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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伙看我卖力、仔细又优先洗他的衣服，不再对我吼了。我趁机说：“师傅，你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真香啊。”
“红梅烟，四元一包的，你来根不？”他说。
我知道那家伙中计了，心想就让你显摆吧，反正我有烟抽就得了，于是我继续拍马屁说：“四元的红梅是好烟啊，我抽得很少，因为没钱买。”
我刚说完，人家就把烟递到我嘴边了，还主动掏出打火机为我点上了火。我双手尽是肥皂沫，不能以手指夹烟，就让烟一直在嘴边吊着。我一口一口贪婪地深深吸着烟碱与焦油。
慢慢腾腾，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衣服洗完。很奇怪，洗完衣服我不想离开了，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最起码有可以说得上话的“熟人”。我相信事情都过去了，只要表现得好，他们是不会再打我的。
按照吩咐，我把洗好的衣服都晾在走廊上的铁丝上。
看守我洗衣服的那家伙见我晾好了衣服，便说：“你可以走了。”说完他也进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房门“咚”的一声关上时，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收了一下，好像一种希望瞬间被击碎了。我在心底对自己说，再等五分钟，五分钟内有人走出来，我就鼓足勇气说我想留下来，如果没人走出来，我就离开此地另谋生路。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大概就是这么个关头，有人开门出来了，是高个长发那家伙。他瞅了我一眼，问：“衣服洗好了？”
我“嗯”了一声。
他又问：“洗好了，你还不走在干吗？”
我红着脸说：“我想留下来可以不？”我知道这种请求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我真的无处可去，我只想有饭吃，有地方住，干什么、怎么干，已经是次要的了。
“留下来？”
“是的，我想和你们一起干。”
“你能干什么？洗衣服？”
我无语了，我也想不出我能干什么。我是男人身，我留下来能干什么？我只是穷急了，急需一个地方安身，就像那句俗语说的，病急乱投医。
看我低头不语，那家伙吼了起来：“滚！滚！哪儿来的滚哪儿去！看见你，老子就烦！”
既然这样，还能说什么，我只好抬腿走人，走到楼下毒辣的烈日下，去寻找我能去的地方。
第3章 挣了一点儿给家里打电话的钱
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时间对我而言是富余的，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
那个下午，我特别地想家，想老婆，想孩子。我想打个电话回去，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混成这样，我太不是人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
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但这于事无补。无论我怎么骂自己，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我坐了一下午，就这么想着恨着、恨着想着。后来，我想出招了，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担心。
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不是我能坐，而是因为我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如果换成是现在，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
夜里两点多钟，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轻车熟路，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爬了进去，然后抱出了五十把收折伞。很顺利，没有一点点不测。
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门卫，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然后挣了钱再盖，边挣边盖。仓库大多也是平房，利于搬运货物。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比如二〇〇五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
说实话，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但我知道这不道德。
从小到大，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但是，在义乌，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真是匪夷所思。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我完全可以省掉这节不写，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但是，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省去这些劣迹，就不能让你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
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用砖块掩得实实的，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夏天的蚊子特别多，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二〇〇〇九年，义乌全市发动灭蝇、灭蚊活动，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我想，要是那时有这种病，我十有八九会染上，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
早上醒来后，我感觉又很饿了，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不能轻易去动。我忍着饿寻思着这五十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
思前想后，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因为一的风险太大，二又没有把握，三没什么风险，最多得不到什么钱。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洗个澡、刷个牙什么的。
在去找他们前，我也想了很多，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我不能不想，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想得周全才能如愿以偿。
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我还有四十五把，大头在后面，还是有希望的。
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这是正常的，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出来一男一女，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轻声说：“师傅，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我有生意同你们做。”
