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明大兴国民教育和实行新的“科举”以来，教育成本极低，读书也不仅仅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于是家族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禄丰厚、社会地位高以及可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其他特权，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无法为家族提供什么利益了。于是做为家族凝聚的一个重要支柱没有了。
在另一方面，随着大明社会福利保障逐年发展以及低田赋等政策，百姓们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户赡养老人不成问题，而且随着江苏、浙江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尝试，即百姓在缴纳田赋时，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粮食做为“养老基金”，官府将这些粮食通过向城镇居民出售变成现钱，与劳工养老基金一样进行“投资”，获利再用来修建养老院、发放养老补贴等手段反馈给“保险人”，如乌庄这样经济发达的村庄，个人的养老已经不成问题。
至此，家族最大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养老敬老，扶助贫弱，子有所学，保障公益已经被官府取代，加上经济方面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山东济南的久山村，由于那里地处战乱之地，很多村民都是从他乡迁移而来，家族本身势力就不强，所以虽然那里的官府等社会保障不及乌庄，但是家族势力却很微弱，几近乌庄。
而湖北襄阳灌子滩村的家族势力却是最强的，那里虽然地处南北要地，受了战乱的波及，但是灌子滩村地处偏僻，受战火蔓延极少，所以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居住面貌，加上官府社会保障能力又不及东部地区。所以家族势力强劲，依然把持着前面所述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这也是身为族中宗老的乡老和地主能够拥有极高权势的原因。
李道君接着又分析了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这是李道君认为的重点，因为经济状态对社会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制约着各自风俗的变化。
乌庄的经济最发达，由于东南工商发达，村民们农闲时可以去工厂等地打工，也可以应征官府工程的民工，获得不少的“工钱”。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里，通过其它途径“致富”，如种桑养蚕，种植棉花。
由于大明工商业发展，对生丝、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极高，种桑棉获利极高。而种植桑树，三年成材，便可多年摘采无忧，是投入小获利大的营生，棉花相对水稻等农作物来说，对土地要求不高、获利空间更大。更有少数村民参加扫盲班后便知道学习“农科”技术，比别人更善种桑棉，故而迅速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个统计，乌庄每年农闲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壮去苏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妇人也会去邻近的缫丝厂等处打工，短短数月的劳作，获利超过一年耕种的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有大约十余户机遇好的，干脆将家中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全家迁居城镇，专门在工厂等地谋业，数年下来便是小康之家。
有近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户则在种完农田之后专心于桑棉，甚至有些人种植水果等作物，贩卖城镇谋利，少数人则“承包”他人土地，成为大种植户。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专营农田，日子过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则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种植棉麻以谋利，三分之二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专心营生农田，不过他们在农闲时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超过一半，几近三分之二。
