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敏感早在朱元璋身上就表现出来。明初在恢复汉文化传统名义下进行的革除元代旧政的努力，不仅仅反映着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点，是针对着元代由于政治制度的松懈和思想统治的松懈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变化。朱元璋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果毅残暴的开国皇帝，以强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独裁统治。在中央政权，他先后制造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谋反”案，连坐诛杀数万人，几乎杀尽了开国功臣，又借机废除秦汉以来实行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在鼓励垦荒、扶植农业的同时，对最富于活力的东南沿海地区加以残酷打击，以削弱这一地区的力量，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大批地方富豪或被抄没家产，或被迫迁徙，使这一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严重挫折。他还明令“片板不许下海”，用军队封锁海上交通，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以贯彻“重农抑末”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
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明成祖自“靖难之役”中夺得政权，迁都北京，继续推行由太祖确立的治国方针。永乐年间郑和受遣七下“西洋”，远抵波斯湾的霍木兹，确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而且先于哥伦布、麦哲伦航海许多年。但是，撇开成祖的主要目的是否为搜寻失踪了的建文帝不论，这一次航海也带有过于强烈的“宣示国威”的用意，它在开辟海上交通、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应有的价值受到了限制，这样的远航也因此未能继续下去。农业经济的自足性和封建统治者的保守心理使中国在历史机缘的大门前停止了脚步。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朝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而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盛行。这种诗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缺乏宋人的气节。
但社会变革的因素一旦形成，就自有其难以抑制的力量。
在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以后，因元末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乃至更大的发展。自明代前期的后半阶段到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城市再度显现其强大的生机。明初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中有一节写苏州的变化，说明初的景象是“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了成化年间，已经是“迥若异境”；到了他写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间，则“观美日增”，其景象是：
闾阎辐辏，绰褉（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樏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
此后到正德、嘉靖，苏州的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这里开始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出现具有初期资本主义色彩的雇佣劳动关系。如陆粲正德年间写的《庚已编》记苏州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不仅是苏州，邻近的松江、杭州、嘉兴、湖州诸地，纺织业都已相当发达。再如南京的印刷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都在全国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则以资本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著称。大致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过了元末的水平。而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东南地区，但也是在走向繁盛。
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像明初那种比较“清明”的政治，一则依赖于政权对于其官僚阶层的高压控制（太祖时屡次将贪官剥皮），一则依赖于相对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最高统治阶层其实是既不讲“天理”，更不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一套，他们只是拿来对付别人而已。但对于享乐的追求，绝不可能永远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它总是要不断地漫延。当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变得集中以后，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现出它的脆弱性。到明代中期，贪欲滋长、奢靡风行、政治腐败，就成为普遍的现象。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再加上北方蒙古族的不断侵扰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形成内外交困的形势，明王朝的统治已是千疮百孔。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对人欲的适当认可，才能发挥它的制约作用。明代中期出现的王守仁的学说，就是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的努力。王守仁既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明王朝的干练的官员，他的学说包含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从而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正。“心即理”这一唯心主义的命题，既有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性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意味，又通过把封建伦理的基本内涵解释为“人心本来”所有，进一步强调道德内化的要求。王学的另一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王学于明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曾经盛行一时，不同的人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引伸。但它终究对传统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终究也没有为官方所认可。
而另外一些政治地位不高却与市民社会关系更深的文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不是重新设计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冲击陈旧的价值体系，使个性从束缚中获得解放。如生活年代与王守仁相仿的祝允明，“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顾璘《国宝新编·祝允明传》），他的《祝子罪知录》就很有些异端色彩。祝氏的思想颇有些芜杂，但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却是很鲜明的：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甚至排斥整个宋代文化，抨击道学为“伪学”；一是强烈地怀疑权威、反抗旧传统，厌恶人言亦言、缺乏生命活力的精神堕性。他说：“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则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如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比祝允明晚数十年的徐渭，也是以“狂傲”著称的人物。他的思想虽受王守仁学说的启迪和影响，却已超出王学的范围。他把朱熹比之为酷吏，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看作是儒学中粗浅的东西；他一反历来关于“圣人”的观念，提出：“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论中》）既否定了“圣人”固有的神圣性，又提出为社会创造物质利益的重要。这些地方反映出明代社会思想的历史性进步。
我们大致把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松弛有关（洪武朝被杀的高启和永乐朝被杀的方孝孺的遗著，在弘治、正德年间相继刊行，可说明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但这一时期传统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存在，因而文学的进展显得相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鲜的内涵，所以是很值得重视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在文学观方面，李梦阳、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复古”的口号，其意义与元人提倡“复古”相近，主要是为了切断与宋代文学的联系，进而切断与宋代文化主流的联系。毫无疑问，他们对宋代文学及宋代文化的评价存在偏激之处，但需要注意到，在“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杨慎《文字之衰》）的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风气中，这种偏激也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对于当时人来说，抨击宋代文化，实际也就是反对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而只有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文学才有可能恢复它的生机。
以前七子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使文学向着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他们对于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新颖意义的看法。
如李梦阳力倡“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将《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见徐渭《曲序》），在当时实有震聋发聩之力。但由于他们过分拘泥于“古法”，也在创作中留下了模拟的痕迹。
当前七子和吴中四子所掀起的第一个文学高潮过去之后，在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间的对峙。
所谓“唐宋派”，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他们尽管能够指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某些弊病，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文与道的重新合一，因此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就当时文坛的情况来看，唐宋派的努力并无多大实效，但他们却代表着相当强大的传统势力。以反拨唐宋派为主要鹄的的后七子，仍以文学复古为理论旗帜，在拒斥“宋学”侵蚀文学的过程中，他们比前七子更强调文学形式——格、调、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和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他们的文学活动中，宗派立场、门户之见，以及在艺术形式上的模拟倾向，表现得更为特出。当时代思潮进一步朝有利于个性自由的方向演变时，后七子的理论和创作更显得落后于时代。因而，在嘉靖后期，徐渭从与“唐宋派”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立场上对后七子提出严厉的批判，要求抛弃“复古”的理论旗帜，这就揭开了晚明文学的序幕。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
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而《水浒传》刻行之后，受到文人极高的推崇，李开先、陈束乃至“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在两人从事文学的早期——都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词谑》）。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来。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
和元代文人大多因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而投入俗文学领域不同，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