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政府也是这些企业的大客户。
只不过，有一点不能忽略。
这就是，按照中国政府出台的规定，任何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建厂，都至少要与一家中国本土企业合作，而且中国本土企业所占股份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那一百多座工厂中，有一半以上的股份属于中国的民族企业。如此一来，大批中国民族企业在这场战争中捞到了第一桶金。
当然，精明的不仅仅是德国企业家。
在德企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时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企业也不敢落后，甚至连日本企业也想分上一羹。
两年间，西方企业在华开办的工厂就达到子近三百家。
这是个什么感念？
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底的三年间，外资企业在华开办的工厂，总共不到一百家！
如果以开办工厂的速度为准，那么这两年的发展，相当于以往九年。
要是算上其他因素，这两年间取得的成就，恐怕相当于平常情况下十年、甚至二十年。
当时，中国获得的不仅仅是大批工厂，还获得了其他好处。比如，在这些工厂里劳作的工人超过了一百万，算上民族企业、手工作坊的工人，中国的工人队伍达到五百万，总量甚至超过了荷兰、西班牙与意大利。
工人队伍发展壮大，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国民素质整体提升。
要知道，产业工人都受过基本教育，哪怕是成年后的教育，才能掌握劳动技能，而教育本身就能提高人的素质。
二十年后，这些工人将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动力源泉。
此外，还有一个让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好处。
这就是，通过与外资企业合作，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准大幅度提高，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在此之前，中国工业的核心是纺织业等轻工业。
说白了，轻工业的技术含量非常低，而且对国家、特别是军事实力的贡献很有限，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靠轻工业起家。即便是当年的英国，也是利再由重工业支撑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其他国家的国门，才让强大的轻工业获得了发挥的机会，从而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关键一步。
因为国际环境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中国不可能走英国的发展道路。
对中国来说，首先就应该把重工业搞起来。
事实上，这也是冯承乾一直强调的重点。
问题是，发展重工业，除了需要巨额投资，还需要先进技术。
拿建造战舰来说，仅仅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钢铁还不够，还必须拥有能够用来生产装甲钢的轧机、生产大口径火炮的áng、生产炮弹的炸药厂等等，没有这些，就算有足够的钢铁产量也建造不出强大的战舰。
可惜的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些技术都是国家的根本。
没有绝对必要，根本不可能转让给其他国家。
别的不说，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关系非同一般，冯承乾与德皇的关系、宋靖国与德国企业的关系都非常良好，但是在技术转让上，德意志第二帝国依然留了一手，根本就不愿意为中国提供先进技术。
所幸的是，八国干俄战争，让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得不做出让步。
这里面，各种新式战争武器的出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大战中，坦克就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结果就是，在八国干俄的时候，德军投入了数百辆坦克。问题是，坦克技术还不完善，除了对战场环境要求较高之外，在正常使用中都非常容易出故障。显然，不可能把所有坦克都运回德意志第二帝国进行维修，因为来回运送都需要花上几个月，等到修好再送回来，早就错过战机了。如此一来，只能就地维修，也就得在中国开办坦克维修厂。一九二一年底，
克虏伯公司就在哈尔滨开办了一家专门用来维修坦克的工厂。虽然当时这家工厂只有维修能力，但是利用这个机会，由宋靖国精心挑选的一批工程师偷师学艺，甚至对坦克的一些零部件进行了逆向测绘。两年之后，这家工厂就组装了第一辆坦克，并且在一九三零年之前完成了第一种坦克的设计工作，在一九三三年就制造出了第一辆全新的坦克。
这家工厂，后来就是非常有名的北方重工集团。
要知道，在后来的大战中，北方重工集团生产了数万辆坦克，其坦克产量占到了中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
因为师承德意志第二帝国，所以北方重工设计生产的坦克，有很浓烈的德国色彩。
除了坦克，还有一种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的作战武器。
这就是飞机。
