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徐先生的货是自己现卖的，也可能是徐先生家中还有存货，还有可能就是徐先生又在原先工厂继续订了货，所以徐先生没有因为我误了货期而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说，那就先发一千只过来吧，余下做好再发。
现在，我就说说在这个系列手镯上的遭遇，这个过程是一步步的，慢慢“陷”的一个过程，有我主观上较劲与理想化的原因，也有少数客观上的原因，总之，它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失败案例。
我想，在义乌饰品厂中，在这系列手镯上栽跟斗的绝不止我一家，我敢肯定地说，为数不少，因为我后来见过好多人还在重蹈我的覆辙，我同他们说了，大多不信，我无奈……
徐先生收到货后向我反映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手镯弹簧无弹性，大多打开后无法自行弹回去。
这只是第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的问题远没有完。
我说，我没注意，这就去车间看看。一看，果然如徐先生所说，全部属实！没有任何借口与理由好讲，全部退货吧，退回来返工！
我想，既然别人都能做到电镀不损弹簧，依旧有弹性，我肯定也能做到，只是没找准电镀厂。所以，在货被退回来之后，我又找了三四家电镀厂，但是，镀出来的手镯还是没有弹性，一拉开，弹簧或松或断，好的成品只有两成左右。
不行，我还得继续找。
我又找了几家，不是镀不出来就是直接说不镀。
我想，真是邪门了，别人难道是在火星上电镀的？非人类工艺？
后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买的样品是广东产的，非义乌货。
后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能电镀这种带弹簧的电镀厂不多，只有少数几家，当时我没找到。
既然电镀厂不能解决电镀中损坏弹簧的工艺，那我就自己想办法吧。前面我说过，我遇事就是喜欢想，想法子，想不出来苦恼，想出来后特别兴奋，特别有成就感与自豪感。几天后，我还真的想出了办法。
既然弹簧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继续生产吧。
就在我继续生产时，徐先生又提到了第二个问题，手镯接口处没电镀到位。徐先生说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在我解决弹簧问题时，这个问题已经附带解决掉了。
一周后，发了第二次货，五百只。
这次，徐先生挑了三百只留下，退了两百只。徐先生说，留下的三百只也不好，但可以充在其他厂家订来的货中卖。
虽说被退了两百只货，但还是感激徐先生终于收下了三百只，没全退。这次被退货的原因有两个，算是第三和第四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滴胶处起泡或是泡瘪后有凹印。
我打电话问了卖胶给我的油漆商行，人家给的回复是问我“真空”过没有。我哪知怎么“真空”啊，仔细询问之下才知需要购一台真空机。赶紧买来！
第四个问题是手镯内侧电镀层起泡，问电镀厂，说可能是我烤的时候温度过高，一对照，果然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赶紧改工艺。
表面上看，四个工艺上出现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就继续生产吧。
又一周后，发了一千五百只手镯过去，很庆幸，这次徐先生全收下了；很不幸，我也因此步入了更深的泥潭中……
徐先生货全收下了，但提出了第五个问题，抛光不好，很多地方没抛光滑，毛刺太多。这个问题我问了问师傅刘水，刘水说，抛光上的事他也只知皮毛，建议我发些货去抛光厂加工，这样可以赶速度，也可以学习一下别人的工艺。
我觉得刘水的建议相当不错，就照办了，而且，去抛光加工厂时还特地带上了刘水，让他偷学技术回来。事实证明，这招很管用，刘水三下五去二就学会了。
至此，感觉在这系列手镯上面临的问题都全部圆满解决。问题是解决了，但心情还是有些压抑，并没有因此变得豁然开朗，冥冥之中还是预感有什么事会发生，做得不顺手。
如果此时，我能罢手停止这个系列手镯生产的话还来得及，但我意识不到。因为在网上发布了几个月信息之后，询盘最多的就是这个系列的手镯，所以我也很想很想做下去，想以此为我厂的主打产品。我一直在寻找主打产品的突破口，但始终寻找不到，飘移不定。从项链、戒指、耳环一路PASS过来，我也基本上悟出了个基本道理，那就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只有有技术含量的产品，才能保证利润。
