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选民中的声望，于是纷纷赶来参加皇室巡幸的行列。6月初天皇到达大阪时，本来是以巡视战后灾区为目的的巡幸变成了壮丽的胜利凯旋。被禁止的太阳旗飘扬在房顶上，在数千名欢呼着万岁的迎接者手中挥舞。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还以为全体国民正在为得取最终胜利的天皇祝福呢。
同年6月1日，在新宪法下，由议会指名的片山哲组成了联合内阁。被排除在选任首相程序之外的裕仁尽管很不快，也只能说“感觉片山好像有些弱啊”来表达他的不满。之后，他在京都的御所坚持要求新首相向他作正式汇报。7月22日，他要求片山内阁的外相芦田均继续就对外政策事宜向他报告。即使是非常忠诚的大臣芦田也感到天皇的要求违犯了新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他勉强遵照天皇的指示，此后定期地向裕仁作简短汇报，尤其是关于最终签订的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和日本未来的安全保障问题。
如今裕仁违犯新宪法，再次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47年6月5日，芦田外相对国外记者团发表评论说日本国民希望将冲绳归还日本。3个星期后的27日，麦克阿瑟将军对此做出了回答。在对一群美国编辑和发行人发表的，并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宣称“琉球群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没有日本人反对美国保留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况且，冲绳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在芦田和麦克阿瑟都公开地谈到了冲绳，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还没有确定对这个战略岛屿的政策之前——裕仁介入进来，发表了违反宪法的政治声明，在关于日本主权的问题上，支持了日本君主制的保护人麦克阿瑟的观点。
1947年9月20日，裕仁向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威廉·J·西博尔德传达了他关于冲绳的未来的立场。通过他的翻译、经常与GHQ官员沟通的联络员寺崎，天皇请求美国考虑美苏间不断激化的对抗局势，长期延续对冲绳及其他琉球岛屿的军事占领。天皇在作出这个提议时，已经知道了麦克阿瑟关于冲绳地位的最新观点。天皇关于冲绳的想法也完全与日本主流保守政治精英的殖民地心理一致，就像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决不接受非殖民化。早在1945年12月，第89次帝国议会就把冲绳人的选举权，同前日本殖民地台湾人、朝鲜人的一起废除了。因此，当1946年第90次帝国议会开会采纳新“和平”宪法时，没有一个冲绳代表在场。
裕仁的“冲绳口信”证明，他仍继续在国内外政策中秘密起着作用，而这些与宪法规定他应扮演的礼仪性角色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也暗示了他对“（日本）右左两翼集团抬头”的强烈忧虑，因为苏联很有可能利用他们引发的事件。与外务省同样，裕仁也希望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内外继续保留美国军队。同时，或许他也感到在东京审判期间，有必要更加靠近美国以寻求庇护。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口信显示了新的象征天皇制、新宪法第9条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化之间的关联性。
暗杀天皇的谣传
1947年10月10日，正当裕仁在新潟县长冈市巡幸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宣布天皇和产业界都没有战争责任。前一年，基南曾在美国披露“最高政治圈”决定反对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早在几个月前，即1946年3月，裕仁就已经非正式地得知他不会被起诉，现在，基南在日本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即将成为新君主制主要的经济支持者的日本财界领袖们来说，基南的宣告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但是麦克阿瑟对解散日本巨大的产业复合体以及对一定的经济民主化所表示的不衰热情，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喜悦。