在大战中，飞机的应用范围比坦克还要广泛，并且在大战期间细化，出现了战斗机、侦察机、轰炸机等各种机型，而且飞机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广泛认同，并且在战后成为各国争相发展的主战兵器。
干俄战争期间，除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投入了数百架飞机，其他七个国家也总共投入了一千多架飞机。
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飞机，航程都非常有限。
当时，除了日本投入的飞机能够经朝鲜飞回日，或者是运回日本进行维修，其他七个国泉的飞机都的就地维修。
结果就是，在一九二一年，德美英企业在长春、沈阳与锦州各开办了一家飞机维修厂。
虽然这些工厂最初只能维修飞机，但是与克虏伯的坦克维修厂一样，参与维修的中国工程师趁此机会学到了很多先进技术。在美国
ō音公司的飞机维修厂，中国工程师冯如甚至拿到了一套战斗机的图纸。
有趣的是，干俄战争结束后，因为经营不善，
ō音公司把沈阳的飞机维修厂卖给了合伙的中国企业。后来，这家企业改组成为“沈阳飞机设计生产公司”、也就是有名的沈飞，而该企业在下一场大战中，是中国产量最大的飞机制造厂，总共生产了近十万架飞机，占中国飞机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
因为师承美国，所以沈飞设计制造的飞机，带有很浓烈的美国色彩。
除了技术方面的收获，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好处。
别忘了，工业发展离不开交通。
在两年干俄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完成了东北地区的道路与铁路交通网规划工作，并且启动了东北铁路网修建工程。虽然在干俄战争结束的时候，只修建了不到五百公里，但是在随后二十年，东北铁路网成为了中国最有效的铁路交通系统，并且以此使东北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区。
当然，这也与东北的委源有关。
干俄战争结束不久，铁岭就发现了一座储量惊人的矿山，随后又发现了煤矿、铜矿等矿藏。到一九二五年，随着大庆油田被发现，东北地区获得了成为重工业集中地的所有资源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东北的资源布局，最有利于成为重工业中心。
虽然山西的煤矿最多，但是没有铁矿与石油。虽然天津有石油，但是没有其他资源。虽然四川发现了天然气、还探明了不少煤矿，但是交通极不便利。虽然江西有煤、铁、铜等战略资源，但是没有石油，而且交通也不便利。
可以说，只有东北才具备所有资源条件。
欠缺的，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
也正是如此，在东北修建交通网，特别是铁路网，成为干俄战争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
第八章 三权
借助发展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冯承乾提出，应该由政府进行全面规划，并且以时间年限为标准。
由此，中国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二年底，出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五年计划在布尔什维克俄国之前。因为到一九二四年，布尔什维克政权才基本上铲除了国内残余的白俄势力，要到一九二七年，布尔什维克政权才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与工业发展才算走上正轨。
更重要的是，利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需求较为稳定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的直接利益就是，众多民族企业不再需要盯着海外市场、以及来自政府与军队的订单，依靠基础建设所产生的庞大内需，就能稳步发展，甚至能够获得比出口更大的好处。
间接好处就是，中国市场变得更有吸引力。
别的不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仅东北地区就要修建总长度为二千四百公里的两条铁路干线，而这两条铁路线的总投资超过三百亿华元，能够产生数十亿华元的利润，带动上百万个就业岗位。
第一个五年规划出台之后，冯承乾把注意力转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
一九二三年初，在冯承乾的推动下，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有限制的全民选举，并且按照临时宪法规定，在此基础上产生国民议会。在国民议会成立之后，将进行第一次具有法律意义的大选。
在政治体制上，冯承乾选择了美国模式，而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模式。
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到一九二三年的时候，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议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由德皇任命的首相仅仅向德皇负责，而普鲁士政府主宰着德意志联邦，而在德意志联邦名下的议会，连监督机构都算不上，最多只能出台与提交一些毫无意义的法案。
说白了，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德皇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虽然在大战结束之后，德皇也开始进行改革，但是受到来自帝国内部的阻力，特别是把持着帝国经济命脉的容克集团的反对，政治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连支持政治比革的贝特曼都在一九二零年被迫辞职。