灌子滩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人靠农田吃饭，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人出外打工营生，大约只占当地青壮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词，因此族老们认为这些人出外打工挣钱是“谋小利”，减少了对族中公益的“贡献”，是对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还通过货币的使用来进一步分析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乌庄是使用货币最高的，几乎家家户户有余钱，超过一半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货币的情况比乌庄差很多，他们“打工”所得的钱经常是一半用来购买物品，一半被储蓄起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账户存款。灌子滩村使用货币的情况就更差了，银币几乎看不到，只有少量的铜币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没有农户在银行有账户和存款，少数在外打工的青壮也是将现钱换成粮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同产生的差异，乌庄经济最发达，物产最丰富，获取货币的能力也最强，对货币的价值也认识最清，所以非常欢迎和习惯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之后，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会”之中，越来越习惯于从城镇使用货币采购物品。
久山村经济和物产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会”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习惯，他们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是又怕货币的贬值，所以获得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购买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又没有太多的途径和能力去获得。
而灌子滩村则依然完全是“农耕社会”，在这里村民的眼里，金银铜钱比不上粮食靠得住，一切以粮为纲。
李道君继续分析经济与社会如风俗等方面的关系。在灌子滩村，由于经济不发达，百姓们还要靠天和地吃饭，而在当地那种落后的经济和生产水平下，一家一户是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组成一个大家族进行互帮互助，进而共同承担养老扶弱和助学等公益事务。在这个环境下，家族宗法大于国法，因为国法离他们还很遥远，宗法却是切身攸关，甚至关系到生存问题。
在乌庄，由于经济发展，百姓们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都不成问题，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这里延续上百年的家族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养家糊口同样不成问题，但是要想过得更好就有些问题，所以以家族形式还能够帮助村民们解决很多问题，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远不如灌子滩村了。
李道君在这篇报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农耕的益处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让百姓们的生活富足，二是让他们能够从家族宗法转入到“国法”这个规则，因为以前只是内部交往，很少与外界来往，宗法这个规则足矣，但是现在不同，他们需要与外界密切往来，自然需要遵守国法这个大规则。
最重要的一点，商品化使得村民们有了“创造力”。李道君曾经听刘浩然多次提及这个词，所以在这次调研中着重关注这一点。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产丰富，村民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创造财富”，不管是聪慧之人自拓门路还是中平之人学样改良或是愚钝之人跟风而进，他们都在原来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开始创造新的财富，正是这种创造，成为大明迅速发展的一个支撑。
而在农耕化代表的灌子滩村，由于受条件限制，村民只能在宗族这个环境下生产，而宗族实际上又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它将不多的物质“按需分配”给有需要的村民手里。因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个祖宗的旗号下，调节宗族内部矛盾，“均匀公正”地分配财富，以达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你就是再卖力也只能混个温饱，因为你多余的产出要补贴族中的弱小残老，所以村民也没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了。
但是在乌庄，由于商品化，村民们开始逐利而营，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金钱的“威力”，一切当以挣钱为主，当乡约礼教制约他们时，他们开始摒弃以前遵守的乡约礼教。乌庄的村民开始像苏州、上海等繁华都市学习，追求“新时尚”，有了追求奢华的迹象。而原本最讲礼法的文人学子在历经大明多次变革，他们开始意识到懂经济之道，明律法之制才能发达，于是开始摒弃以前的持礼端重。
李道君指出，乌庄村童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童”，已经不再将圣人之言放在嘴边，而是动辄言挣钱营利，家境几何，甚至开始见到尊长也不执年幼之礼，言谈之间，与鄙妇野夫无异，毫无斯文。缙绅文人无不为之叹息，也成了他们攻击新政一大证据。
刘浩然看到这里，只能默默地点点头，此时的以乡绅名士为代表的“农村知识分子”和晚明时代的文人大不同，他们还严守着气节，遵从着礼节，没有那么虚伪。刘浩然也知道，经济发展，自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李道君在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滩村则是民风淳朴。就拿两位乡老而言，虽然地处僻远，衣着简陋，但是不乏丰厚俊伟，不失忠厚朴实，与李道君相交之时，礼貌、言行严守乡约古礼。而那户地主家，虽然家境富厚，但是谨守礼法，居室俭朴，饮食简要，一身青布衫裤，站立如松。农忙时节也下地耕种，与一般农夫无异。
