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后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此时，唐王朝受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最后打击，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这给士大夫的心理以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欲又在他们心中萌生，儒学精神再一次被捡起来当作救世之方。这一种短暂而徒劳的努力，在文学中也留下深深的烙印。在散文方面，是古文运动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重新抬头，散体文又一次受到重视，并且，其内容因失望而变得更尖锐，表现出强烈的讽刺与批判性。在诗歌方面，则是向两端发展：文人们一方面重提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并且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时代无可奈何地衰落，而消沉地追寻个人心理的平静，因此写出许多散发着哀愁迟暮之气的山水诗。这种情况常常是出现在同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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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杜牧与许浑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后来长期在各方镇为幕僚，武宗会昌以后，曾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年间回长安任职，官至中书舍人。有《樊川文集》。
杜牧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杜佑，为三朝宰相兼名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对于他的人生理想也很有影响，他在《上李中丞书》中说，自己关心的是“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曾写过《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论文，曾注过《孙子》十三篇，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方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
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这件千孔百疮的衣裳补好了，何况他在中进士后十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州官。因此，他时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岁时在池州刺史任上，还发出“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春末题池州弄水亭》）的牢骚，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风流文人的身份，流连于酒市妓楼。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所谓“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书》）式的懒散颓废，与他心中时时想参政治世的雄心壮志，正好完整地表现了杜牧的心灵。
史学世家的遗风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那里没有机会像他祖父那样施展于实际政务或历史著述，却在他的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一些登临咏怀之作，别人写来大抵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写来，却常常融合了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总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如《润州二首》之一：
句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又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而另外一些咏史诗中，他的感触就更为明显了：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前者喟叹朝代兴亡变化，岁月倏忽变幻，后者感慨执政者的荒淫糊涂和世人的居安忘危，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他心底的悲凉。此外，还有不少咏史诗都很出色，最著名的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讽刺天子的荒唐，“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感慨历史变化的难以把握等等，都表现着他透过历史对现实的关注。
怀古伤今，是不甘沉沦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家世门风的传统和实现理想的抱负所合成的力量在杜牧诗歌中的表现。
然而，当时代的衰颓和自身的怀才不遇使他感到无可奈何时，他也常常以自我旷放来寻求解脱，希望有一种闲适的生活和恬静的心境，在《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中他说：
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看著白苹芽欲吐，雪舟相访胜闲行。
在《九日齐山登高》中又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这些诗中一面显着洒脱无羁和看破红尘似的高逸情致，一面又透出诗人内心的痛苦。尤如那黄昏落日不可挽回，世事和人生都很难勉强，还不如在一时的良辰美景中沉醉，这正是哀中生喜。在《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中，我们更能看出他的心境：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其实杜牧胸怀大志，常以韬略自负，又何尝甘于枯守淡泊？当他自称以“无能”为“有味”，说要逍遥江海的同时，却又恋恋不舍地回望唐太宗的陵墓，遥想那辉煌的贞观盛世。
不过，由于杜牧习惯从广大的历史上看待现实问题和个人遭遇，性格也比较豪爽开朗，他的诗中虽然有颓唐的成份，却并不显得局促阴暗，相反，无论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能在忧郁中透出高朗爽健、意气风发、俊逸明丽的气格，这一点有些像刘禹锡。前面举出的诗可以看出这种特点，下面再录两首写景诗：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长安秋望》）
虽然写的都是秋景，却没有这一类诗常见的衰飒暗淡，倒有些明亮和高朗。