因为这系列手镯技术难度相对比较高，所以厂家少，市场竞争力小，这也是误导我继续生产下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发完徐先生的货，已到年关，五千只手镯整整生产了一个多月。
我仔细地想了想，这样生产不行，产量太低了，产量低成本就高出好几档，明看是有利润，细算之下无利可图。解决产量低的问题就是上人手。于是，我就想快速扩招工人。只有工人多了，产量上去，相应的费用降下来才有利润产生。利润才是维持工厂日常所需以及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无利润，工厂只能是像那些国有企业一般，一步步地滑入深渊，走上永不回头之路。这点，我想得很清楚，想得清楚并不一定行动起来就正确。
正是这个想法，让我在不久之后的来年亏进去四十多万元，一笔沉甸甸的血的教训！
电影《A面B面》中有句台词“不是黑暗没有光明，而是我们等不到光明的到来。”
第68章 忙生意也不能生疏了身边的朋友
由于工厂事务繁忙，我与宗姐和绿叶的联系也相当少，很少有机会相聚，只是对彼此的近况有个大概的了解而已。
直到有一天，小梅接到了绿叶的电话，当时我们正看着电视。
绿叶在电话中哭哭啼啼的，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小梅问绿叶：“绿叶，你怎么了？”
绿叶边哭边说：“小梅，我要死了。”
小梅一听绿叶这么说就着急了，赶紧追问：“绿叶，绿叶你到底怎么了？”
我听到小梅如此说，又看了看她严肃的表情，赶紧掐断了电视的声音。
绿叶在电话中说：“小梅，我想生个小孩。”
小梅感觉绿叶的话怪怪的，便问：“想生小孩你就生呗，为什么要哭啊？”
绿叶说：“我生不出来呀。”
小梅问：“为什么生不出来？”
绿叶说：“不知道，就是生不出来。”
小梅说：“现在没怀上不能说明以后也怀不上啊，你哭什么，是不是和老公吵架了？”
绿叶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就挂断了电话……
听了绿叶和小梅的对话之后让我突然想起绿叶的第一次婚姻，好像不能生育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由此联想，绿叶不会是真的不能生育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不幸了。缺心眼的绿叶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份不错的爱情，我和小梅都希望绿叶能幸福地在义乌生活着，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培养自己的后代。绿叶的缺心眼、无心计、直肠子性格难得被宗姐看中，这是缘分。从绿叶恋爱到结婚的过程，我和小梅都在无形中扮演着绿叶“准娘家人”的身份。凡是绿叶的事，不管点滴，只要我们知道了都不能袖手旁观。
小梅与我想到了一块，所以她问我：“绿叶是不是不能生育啊？”
我说：“我一个大男人哪知道这事啊。”
小梅说：“哥，你想啊，绿叶嫁到江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有一年多时间吧，没孩子，这回在义乌结婚也快一年了，还是没有孩子，会不会是真有什么病？”
我说：“绿叶身体那么健康，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小梅说：“哥，能不能生孩子与身体的强不强壮关系不是很大。”
我说：“绿叶有没有病，这事还得医生说了算，你叫绿叶上医院看看呗。”
小梅说：“嗯，我得同绿叶说说，让她去医院，可是刚才绿叶哭什么啊？是不是与宗行义吵架了？而且八成可能是为生孩子的事。”
我说：“我哪晓得这事啊，我不是一直与你在一起看电视么。”
小梅说：“哥，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宗姐，探探宗姐的口气，毕竟绿叶是我们那边人，又一个人远嫁到浙江来，我们要关心关心人家。”
我说：“这事怎么问？我个男人家的不能太三八，开不了这口。”
小梅想了想说：“要不这样，哥，你给宗姐发条短信吧。”
我觉得小梅这主意不错，避免了直接对话带来的尴尬。我摸出手机给宗姐发了一条短信问：“宗姐你好，睡了没？还在忙吗？”
宗姐很快就回了短信过来说：“大勇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发短信啊，有事吗？”
我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绿叶和宗行义吵架了没？”
宗姐没再回短信，而是直接拨了电话过来问：“大勇，你说绿叶和行义吵架了？我真不知道。”
我平静地说：“我也是猜的，因为绿叶刚刚与小梅通电话时哭哭啼啼的，所以小梅就让我问问你，绿叶是不是和她老公吵架了？”
宗姐问：“绿叶有没有说是为什么事吵的架？”
我说：“绿叶没说是吵架了，也没说没吵架就挂断电话了。”
