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苏词的多样风格，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当然，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而且，对这种风格，苏轼是有意识追求的。他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语言方面，苏轼也是“以诗为词”。当然，文人词在形成过程中，本来受了诗的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使词的语言从俚俗浅易转向典雅华丽，而且汲取范围也很小，由此渐渐发展成词所特有的语言风貌。到了苏轼的时代，诗歌语言本身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以诗为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宋诗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像《水龙吟》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乃至《满庭芳》上阕首句“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和下阕首句“云何，当此去”，以及《定风波》末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都是不讲究文字的凝炼和意象的密集，词汇所形成的音顿不太整齐，系连词用得较多，而接近散文甚至口语。这种语言在词调固定的格式中仍然有其节奏感，只是它的音乐性已经不是很强了。但它也使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从单一化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取得摇曳变化、舒卷伸缩的新颖效果。再有，苏轼词中常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如《江神子·江景》“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出于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千秋岁·次韵少游》“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出于《论语》。这种手法虽有时会产生拗涩之弊，却也有引发联想、扩充语言内涵的作用。在诗歌中，这本是常见的，而比较大量地用于词，苏轼却是第一个，对辛弃疾等后代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词这一领域中，苏轼对题材、风格、技巧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他的词作与词的传统出现重大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不少人对苏词，特别对其“以诗为词”的特点提出了批评。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①，李清照则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词论》）。这些意见都是从词的传统标准、传统观念来提出的，而忽视了苏轼使词得到解放，成为与诗文一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的独立文学体裁这一重大意义。即便苏词中有些是“不协音律”即不合适演唱的，也未必是什么毛病。脱离音乐的书面化的词和与音乐紧密配合的词，未尝不可同时存在。
①此语是否出于陈师道，学者颇有怀疑，但仍可以代表对苏词的一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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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宋后期文学
由王安石变法引出的党派之争到哲宗、徽宗时期，已完全失去政见分歧的意义，成为权力场上的勾心斗角，而最终是一批心胸狭窄、善于逢迎的官僚把持了朝政，政治的腐败日渐严重起来。
但在北宋后期直到金人入侵之前，却有一种歌舞升平的气氛。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契丹人的威胁由于其自身的内外问题而减轻了，而逐渐强大的女真人尚未与宋正面对敌；民间虽发生过方腊、宋江等人领导的反抗活动，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从《清明上河图》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北宋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在徽宗时期，这种基础虚弱的繁荣达到了高峰。
这一时代的特点影响着文人的生活与创作。北宋后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苏轼门下，因此都不免一度受到排挤甚至迫害。他们的性格比苏轼要显得软弱，他们的创作也少有苏轼那种自由奔放的气质和恢宏开朗的精神。而在形式与语言技巧方面，他们却更为讲究，抒情内涵便深藏这种讲究之下。而词作为一种与都市生活及士大夫的享乐需求密切关联的文学体裁，在当时繁荣而浮靡的社会风气刺激下得以进一步的发展，语言和技巧也更加圆熟与精美。但其基本格调却不是沿着苏轼所开启的方向，而是更多地沿续传统题材及风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理学与禅宗在当时都很兴盛，对诗歌也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两种学说虽宗旨不同，但都是指向人生而哲理性很强的。诗人把这二种内容引到诗中来，写得不好，往往变成押韵的语录或禅学讲义；但运用得当，也会得到一番自然悠远、理趣盎然的风味。尤其是禅宗，它强调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悟，讲究“活法”，反对教条化的拘泥与模拟，所以在思想方法上对诗人也有一种推进的力量。当时道教也非常兴盛，但它的迷信和粗糙，使士大夫对它不大感兴趣。
这一切，到女真人铁骑南下、北宋灭亡时才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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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新的文坛领袖，他也同样注意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在《答李昭玘书》中他曾说过，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这四人由于苏轼推赏而知名于世、又因他们都曾任馆职，故称之为“苏门四学士”。此外如苏轼之弟苏辙，与苏氏兄弟并称为“二苏三孔”的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苏轼的小同乡、人称“眉山先生”的唐庚，以及李廤、李之仪、陈师道，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的文学影响。在北宋后期，这些苏门人物成了文学领域一支最大的力量。不过，苏轼对文学从不专主一格，更不以齐一天下文风的宗师自居，所以这一群人并不构成宗旨鲜明的文学集团，而是各行其是，各有所长。
在苏门人物中，黄庭坚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在叙及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之前，我们先对其他一些人的诗歌作简单的交待。
秦观以词著名，也写诗。他的诗所反映的生活面较窄，气格柔婉，对景物的观察体验很细腻，语言精致流丽，所以前人常比之以词。如《后山诗话》谓其“诗如词”，《王直方诗话》称其诗可“入小石调”。他有一首著名的绝句《春日》：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写得很柔婉，元好问评之为“女郎诗”（《论诗三十首》）。另有些作品如《泗州东城晚望》，虽也是偏于柔美的，但境界稍为开阔些：
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霏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