至于英国模式，根本没就没有学的价值。
原因很简单，英国不管是在人口数窭上、还是在国土面积上，最多只算得上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国家，根本无法与中美相比。
从实际国情出发，能学的也就只能美国模式了。
正是如此，临时宪法明确规定，国民议会实行上下两院制。上议院由各个省级行政区各选举产生两名议员，每界任期四年，每两年进行一次选举，更换半数议员。下议院由各个省的人口数量决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次调整各省的议员数量，每界任期两年，每两年进行一次选举。
在权力分配上，下议员略高于上议院，即下议院与上议院都有权否决对方通过的法案，但是只有下议院有权力启动弹劾总统的程序，并且得在三分之二的议员投赞成票之后，才能弹劾总统。除此之外，下议员推选出来的议长，为国家第三号领导人，地位仅此于总统与副总统。
从根本上讲，国会为立法机构。
在行政机构上，总统自然为首。
最初的时候，冯承乾没有打算仿照美国，即通过直选的方式产生总统，而是打算采取英国模式，由国会推举产生总统。冯承乾这么想的原因很简单，即中国还没有进行全民直选的文化与思想基础，百分之九十九的国民甚至不知道选票是什么东西，也就不可能知道选举权的重要性。
只是，在与参与临时宪法制定工作的民间代表商计之后，冯承乾认识到，他之前的观点太肤浅了。
不可否认，在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确实不具备直选的基础。
问题是，谁能否认，在几十年之后，也不具备直选的基础？
更何况，美国的政治体制形成的时候，照样有很多国民不知道选举为何物，甚至有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参与选举。可是仅仅几十年之后，绝大部分美国人就认识到，选举权是公民手里最重要的权利。
任何一套制度，在建立初期，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关键就是，制度本身有没有自我完善的机制，会不会在发展之中，不断的修补自身存在的漏洞。
显然，直选比间接选举有更强的生命力。
说得简单一些，直选就是把权力交给所有人，而间接选举。将不可避免的让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最终，冯承乾决定采用直选。
只是，第一次全民大选没有定在一九二三年，而是定在一九二八年。
原因很简单，一九二三年底，国民议会成立之后，百分之百的议员表示拥戴吴铁生与冯承乾组建中央政府，并且推举吴铁生为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甚至还有多数议员提出应该由冯承乾担任总统。
当然，冯承乾没有跟吴铁生争总统的位置，甚至没有成为副总统。
只是，在国民议会议员的全力支持下，立即进行全民大选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也正是如此，才由吴铁生继续担任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任期为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吴铁生的任期届满之前，再进行全民选举。
随后，在正式出台的宪法中，对全民选举做了明确规定。
说得简单一些，在总统选举中，参选人必须获得总选票的半数以上、以及在半数以上的省份中获得多数选票，才能当选。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没有达成，选举就将作废，并且再次进行大选。
有选举，也就有政党。
一九二四年“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宣告成立。
虽然冯承乾不想抛头露面，认为理应由吴铁生担任党魁，但是吴铁生坚决不干，而且明确提出，既然是效仿美国的政治模式，而在美国，总统并不是党魁，因此不能由他来担任党魁。
最终，冯承乾成为了“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首任党魁。
到此，构成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三大要素中，已有两个娄立并且完善。
剩下的，就是司法权了。
在这方面，冯承乾也是向美国学习，即成立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
按照临时宪法、以及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规定，最高法院由七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名大法官为最高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上拥有三张决定票，而另外六名大法官都只有一张决定票。七名法官的产生方法，主要由国民议会提名与推举产生，只有最高法官需要获得总统的直接任命。
这样设置，实际上是在国民议会与总统之间实现司法权的平衡。
当然，七名大法官都是终生制，在获得最任命之后，不向任何人负责，有七名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官团，具有对除宪法之外所有法律法规条款的司法解释权，即大法官团做出的司法解释就是最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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