“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老子还要睡觉呢。”那家伙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
“不是，这里人多，说话不太方便。”我小声解释说。
“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在这儿说！”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
没办法，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然后说：“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但我不知道怎么找，于是我想到了你们。我觉得你们见多识广，人多面熟，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
“一批？有多少？”一个家伙问。
“具体我没数过，反正不少。”我故意这么说，目的有二：一是告诉他们这不是太小的生意；二是慢慢套他们。这样他们会为了下批以及下下批货，不至于不给我钱。
那两女的听说是这档子事，没兴趣听下去了，都打着哈欠回房继续睡觉去了。
下面为了叙事的方便，我给那俩家伙取个名字：看守我洗衣服的个矮些就叫小矮吧，另外一个就叫大高。从始至终我也不曾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我生命长河中匆匆而过的一对过客而已。
“你想卖多少钱一把？”大高问我。
“八九块一把就差不多了。”我说。
“八九块一把？你抢钱呀？我看就值五六块一把。”小矮说。
“胡扯个毛啊，五六块你给呀？这种伞顶多三块一把。”大高盯着小矮的脸说。
三块一把，说实话，这种价位是很低，但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我就是送货上门来让他们宰的，得乐意被他们宰，如果他们不狠狠地宰我，反倒不正常了不是？
“三块五，大哥，给兄弟我一碗饭吃吃。”我故意说。
“就三块！不行你走人，我们睡觉，懒得烦这小生意。”大高说得很假，但这假话说得很正常。
“三块就三块，但要现金。”我装做心一狠，咬咬牙说。
“当然现金了，哪个像你厚脸皮。”小矮又摆着厚厚的谱子说。
大高狠狠地瞪了小矮一眼，似乎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看你这穷酸样也是等钱用的主，那就给你现钱好了。”大高藐视着我说。
多年后，回忆起大高藐视我的眼神一点都不生气，我感觉非常滑稽。我时常想起这眼神，偷偷地笑出声来。
所谓的有钱与贫穷、成功与平庸，都是相对而言，那天的大高完全有资格以那样的眼神来藐视我，因为从“资产”上而言，他比我成功得多。人的眼神总会在无意间给他人留下某种藐视的信号，理解了这种信号就是动力，不理解的就会当做侮辱。在经商的路上，我一次次遇到过这种眼神，好在我都把它看成了一种动力，驱使我一次次地埋头向前，即使前面是坑，我也埋头跳下去了，因为只有跳下去后，才会切身感受到坑的深度与那种痛楚感。
“那你们要多少把？我现在就去取来。”我问。
“先来个三十把好了。”大高说。
“三十把太少了，要不先来个五十把吧？”我庆幸他们说的数字没突破五十。
“那就五十把吧。”大高说。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里有五把伞，大哥，你给个十五元钱，我好坐个摩的去取另外四十五把过来，路有点儿远。”我说。
“他妈的，你真穷！怎么混的？！”大高边数落我，边从口袋中摸出十五元给我。
我放下伞，接了钱快步溜烟下了楼。
那一刻我心花怒放，那一刻晴空万里！
我终于有钱打电话回家了！我对自己说，不要高兴，沉住气，还有钱进账。我把钱藏在鞋垫下，这样才安稳。我往最坏的想，即使他们等会儿不给我钱，我也有十五元了，完全可以打个电话、吃碗牛肉面了。
我当然没有坐摩的，只是小跑了十分钟就到我藏伞的破院了，边跑我还不忘边在路边捡了几个蛇皮袋。
取了伞，我火速往回赶。
我对自己说，要快，不能不快，否则他们要是反悔我就白费劲了。古人说夜长梦多是很有道理的，我相信古人的学问。
接下来的交易很顺利，我得到了一百五十元。这笔钱对当天的我来说简直是巨额财产。让我更加欣慰的是，那两家伙并没有扣下我欠小姐的盒饭钱。可能他们是着了我的套，想要下批伞；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赚大了，无所谓这五十元了；还有可能就是我洗衣服抵消掉了。反正我是被宰得很舒心、很舒服、很心花怒放！我还不忘记讨了他们的BP机号，不要小看这传呼号，作用会很大。
第4章 亲人在家拮据度日，我在外贫困挣扎
虽然现在有一百五十元了，但我还是不舍得坐摩的，我走着回到那个破院子取了我的行李（一个旅行包），按计划好的步骤行事：第一件事：找个便宜旅馆住下，先洗个澡。
第二件事：解决肚子饥荒。快餐店那两碗没吃的白米饭就当是送给胖老板娘了，不会再去吃了。我得找家拉面馆，吃碗牛肉拉面。这些天来，我肚子里太缺少油水了。我还年轻，才二十六岁，不能把身体搞垮了，身体可是本钱。
第三件事要等到晚上才能办。我知道老婆现在上班去了，不会在家，我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给她打电话。老婆在燃料公司上班，企业也很不景气，勉强发出工资，我理解老婆一个人上班、带孩子的辛苦。
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吹着电风扇，感觉就像在天堂。
我舒服地享受着天堂的时光，在享受中睡去……
我睡得太沉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我有些头疼，可能是中暑了，我想问题不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买药吃。虽然我现在有钱了，但这钱得省着花，再也不能过流浪狗的日子了，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起床下楼，走到院子的水池边冲了个头，感觉头疼稍稍缓解了些。我抬头看看天，太阳依旧斜挂在天边，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耐心地等待天黑，等待听到老婆孩子的声音。我太想他们了，我的亲人们！
亲人们在家中拮据度日！
我在外边贫困挣扎！
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从来没有！
难捱的两小时！
八点一过，我走出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找到一家小超市。小超市里有几部公用电话，生意很好，挤满了往家打电话的民工。我候了十几分钟才抢到一部电话，赶紧拨了起来。
嘟、嘟、嘟……几声过后，我听到电话那头“喂”了一声，我立马说：“你好，我是你对门的（我家里还没安装电话，打电话都是打到邻居家），麻烦你叫我老婆金子接个电话好吗？”电话那头让我稍等。我居然有些激动起来，可能是这电话费来得太不容易了。
“谁呀？”过了一会儿，传来我老婆金子的声音。
“是我呀。”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激动。
“你在外面还好吧？半个多月了也没来个电话，我都急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事！”金子急切切地说。
“没事，我好着呢。厂里忙，天天晚上加班，我抽不出时间出来给你打电话。”我撒谎说。我不可能将我已经被老板开除的事儿说出来，那样的话老婆更着急了。
“哦，你发工资了没有？女儿生病了，家里钱不多了，不敢乱花，只买了些药回来给她吃。你要是发工资了，就先寄些回来吧。”
老婆的话像根刺一样扎入我的耳膜，虽然我很清楚家里的情况，但还是很难受。
“发了，今天发的，我明天就给你汇些过去。”我又撒了个谎。我不想让老婆失望。
“明天你不上班吗？”
“上的，我中午会请假出来给你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