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鹞雀赋》用对话形式写一个动物寓言，是赋作中很少见的；三是抒情性强，与作者的生活、思想关系密切；四是语言华丽而流畅，没有堆砌辞藻的弊病。
《洛神赋》是曹植的代表作。内容虚构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对此篇的寓意，猜测很多，但都无法确实证明。按在曹植以前，陈琳、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都是模仿旧传宋玉所作《神女赋》、《高唐赋》，可见这一题材在当时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赋》，当也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恐怕他只是假托一个神话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华到诗意的完美形态。比较前人所作，《洛神赋》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意缱绻却又因人神殊途而无法交接的惆怅哀怨，避免了这一类作品中常见的掩盖在神话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调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神女容貌、情态的刻画，非常细致生动，为前所未有。如开头一节：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这里用了一连串最为美好、灵动的形象来比喻神女，华丽的语言中充满生气，给读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满足。
二、建安诸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孔融（１５３—２０８）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曾为北海相。有《孔北海集》。曹操奉献帝都许昌，特意征召他为少府。孔融出身高贵，才智过人，又长期浸染于汉末清流的风气之中，养成了孤傲狂放、尖锐彰露的性格，喜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他不满于曹操的野心，常借题挖苦、嘲讽，最终被曹操杀害。曹丕评他的文章，说是“体气高妙”，这是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个性，思想机警；又说“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杂以嘲戏”，这是因为孔融往往并不是完密地论述问题，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所以辞锋犀利而理不周全。从个性强烈这一点来说，孔融的创作与建安之风还是一致的。不过，他的作品留存很少，主要是几篇书札、杂论①。其中《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二篇较有名。前者指责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后者写作时间较早，他与曹操的关系还没有明显恶化，内容又是请曹操救助其友人盛宪（字孝章），故辞气较委婉。文章从为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打动曹操，语言简洁，感情真实，恳切之中又不失身份，确可当“体气高妙”之评，却并无“理不胜词”之病。
……………………
①以前系于孔融名下的《杂诗》，经学者考证，非其所作。
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后归曹操。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第一首作于从关中到荆州时，记下了战祸的惨况：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路有饥妇人”一节，采用乐府民歌的手法，以具体而典型的情节，刻画出乱离的惨状，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结，使诗意深入一层。《七哀》之二作于荆州，写漂泊之中思乡怀归的心情，主要通过写景来衬托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汲取了辞赋的长处。王粲诗的某些特点与曹植相似，如喜用对仗，辞采华丽。《七哀》之二的写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对仗的。
从写作时间来说，他运用这一修辞手段还早于曹植。《杂诗》中“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之类的诗句，可以明显看出追求华美的倾向。
王粲当时即以擅长辞赋著称，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断。完整的只有《登楼赋》，是在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较好的作品，有代刘表所作的《与袁谭书》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等。
刘桢（？—２１７）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所作语言简洁，注重气势。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大约是因为这些诗多抒发个人情怀，而表现出高远的志趣。如《赠从弟》三首之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陈琳（？—２１７）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２１２）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民歌，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阮瑀另外有几篇风格不同而颇值得注意的诗，如一首佚题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这些都是从普遍的意义来写人生的可悲，认为不幸是生命的最终结局，思想和曹植后期的诗有些相似。这显然也是正始文学的先导。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诗，多有“忧生之嗟”（《文选》李善注语），与其父不无关系。
七子中的徐幹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钦的《定情》诗，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响。
三、建安诸子以外的作者
通常所言建安文学，主要是指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文人的创作。但此外还有一些作者，是应当注意的。
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较高修养。汉末军阀混战中，被董卓的军队掳走，后流落到南匈奴，滞留十二年，生有二子。曹操与蔡邕为旧交，遂出资将她赎回，重嫁董祀。今传署名为她所作的诗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伪问题都有争议。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确为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系后人伪托。
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将纪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写出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以强烈的感情，真实的笔触，反映出那一可惊可怖可痛可泣的社会情状，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动。如记述董卓军队掳掠平民的一节：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里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细致的描写，深刻有力，触目惊心。又如记述自己与亲儿永别，准备回国的一节：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一面是久别的故国，一面是亲生骨肉，不能两全。这种选择，确实令人肝肠寸断。孩子一连串的责问，使诗中的感情气氛显得无比沉重。
从写作特点来说，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与曹魏鼎峙的东吴、蜀汉，文学都不发达。但诸葛亮的《出师表》，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诸葛亮（１８１—２３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县南）人。他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任丞相，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蜀后主建兴五年（２２７），诸葛亮准备从汉中出兵北伐曹魏，临行时向刘禅上这篇奏疏，劝诫他尊贤纳谏，推荐朝中可以信赖的大臣，并陈述自己的心迹和志向。通常臣下写给皇帝的奏疏，多谀美恭谨之辞，写作很拘束。但诸葛亮受刘备遗命辅佐刘禅，位高权重，所以能够畅所欲言。此表虽无意为文，而感情自然真淳，既有谆谆叮嘱、反复教导的意味，又不失忠诚恳切的态度，成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内心表白，在奏疏文中颇为难得。此外，还有一篇题名为诸葛亮作的《后出师表》，一般认为出于后人的伪托。
第二节 正始诗文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２４０—２４９），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２６５）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说过，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二次均以病免归。司马懿执政，召为其太傅府从事中郎，以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之为“阮步兵”。阮籍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晋书》本传），自视很高，世人对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马懿请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种借招纳名流以扩大自己声望的手段。但随着司马氏篡权图谋的显露，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能放弃了往日的雄心。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司马氏集团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不仅不能公开反对，而且身为司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漩涡而无法摆脱。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违心之事，多少维护了个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导致杀身之祸。但这对英锐高傲、思想警敏、个性强烈的阮籍来说，实在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