殿外面的青砖广场排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议政”当然就不是汉王和几百上千号人一起开大会，实际上这许多官员之中，真正能够远远的看到君王，和君王搭上腔的只有从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而小于这个等级的官员都只能在殿外等着，未得允许，不准随意说话，不准随意走动，不准迟到早退，言行举止都有相当详细的规范，这就是所谓的“朝会班仪”，由礼部官员以及都察院的御史进行监督和纠弹。
林风执政之后很少进行这种大型朝会，作为一个后来人，他比较反对这种纯礼节性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东西，在林汉朝廷不长的历史中，几个大型朝会都能数得上明目，一般一年之中，这种许多人的到场的朝会只有年度官考、科举中的殿试以及年终的百官赐筵和祭祖、祭天，除此之外，经常性的朝会都只有三品以上的文官以及近卫军少将级以上的将领，而且就是这种小型的朝会也进行得不多，虽然理论上作为一个“勤政”的君王必须每天朝会，但林风显然不会因此而放弃睡懒觉，所以现在的朝廷制度中，这种会议是每月五次，也就是说，维持大汉朝廷运转的中枢要员，平均六天开个碰头会。
但这种情况不适宜有重大情况发生的时期。自从奴尔干巡抚张书玉的奏折送至御前之后，日下满京骚动，除了朝廷之中的文武百官之外，连那些流连于青楼酒馆的儒生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京城之中议论纷纷，稍有政治触觉的人都知道，朝廷将有变故。
林风竭力将事态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中，虽然外边议论纷纷，不少言官上奏要求大型朝会，以便令林风“广开言路”，但这个建议却一直没有得到林风的应允，直到现在，关于朝廷财政制度的改革的讨论一直在中枢要员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林风希望官员和士林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愿望落空了。
接到张书玉吹响的号角之后，李光地无疑是反对者之中分量最大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朝廷改制之前，李光地就是汉王相，号称汉军第二号首脑人物，总揽民生财政，所以不论是从官秩上还是业务上，他都有资格对这个政策进行最终评价，但是，尽管他资历深厚，朝野仰望，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臣子，虽然他在接到邸报之初就深具不满，但却一直没有出声，恰恰相反，在明白林风的用意之后，他的大学士府立即关门闭户，不接待任何访客人，对满城风雨似若未闻。
林风知道他的想法，将铸钱以及钱庄票号信用业务委给商人，这种做法是绝对违背先贤教训的，而李光地不说话，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