宗姐又问：“那绿叶除了哭还说了什么没？”
我说：“还是让小梅同你说吧，我也不是很清楚。”说完，我把手机按了免提之后递给了绿叶。有关女人生不生孩子的事，我实在是开不了口。
小梅接过手机说：“宗姐你好！”
宗姐说：“小梅你好，绿叶同你说了什么吗？”
小梅说：“绿叶也没说什么，只是没头没脑地说了句她生不了孩子，我问她是不是吵架了，她也不吱声就挂了电话。”
宗姐听小梅这么说，就说：“这样啊，那我知道了，没事没事的，行义疼她都还来不及，平时舍不得骂她，就连我对绿叶说话口气重点，行义都不高兴，你们不用担心了，没事的，呵呵。”
小梅不解地问：“宗姐你知道什么了？”
宗姐说：“小梅，我也不瞒你，行义是我们家的单传，我的父母亲一直都着急早日抱上孙子，呵，老人家可能平时难免牢骚几句。”
小梅听后舒了一口气说：“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说真的，宗姐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绿叶上医院体检一下。”
宗姐可能感觉到了小梅的话中有话，所以她问：“什么？你是说绿叶真有那方面的问题？”
小梅赶紧解释说：“我哪知道绿叶这种私事，我只是随便说说，话说回来，检查检查有好处，总没坏处，万一真有事也好早治疗是不？”
宗姐笑着说：“绿叶那么健康，应该不会有事的，这种事原因很多，不一定就是有病。”
小梅说：“当然当然，我们都不希望绿叶有病，最好是让夫妻俩都去查查，查清楚了就知道原因了呗。”
宗姐说：“说得也是，哪天我带他们去医院看看。”
我一直没有忘却我的朋友老五，这种感觉很奇怪。特别是老五犯事进了农场之后，我在闲暇之余，总是想起他，想起他就提笔给他写信。在这个时代，因为老五，我一次次地往邮局跑。
我劝说老五在农场里要好好表现，尤其要处理好与干部间的关系，争取减刑，也不要耍在社会上时的那种威风与派头，此一时彼一时，环境不同了，更不能太讲义气，自由才是最可贵的。
老五回信说，他懂，只是有些话不宜多写，回家后再聊。
老五说，他在号子里混得还不错，与干部的关系处得也好，而且已经当上了小号头。
老五说，让我不用给他寄钱了，他不差钱用，有时间回家的话代他看看他的父母。
我记不清楚给老五写了几封信，大概有五六封吧。我是真心希望老五早日出来，趁年轻干一番事业。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如我一般，是没有多少朋友的，有的只是生意伙伴，利益冲淡感情，更多的是利用与合伙的关系。这也可能是我一次次地想起老五这个朋友的一个原因。人是感情动物，很多时候需要一种情感的慰藉，在失去爱情之后，我更多地看重友谊，把它看成是种情感寄托，哪怕是与老五瞎贫，哪怕是与老五互相奚落着玩……都是种解乏消遣的方式。
这些年来，我除了事业就是事业了，基本上没有任何业余生活，没有纯友情的交往活动，甚至是很少为了玩而出门上街。从某种程度上来，这也是种十足的僧侣式生活，只有在义乌这种遍地都是忙碌身影的地面上生活过的人、创业过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得到，而外人很难有此感觉。
老五在农场给我写来最后一封信时说，他很快就要出来了，大概就是元旦前后，具体日期没定，干部没细说。我为老五感到高兴，这家伙终究不是草莽，是一个用脑子行事的人，在农场也不例外，这才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老五和我都是背井离乡的创业者，只不过两人选择的方式与走的路不相同，目的都是一样的。我希望老五释放后能换种思路，改变创业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凭他那颗聪慧的大脑，完全可以补足他知识上的缺乏干出一番事业来。
二〇〇五年元旦后，老五从农场回到了家中，他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我，算是我没白牵挂他。老五问我啥时回家过年，我告诉他会很晚，办了厂子事多，总有操不完的心。老五说，不管多晚，到家要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他要请我喝酒。
这一年来，我的事业不顺，干得不好，心情也不畅。回家过年也只匆匆待了七八天就回义乌了。这时，我并不清楚，回到义乌之后会有一场更大的失败在等待我。
由于母亲不肯在县城里过年，我和小梅只好依她。想想也是，这县城里除了一套房子什么也没有，过年也没那气氛，不如在乡下过更实在更热闹些。
我也自然而然地见到了老五。
人家坐牢吃苦受罪，出来后又黑又瘦，老五不但没瘦反而胖了不少，可想而知，他在农场并没有遭多少罪。
吃饭时，老五带了五六个兄弟陪我，言外之意很是感谢我这个兄弟。酒自然没少喝，话也没少说，叽叽歪歪的一团糟，糟得很舒坦。席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