与此同时，要求天皇退位和进一步进行宫廷改革的压力仍然存在。1947年10月14日，GHQ再次削减了有皇族地位的宫家数目。对于裕仁及其支持者来说，更加难以接受的消息接踵而至。外相芦田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原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一次会面，田中与首席检察官基南关系密切。田中告诉芦田，基南拒绝把对木户、东乡和东条的交互讯问委托给他人，而是由他本人亲自办理，但是他担心如果天皇、皇后和皇太子在全国巡幸时，行动“太惹人注意”，那么他们的苦心就可能是徒劳。基南打算在审判后拜访天皇，讨论“退位等问题”。田中还说：“麦克阿瑟确信，为了日本国内的安定，为了抑制共产党，君主制也是必要的。”一个月后，1947年11月14日，裕仁第5次会见了麦克阿瑟司令官。他们90分钟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不过很有可能与从前的会面一样，谈论的是具体的政治问题。26日，裕仁出发前往本州西南部的中国地区，进行他本年度最后一次巡幸。
1947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6年以后，战争结束28个月以后——裕仁及其一行来到了遭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因为天皇的到来，街道被特别地清扫过。天皇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的服装，据一澳大利亚人的观察，似乎“是故意选择这样的穿着以免显得太衣冠楚楚”。他看起来“象征着目前日本的逆境，以及坚持下去的决心。”数千名成人和儿童排列等候在长长的、经过审慎计划过的车队进入市区的道路两旁。在最初停车的地方，身穿黑色衣服的战争遗孤跪坐着等候他的到来：
站在他们身旁的是几位母亲，她们的脸上布满疤痕，怀里抱着的孩子程度不同都处于伤残状态。在照相机发出快门声并转动方向拍摄时，人群变得越来越兴奋，天皇手拿着帽子，倾听着这群人简短地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低声说着“啊，是吗”，看起来似乎是在对着一个伸向他的麦克风说话。然后他嘴唇颤抖，简短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他的车中。就在此时，人群变得疯狂。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眼睛发光，除去了脸上漫无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车子前，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遭到群众的推挤和踩踏。没有人触摸到天皇，但是许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继续驶向下一站，在临时开辟的广场上，市长、市府官员和相当于城市现有人口1/4的5万名群众，正等待欢迎他的到来……在这里又看到了动情哭泣的人们……天皇登上讲台……摄影师再一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拍摄。天皇（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宣读了一段简短的讲话……在市政大厅，他爬到了屋顶上，市长拿着地图等在那里，向他展示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天皇准备的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放在一块紫色的绢帕上，但是他没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显地被不安的情绪所压倒，看起来似乎想尽快离开那里。
此时，GHQ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国内外批判以及来自GHQ内部的批判，开始重新评价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的中国地区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报告记录了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他继续记述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他坚持认为天皇“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天皇的视察更像是“政治宣传式的巡视”，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踪他的巡幸中，将他每天都置于公众的视线当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没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强了“传统天皇制的权力和影响”。
肯特没敢因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这样描述天皇的：
神经质到了似乎身体有残疾的地步；他的姿势和动作笨拙而且不协调。他在讲话和行动之前总是很犹豫。如果不是过分的自我意识，那么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他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当对孩子们讲话，或者万岁的呼声非常大的时候，他也微笑过几次。他的衣着甚至也很糟糕。
