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诤罄吹睦嗨乒适掠泻艽笥跋欤绾痉蚋竟适录傲骸⒆９适碌鹊睦寺嵛玻忌钍艽耸跋臁４送猓耸镅陨钇茫舨梅奔虻玫保峁雇暾舸眨即锏搅撕豪指窀璧淖罡咚健�
第四章 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诗赋与散文
我们这里说的西汉后期，指汉元帝初元元年（前４８）至王莽地皇四年（２３）；东汉前期，指汉光武帝建武元年（２至汉章帝章和二年（８８）。这一百三十多年期间，经历了西汉崩溃和东汉再建的历史变更，但在文学上，仍可视为一个完整的阶段，即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创作）的低谷阶段。这个低谷的形成，是由于武帝时期所确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已经延续了很久，儒家统治思想完全控制了文人阶层。这些文人无不自幼习经，借以获得社会名位。对于他们来说，儒教的伦理纲常成为天地间的最高原则，歌功颂德成为自己的应尽义务，引经据典成为文章写作的首要规矩。在他们身上，既看不到西汉初期文人的那种豪迈气概和浓厚饱满的政治热情，也看不到西汉中期文人那种气吞山河的雄伟气魄和对专制统治的痛苦敏感。同时，文人的身份，也基本上是官僚兼学者的类型，他们的作品风格，以循规蹈矩加上渊博儒雅最为突出。
当然，所谓低谷，并不是说文学毫无成就，也不是毫无发展，只是成就较小而发展较缓。在这个漫长的阶段中，还是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尤其重要的是：到了东汉前期，在沉闷而荒谬的今文经学统治中，还出现了站在古文经学立场反抗正统，具有异端性和批判性的著作。王充的《论衡》，就是其突出的代表。就像在武帝时期正处于高峰状态的文学，因统治思想的确立，已经出现将要走向低谷的苗头，在低谷中，因理性精神的复苏，也预示了文学复苏的征兆。
第一节 五、七言诗的进展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既然西汉前期的乐府民歌中，已经有了《江南》那样完整的五言诗，那么在本时期的乐府民歌中，应该有更多和更成熟的五言诗。只是由于民歌很难判定具体年代，又考虑到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关于乐府民歌的问题放在上一章讨论，而在本节中，只将它作为一个必要的背景提出。
其实，上述看法也可以通过年代明确的民谣来证明。《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是这样的：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另外，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民谣总是使用流行的形式创作的，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
与此相应的，在社会上层，也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的写作。成帝宫中妃嫔班婕妤有一首《怨歌行》（载于《文选》），写得相当出色：
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成帝时乐府非常兴盛，班婕妤（班固的祖姑）又是一位才女，她仿照乐府民歌的风格写出这首诗，是合情合理的。有人疑此诗为伪托，并没有可靠证据。
班固（３２—９２）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活动于东汉明帝、章帝时期。作有五言《咏史》诗：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比较质朴，但叙述还是很简洁的。诗中引进了冷静的理智成分，表现出文人诗的一种特点，在这方面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由于班婕妤的身份比较特别，《怨歌行》又是模拟乐府民歌之作，所以可以认为，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它标志着五言诗体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诗坛，开始全面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后代很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
西汉后期的七言诗没有留下完整的作品。但是，《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据所写内容和用韵情况大体可以推断：这六句当出于一首，诗型当是完整的七言，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也值得注意。东汉前期，据《后汉书》载，杜笃有《七言》，东平王刘苍有《七言别字诗集》，作品无存。另外，《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综合以上情况，大致可以这样说：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七言诗虽仍不兴盛，但一直有若干作者在写作，其形式也正在消除楚辞、楚歌的痕迹，向整齐的七言诗型发展。
附带地说一下楚歌的情况。在本时期中，楚歌的创作已显然式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后期，有息夫躬的《绝命辞》。息夫躬于哀帝时入仕，“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汉书》本传），因作此诗，后果然死于狱中。诗中抒发了在黑暗的政治中所感受到的极大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玄云泱郁将安归兮，鹰隼横厉鸾徘徊兮”，此类悲愤激切的诗句，在当时可算是特异的存在。东汉前期梁鸿的《五噫歌》，则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梁鸿（约２５—约１０４）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初的隐士。他在一次经过京师时作了这首诗：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诗歌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文人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写这样的诗也是需要勇气的。
第二节 辞赋的新特点和新题材
辞赋一直是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依然保持了前一阶段以来旺盛的势头，产生了大量作品。虽然总的成就不如前一阶段，但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变化，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特点和新的题材。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扬雄（前５３—１８）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是继司马相如和王褒之后蜀地出身的又一位杰出文人。他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十二篇，今存《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七篇，及《蜀都赋》、《太玄赋》、《逐贫赋》等几篇残文。他对同乡前辈司马相如宏博绝丽的赋非常倾慕，所作以模拟为主。《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是他的代表作，是模拟《子虚》、《上林》的。但虽是模拟，仍显示了相当高的才华。他的赋不但有司马相如式的宏伟气魄，而且更注意锤炼语言。如“碎轒辒、破穹庐、脑沙漠、髓余吾”（《长杨赋》），这种短促强劲的句子显得很特别，同时又杂以气势道劲的长句，总体上显示出瑰丽奇谲的风格。故向来以“扬、马”并称。赋的形式也有些变化。《甘泉赋》和《河东赋》都以简洁的叙述开头，不用主客对话的陈套。