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六十七章 出巡之论治
第二百六十七章 出巡之论治
花了近一个小时。刘浩然这才将整篇报告全部看完，待他放下报告，发现众人已经陆续看完了。刘浩然顿了一会便开口道：“怎么样，大家看了后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众人互视一眼，都没有说话，这里面牵涉到新政问题，而新政是刘浩然一手制定出来的，他们还需要将自己的意见酝酿成合适的字词。
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刘浩然笑了笑开口道：“那我先来说几句，首先这篇报告写得非常好，除了详尽、分析有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公正。无论坏或好，只要发现了问题都列出来了。我以前就说过，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例如这份报告中的乌庄，经济发展了，百姓们生活提高了，但是社会风俗却低劣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说到这里，刘浩然看了一眼众人继续道：“大家应该都知道风俗的重要性。大明法律虽然繁多，但是不可能时时刻刻处处管着每一个百姓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社会道德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社会道德是什么？就是风俗！”
“风俗，人心之所向，人心一趋，便成了风俗。孟圣曾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而今我大行新政，读书人秉承的学术为之一变，而学术变了则心术随变，当人们的心术为之一变时，世道风俗也随之而变。”
“新政行之有十数年，已见大效，但是也露其弊端，可见其说还不圆满，大家说说各自的想法，也好为之完善。”
听到刘浩然将调子定下来了，大家便开始发言了。
“陛下，风俗为礼制之表体，而礼制乃道之器。然大明风俗秉承前宋之习，已经尽数俗化。如冠礼，而今民间，早已少行此礼；如嫁娶，民间以论财为重，此为夷蛮之道，然后百姓乐津于此，贤者也不能幸免，故而只能曰之‘故俗而已”；如葬礼。按古礼当不应佛事，不设乐部，而今就是读书之家，也不能免幸，曰之‘吾未能违俗而”；以祭礼，理应支子不祭，祭则从宗子。陛下下诏大行冠礼，当是复兴古礼，以正礼制，善大焉，故臣认为，官府当以重行礼制，以约风俗。”
“不过礼制当循两方面，第一礼制俗化，二是礼制简化，繁不如简之易境也，泛不如切之契要也，骤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陛下，臣窃以为欲安天下，在息盗贼不法，欲盗之息。在保良善，而欲民之善，在明礼制。礼制明，则人之节俭，节俭则无求，无求则廉耻立，而礼为之心生，奸盗为之原塞哉。”
安然还是儒家读书人的思想，将明礼看做是解决问题的万能之药。
徐茂诚却出言反驳了：“陛下，臣认为安大人前言谓之有礼，后言有失全善。臣曾在湖南衡阳府任职，曾遇到一件事，地方曾出现一不孝不悌之人，其乡遵循乡约，以行孝悌，出此事情，故而乡老遵乡约而行，不仅罪其子弟，还要归罪其父兄有失教，故而父兄受牵连。此后，乡间出逆子，父兄不敢相告于乡间，唯恐逆子未惩而父先得罪，是谓讲乡约而不孝不悌之人益多。”
李道君在一旁接言道：“陛下，诸位大人，臣补充几句。臣在苏州乌庄调研时曾遇到一件事，时值苏州大旱，地方减产，苏州协赞会决议。禁止游船、入酒楼等活动，以彰简省。然富家人避入僧舍，以敬佛为由，治食而宴，反倒是游船数百口人、酒楼上千口人为之失业，更显困顿。”
听到这里，刘浩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像这种事情，大明治下还发生很多。不少官员还秉承旧的思维，认为其职在与教化百姓，引导向善，所以一遇到什么事情就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大力干涉，其本意是好的，结果到后来却恰得其反，还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叶宗茂默然一会接言道：“陛下，臣窃认为风俗能溺人，大抵之风俗能溺人，犹如醉者之酣于酒，睡者之酣于梦。君子当独醒独觉，而官府不仅要醒觉，还要醒人觉人。如民间奢侈渐行，有人独行，仍持俭朴。则乡民百姓可能会诮让轻鄙，而这时官府当彰其行，以易风移俗。”
这得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刘浩然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李道君道：“这篇报告是你做出来的，你有什么想法？”
“回禀陛下，诸位大人，以臣之见，官府持守当在律法，故而官府当多倡法治，少涉民俗。换以其它手段加以引导。如地方灾情，确当以节俭为重，然富家有钱奢华，可任由其奢华，许多小民还能靠此获取衣食，维持生计。如那些富家吃得是海鲜野味，美酒佳肴，在某些人看来，这些东西换取的粮食能养活数百口人。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就算禁止富家吃这些东西，小民们就能填饱肚子了吗？不如就此不管，富家继续吃，酒楼游船得了厚利，伙计们有了薪水，国家得了税利，甚至涉及到卖海鲜野味的渔夫猎户也得了好处。故而只要富家吃得是自己的钱，他想怎么吃都是他的事情。
“臣曾观苏州吴县与襄阳南漳两地县衙，吴县富足无比，其县令协理却是极为轻松，南漳顿困，其县令协理却是繁烦操劳。何故？臣曾细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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