孔平仲的诗风与苏轼有些近似，不仅表现相同的人生态度，也学了苏诗散文化的笔法和好发议论的习惯，追求一种广阔高远的境界，如《晚集城楼》：
高楼百尺修木尾，对面南山翠相倚。凭栏谈笑青云里，秋标摩空日色死。海风萧萧东万里，吹襟洗鬓清如水。下视黄埃浊波起，车马纷纭只蝼蚁。
这是一首短篇的古体诗，景象开阔，想象奇异，韵脚和声调又很特别，读起来给人以奇矫的感觉。诗的中心，是从登高望远引出浮世虚幻的哲理，表现一种超越的追求。但是作者缺乏苏轼那种独特的人生感受和妙趣横生的才思，所以诗中的哲理议论显得陈旧而且有些勉强。另如《睡起》后半部分“物不求余随处足，事如能省即心清。山林朝市皆相似，何必崎岖隐钓耕”云云，也是苏轼式的随缘自适的人生观，但说得太抽象太普通。倒是有一首小诗《禾熟》，不着议论，却颇含深意，又饶有情趣：
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
张耒则较多地追溯到白居易、张籍，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写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针砭社会现实的诗篇，如《劳歌》、《八盗》、《田家》、《和晁应之悯农》等。他曾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东山词序》）这话好像有些道理，但某种程度上却与他写诗的粗率有关。张耒的那些政治诗，也主要是表达他的政治观念而非深切的人生感受，所以他很少把这一类诗写得富有形象特征和富有感染力。比较有意思的是一首《有感》：
群儿鞭笞学官府，翁怜痴儿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儿曹相鞭以为戏，翁怒鞭人血满地。等为戏剧谁后先？我笑谓翁儿更贤。
从群儿相鞭为戏引伸到官吏把鞭人出血视为儿戏，角度新颖，讽刺也算得上辛辣。但进一步说，“群儿鞭笞学官府”这一为作者注意到的生活现象，其实本身可以透视出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是由于作者急于转到传统的政治批评主题上，而把这一现象仅仅作为儿童的天真游戏看待了。所以说，即使在这首写得较有特色的诗中，仍然可以看出观念化的写作态度对诗歌的破坏。
在苏门诗人中，黄庭坚的情况与上述诸人不同。他虽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却又与苏轼并称“苏黄”，成为宋诗史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大家。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的父亲黄庶是一位学习杜甫诗风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也擅长写诗，他的第一个妻子的父亲孙觉和第二个妻子的父亲谢师厚也都是诗人，这种环境造就他很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他于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小官和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他的诗受到苏轼的赏识，政治观点也与苏轼相近，仕途生涯因而与新旧党之争纠结在一起。哲宗初年高太后执政废新法时，他被召入京，曾参与修史及贡举方面的工作；哲宗亲政驱逐旧党时，他也被贬斥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哲宗去世后他曾一度起复，但很快又被贬到远在今广西境内的宜州，后来死在那里。有《山谷集》。
黄庭坚与苏轼彼此推重，相知甚深，但在文学观方面，他却不赞同苏轼那种相对纵恣的表现，而常常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他曾自述文学创作的历程并教导外甥洪驹父：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答洪驹父书》）
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他又专门谈到：“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他还批评因诗中“发为讪谤侵陵”，而导致“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的人，认为这是“失诗之旨”的。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些迂腐陈旧的谈论，实际上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心苦楚。北宋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早在熙宁年间，苏轼就因有在诗文中讥讽朝廷的嫌疑被捕受审，险些丧命，而黄庭坚也牵连在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有名的文字狱。到了绍圣年间，黄庭坚在新旧党之争中再度以所谓修《神宗实录》多诬的罪名被贬，所以他不能不在文字方面谨慎小心。前列《答洪驹父书》专门提出以“绍圣”为界，就是关连到政治背景的。而且即便如此，黄庭坚晚年还是因一篇《承天院塔记》被人告发涉嫌诽谤，而流放宜州。所以说，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黄庭坚来说，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这种态度使得黄庭坚诗较少涉及社会政治问题，也较少就个人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出直接的抗争，在抒发内心痛苦的时候，他常常只是就自身来写，而不涉及对立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的愤慨不平被完全消解了，它还是以各种间接的、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黄庭坚的《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有“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二句，他自己的诗歌，也往往透过那种奇峭的风格，来表现情绪的跃动。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谓黄诗“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也清楚地看到他的诗歌语言形式与抒情需要的关系。
当然，黄庭坚的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抒情的需要，也有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作出新的创造的考虑。宋诗到黄庭坚时，已有许多新的发展。但在前辈和同代的著名诗人中，像梅尧臣、欧阳修的或是平淡流贯或是极端散文化的风格，实际上黄庭坚是不喜欢的；苏轼的诗以才气为胜、不主一格，又非一般人所能模仿。而且以前各家，没有人在诗歌的形式和语言技巧方面提出一套可供效行的方法。黄庭坚一直苦心研诗，对杜甫尤为推崇。通过汲取杜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长处，并在自己的立场上总结前人的得失，逐渐形成了他的诗歌风格。而且，他还提出了一整套的“诗法”，使得许多诗人翕然相从。
首先，黄庭坚主张以丰富的书本知识作为写诗的基础，他认为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又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并认为王观复的诗“未能从容”的主要原因是“读书未破万卷”（《跋书柳子厚诗》）。多读书的目的，是积累古人的“佳句善字”，以备检用。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论。
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意：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
对于上述理论的理解，必须和黄庭坚所强调的在语言上去陈反俗的理论结合起来看。就是说，他虽然重视运用书本材料，却强烈反对袭用前人的陈辞滥调。所以，过去诗歌中习见的语汇、意象，在黄庭坚诗里反而是少见的。他用典，喜欢从一些冷僻的书籍中引用；如果是人们熟悉的，他则尽量用得出人意料。譬如《弈棋呈任公渐》中“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