据《云溪友议》载，杜牧曾指责白居易“诗体舛杂”，在杜牧本人所写《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也曾借李戡之口说元白体诗“纤艳不逞”、“淫言媟语”；而他应命给李贺诗集写序时又暗示说，李贺诗虽然奇丽谲诡，想象力丰富，但与《楚辞》比起来，“理”不及而“辞”过之（《李贺集序》），也就是诗缺乏思想而过分注重文辞。要革除这两方面的弊病，自然应该是在内容上要“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心”（同上），而在艺术上则要“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应该力求“高绝”（《献诗启》）。的确，他的诗风既没有元白诗平易滑俗的毛病，也不像李贺那样雕琢鑱刻，以艳险奇丽取胜。由于杜牧说过“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读韩杜集》）这样的话，并写有《杜秋娘诗》及《大雨行》这样颇似杜甫、韩愈风格的诗，一般认为他受杜、韩的影响较深。但是，从杜牧所擅长的七律、七绝的语言艺术上来看，他有杜甫那种讲究顿挫抑扬、开合回环的声律与布局的特点，但又不像杜甫那么沉郁浑厚，更多地有一种高朗俊逸的气质；而对于韩愈诗较为流畅轻灵的一面，杜牧确有所吸取，而对其最具有强烈特征的奇崛怪异的风格，杜牧却没怎么采纳。他的诗以七绝最为人称道，其次是七律。
总体上说，是以明丽的意象和俊逸的气骨，加上他特有的历史感所形成的诗的深远开阔的视野，构成了其诗歌的特殊境界。
杜牧与许浑是朋友，杜牧集中又混入了很多许浑的诗，从这点看许浑的诗风似乎和杜牧相似，后世也常有这种看法。其实，他们的诗风还是有显著差别。
许浑字用晦，丹阳（今属江苏）人，大和六年（832）进士，当过睦州、郢州刺史。有《丁卯集》。他的诗作今存很多，超过了李商隐和杜牧，而且全为律、绝。在擅长七律七绝，和格律圆熟、布局谨严、用字精工、诗意警拔等特点上，他的诗确有些像杜牧，如下面两首，是为人熟悉的名作：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合兵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金陵怀古》）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咸阳城东楼》）
但从总体上说，许浑缺乏杜牧那种对现实的自觉关注，也没有杜牧那种刚健高朗的性格，追寻旷逸闲适、逃避社会的思想在他诗中显得更特出。所以，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咏史诗，如“荒台麋鹿争新草，空苑凫鹜占浅莎”（《姑苏怀古》），“行殿有基荒荠合，陵园无主野棠开”（《凌歊台》）之类，但他并不像杜牧，在叹息的同时还事有批判意味，而是情绪更偏于消沉，一味哀叹岁华变迁，给人以灰暗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大量地写的是消极恬退的闲适诗。
从艺术角度来看，正因为他反复咏叹个人境遇和描写闲适的生活，诗的内容很单调，虽然技巧娴熟，意境却容易重复。像“扣舷滩鸟没，移棹草虫鸣”（《送同年崔先辈》），“鱼沉秋水静，鸟宿暮山空”（《忆长洲》），这种以鸟禽虫鱼来点缀的句子单独地看还不错，写多了就成了俗套，后人所谓“许浑千首湿”（《苕溪渔隐丛话》引《桐江诗话》）的说法，就是对他总是重复地用“水”、“雨”之类景物构成诗境的讽刺。
另外，张祜也是一位与杜牧相友善、诗风也与之相近的诗人。他的一首《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以短短二十字，写出宫中女子积郁难遣的深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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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商隐
可以说，晚唐诗以李商隐为代表，在盛唐诗、中唐诗之后，开创了唐诗的第三重境界。从这三重境界前后相续的轨迹中可以看出，第一，随着时代的盛衰变化，诗人的心理由宏放开朗转为沉潜细腻，诗歌情感由清晰转为隐晦，气势由张扬转为收敛；第二，随着诗歌技巧的发展，语言由通脱平易变得越加雕琢邃密，结构由自然舒展变得精致工细；第三，随着文人士大夫生活面缩小和对现实的失望，诗的内容由主要向外部世界摄取转为更多向内心体验搜寻。但尽管这第三重境界在气概上不免有衰飒式微之感，但从诗歌发展角度看，它毕竟峰回路转，通过向内心世界的深入，别开了一个新的诗歌天地。在艺术上，它有它的特别之处，那就是近体诗语言技巧的精细绵密，情感表达方式的纡徐含蓄，结构布局的敛约回环，意境的深邃朦胧。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少年得志，却长期沉沦下僚，一生为寄人篱下的文墨小吏。有《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的思想具有一些反传统的倾向，尤其在文学上，他反对儒家道统对文学的统治权力。在《上崔华州书》中，李商隐明白表示不喜欢“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论调，他认为“道”并不是周公、孔子的专利品，也没有古今之分，自己与周、孔都能施行，所以，自己写文章“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即直抒胸臆。他又在《献相国京兆公启》中说：
“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故阴惨阳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厥源数千。”总之在他心目中，在文学中最重要的是个人活生生的思想情感。这些观点，在唐代具有少见的透彻和真率。
同杜牧一样，李商隐的人生理想仍是士大夫的传统模式，相信由仕进为宦而治天下是人生首要的责任，而且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的许多由个人真实情感而发的政治诗，实际上要比那些从功利观念出发的诗人的作品更有激情。如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发生后，他曾写了《有感二首》、《重有感》来惋惜诛杀宦官的失败；在正直文人刘蕡去世时，也曾写了《哭刘蕡》、《哭刘司户蕡》、《哭刘司户二首》，一再叹息“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平时，他也常常在诗中借古讽今，抨击君主的荒唐误国（如《南朝》、《齐宫词》、《隋宫》），斥责藩镇割据（如《韩碑》、《随师东》、《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悯叹民不聊生（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但社会本身的衰败和个人潦倒的遭遇，又使他深感失望与愤慨，因而在诗中发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那样借古人自况怀才不遇的感叹，而“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风雨》），则更有一种孤孑而衰飒的意味了。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造成他心中的难堪、忧郁与痛苦。正如崔珏《哭李商隐》所言：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在个人生活方面，李商隐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据说，他早年曾苦恋过一个女道士，并且可能有其他的恋爱经历，但都没有结果；婚后，他与妻子感情极好，然而妻子又在他三十九岁时去世。因此，在他心灵中，爱情带来的痛苦也是极深的。
政治上的失意潦倒，生活经历中爱而不得和得而复失的悲哀，使李商隐常被一种感伤抑郁的情绪纠结包裹，这种感情基调影响了他的审美情趣。从文学渊源来说，在最能代表李商隐风格的那些诗中，不难看出他吸收了六朝骈文用典精巧、秾丽绵密的特点，杜甫近体诗音律严整的成就，韩愈、李贺等人炼字着色瑰奇新颖的长处；但由于自身情感基调与审美情趣的原因，也出于大诗人对艺术独创性的追求，他把前人的这些特点融汇再造为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擅长用精美华丽的语言，含蓄曲折的表现方式，回环往复的结构，构成朦胧幽深的意境，来表现心灵深处的情绪与感受。在他的无题诗（包括以篇首数字为题而实际仍为无题的诗）中，这种特点尤其显著。
在李商隐的诗中，意象、结构、意境都是非常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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