扬雄晚年改变了对赋的看法，认为赋“劝百讽一”、“劝而不止”，本质上不符合儒家教义。因此转向学术性的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这一转变，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儒家思想统治的深化。
西汉后期还出现了一位女性辞赋家，就是班婕妤。《汉书·王褒传》载：“太子（即汉元帝）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班婕妤是元帝之后的成帝妃嫔，她善于辞赋，除了家庭的文化教养，恐怕同宫中这种风气有关。她所作《自悼赋》，背景与主题均与《怨歌行》相同。以前写宫中女子被冷落的幽怨的赋，有相传为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那是男性的代言体。《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它更为真切地诉说了这一类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有些词汇、意象都是被经常使用的。如其中一节：
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感帷裳兮发红罗，纷釭 縩兮绔素声。
既是宗室又是著名学者的刘向、刘歆父子，都是西汉后期著名的辞赋家。刘向的赋在《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三十三篇，但仅存仿骚体的《九叹》一篇和若干残文。刘歆存有《遂初赋》。
上述西汉后期的主要辞赋家扬雄、刘向、刘歆等人，直到东汉前期的主要辞赋家如班彪、班固、傅毅等人，其身份已经不再是前一阶段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那样专以文学写作为业、侍奉于帝王宫廷的文人；他们或主要是学者，或以官僚兼学者。这一种身份上的变化，在辞赋创作中带来一种新的现象，即为了显示学问，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刘勰指出：“自卿（司马相如）、渊（王褒）以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扬雄）、向（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文心雕龙·才略》）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成句；刘歆的《遂初赋》在纪述行旅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与所经地有关的历史掌故；稍后崔篆的《慰志赋》，更在《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等各种古代经典中摄取辞语和事项，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上述情况，不仅见于辞赋，也见于这一群学者型文人的散文。这一类作品，没有相当的学问涵养是无法读懂的。但是，用典虽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涵量。在西汉后期开始形成的重视用典的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其技巧和效果也日益丰富，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
东汉前期的赋，出现大量的从正面宣扬儒家统治思想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内容。以前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赋，虽然也以儒家思想为表面的立足点，但重心并不在于此；虽然也具有歌颂性，但主要是通过描写外部世界作间接的歌颂，而且具有歌颂国家强大的另一层意义。东汉前期，许多赋家都在作品中进行大量的说教，这已经不是扬雄所批评的“劝百讽一”了。如班固的《答宾戏》，形式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内容却是针对它的批判。他认为战国纵横之士毫无可羡慕之处，生活在大汉王朝才是荣幸的；强调士首先要循正道、守礼义、安本分，散发着一股迂腐的气息。班固、傅毅、崔骃等人作为大将军窦宪的幕僚，又都写了不少直接吹捧窦宪的赋，诸如《窦将军北征颂》、《西征赋》之类。包括班固的《两都赋》，也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依据、以歌颂东汉王朝为基本目的，比较长安与洛阳作为首都的优劣。以上所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需要作为一种背景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人身份的变化，从西汉后期开始而以东汉前期为盛，辞赋在顺应统治者需要的同时，又较多地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情怀，不同于前一阶段宫廷文人大体是迎合君主的喜好创作。在新起的题材纪行赋中，这一特点表现得相当突出。
所谓“纪行赋”，是纪述行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类似的作品，在楚辞中可以看到《涉江》、《哀郢》，但其纪行的意义尚不突出，抒情的内容也不是主要以行旅过程为转移的；在司马相如作品中有《哀二世赋》，但其篇制非常短小，纪行的意义同样并不突出。现在最早的纪行赋，当数刘歆的《遂初赋》；至东汉前期，则出现了纪行赋的名作——班彪的《北征赋》。由于纪行的题材，既易于发挥辞赋传统的铺写特长，又便于抒发感思，自由灵活，以后就成为辞赋的重要题材之一，产生了不少重要的作品。
刘歆的《遂初赋》，是他在哀帝年间自河内太守徙为五原太守时所作。当时西汉已处于衰微状态，刘歆本人又感到不得志。在这篇赋中，他一面叙述行程，一面回顾与所经历地点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借以抒发怀古伤今之情，又参以景色的描绘。内容相当丰富，线索却非常清楚，这正是纪行赋的优越之处。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固之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作有《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是后来班固写作《汉书》的重要基础。《北征赋》纪述他在西汉末的动乱中离长安至天水避乱的行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则显得清新自然：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恨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