最后，肯特将造成天皇局促不安的原因归咎于宫内官员的态度。他还举出了两件让他特别恼火的事情，认为责任也在他们身上。一件是天皇在袭击珍珠港6周年纪念日巡幸广岛。另一件是12月11日，巡幸中国地区最后一天发生的“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悬挂太阳旗”。
GHQ迅速采取了行动。1948年1月12日，GHQ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GHQ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非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GHQ还注意到关于暗杀天皇的谣传，其中涉及到对新颁布的外国人登录法不满的所谓朝鲜共产主义者。其实，没有明说的更深的担忧还在于，巡幸非但没有消除天皇已经放弃的神格的所有痕迹，使全体日本民众从臣民意识中解放出来，反而在事实上促进了旧的偶像崇拜。
巡幸活动
1948年元旦，裕仁接受了聚集在皇宫广场的数万名群众的问候。1月中旬，他在皇宫举行了大众性的“皇室新年诗歌朗诵会”（歌会始）。这个活动从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开始举办，伴随着每一次民主主义浪潮的冲击而逐渐向臣下开放，最后向全体国民敞开了门户。参加者按照命题创作和歌提交上去，被选出的最优秀作品在大会上朗读。对于宫廷官僚和天皇制论客来说，这种歌会仪式有利于化解日本国民间的社会和政治分歧。而在现实中，其效果却完全相反。当天皇屈尊听只不过是普通庶民的诗歌以及下层的国民谦卑地聆听天皇的诗歌时，天皇和国民成为一体。因而“歌会始”使保守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价值观得以再生，成为日本国民是无阶级差别的铁板一块这一伪装的再象征。
1948年后期，裕仁进行了慈善捐赠，被大肆宣传。另外，还尝试了三种新形式行幸访问：参加植树节的简短出行，出席体育大会和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民间组织主办的文化、社会活动。
1948年1月，天皇召集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习惯走的“螃蟹步”引发了事件。通常，当天皇通过一个专用的特别入口进入国会议事堂后，他首先在专门的谒见室接见两院领导人。按照传统，进入谒见室的议员径直走到天皇的正前方，深深地鞠躬，然后侧行或倒退步，从最近的出口退出。不让天皇看侧脸或头后部，是为了避免犯不敬之罪。但是1948年1月，当天皇进入那间专门的谒见室，准备接受国会两院议长和副议长的鞠躬时，参议院副议长、社会党员松本治一郎没有露面。后来他对同僚解释说：“我怎么能学螃蟹横着走？他不是已经成人间天皇了吗？”
松井揭露了不符合新宪法秩序的战前习惯是如何仍被固守着的。可是他的勇气不但没有被称赞，反而受到了制裁。他的言行（如记者松浦总三所指出的那样）彻底触犯了吉田茂以及顽固的保守派，后者自1946年“布告事件”以来，一直为争取新刑法恢复不敬罪在运动。很快，在吉田的要求下，松井被GHQ开除了公职，其政治生涯因而一时中断，而在天皇面前的蟹步行仍在继续。
“螃蟹步”事件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对有关新君主制的行为准则作进一步的改革。尽管巡幸活动受到了禁止，主要日报上不再有关于巡幸的报道，但是天皇设法获得民众支持的努力仍在继续；限制君主制的进程同样也在继续。
1948年2月10日，由社会党主导的片山内阁由于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而全体辞职。片山随即就他的辞职向天皇作了汇报，尽管新宪法根本没有这样要求。3月10日，芦田均组成了第二个不稳定的联合内阁。裕仁和以前一样地告诫芦田“有必要对共产党采取措施”。芦田解释说，共产党是合法政党，除非他们进行了不法活动，政府才能起诉他们。他提醒天皇注意，GHQ收到的批判巡幸的信“堆积如山”，正在危及新的君主制。就这样，芦田表明了他将继续片山未成功的宫廷民主化改革的意图。裕仁搬出了他得意的渐进改革的“钟摆理论”，抵抗了近两个月。最终还是被芦田说服，同意罢免了他的高级顾问们。夏天巡幸主要的舞台监督大金、加藤和松平都退出了舞台。
这期间，天皇的威信仍然在受到攻击。4月，战犯法庭休庭，准备最终的判决。关心新君主制未来的知识分子再一次提出了裕仁继续回避因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和他给国民带来的苦难所产生的所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问题。有些人甚至期望他利用审判结束的机会宣布退位。
1948年是日本国内政治在美苏对抗的形势下调整轨道的时期。10月7日，历时7个月的芦田内阁倒台，几天后，更为保守的吉田茂组成了他的第二次内阁。1个月后，东京战犯审判宣告结束。11月12日下午宣布了审判结果。1948年12月23日，在巢鸭监狱，7名被宣判死刑的罪犯被处以绞刑。
第二天，麦克阿瑟释放了关押在监狱或在家软禁但没有起诉的19名A级战犯嫌疑人。其中有1941年签署了对美宣战声明的前国务大臣岸信介；东条和铃木内阁时负责镇压政治异己的警察官僚安倍源基；以及右翼组织的首脑儿玉誉士夫和笹川良一。
之后的几年中，日本政治家和天皇本人要求释放所有被定罪的A、B和C级战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